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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底编订的《华盖集》第一次集中体现了鲁迅杂文的典型形态。就是在关于它的自述中，鲁迅的文字也第一次从自谦自嘲转为了理直气壮的自我申明，而且这些申明的文字直接挑战了中国文人的文学观念。鲁迅写到，这样的文字虽然反映了他“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16)一个“陪”字生动地描绘出“中国文人”的内在精神匮乏：那种失去自身主体性、只能成为他者文化附庸的尴尬。相反，瘢痕、凝血、花纹，这就是人生的印记，布满这些印记的文字当然就是生命中生长的文学——一个能够让鲁迅为之歌哭，为之激愤，为之辗转沉吟的文字，还不是生命“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17)吗? 越到后来，鲁迅对作为文体的“杂文”越发自信，语气中充满了倔强、固执与笃定。1935年12月，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里，鲁迅回溯历史，用整整一大段的篇幅为“杂文”正名：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18) 至此，鲁迅的杂文观与文学观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杂文不再是无奈的选择，不是文字的边角余料，它本来就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关乎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华盖集》之后，鲁迅对杂文的自我欣赏越来越溢于言表，他不断将自己对人生的敏锐的感触纳入视野，将自己丰富的观察和盘托出。1930年代初出版的几本杂文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甚至以他人对自己的攻击作为书名，显示了鲁迅此时对自身文字力量的充分信心。 在1933年10月结集出版的《伪自由书》里，鲁迅将文中涉及到的论争材料一并收入，以便清晰展示这些文字的渊源，读者因此有机会“以见上海有些所谓文学家的笔战，是怎样的东西，和我的短评本身，有什么关系。”(19)1934年12月结集出版的《准风月谈》、1936年6月出版的《花边文学》也是如此，鲁迅“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20)1937年出版的《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都做了类似的处理。鲁迅自述说：“即此写了下来的几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而现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尊脸来，看看暗中，写它几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21)鲁迅杂文就是在“围剿”中成长起来的，围剿就是它的语境，而反围剿则昭示了一种新的文学精神的力量。 杂文，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了鲁迅挑战现存制度、捍卫社会权利的主要的文学表达式。鲁迅不仅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它，而且还有意识地向读者展示它独特的文学价值，有意识地推动它进入文学接受的世界，改变我们习见的文学格局。 从“大文学视野”考察鲁迅杂文，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发现鲁迅的文学史意义和独特的价值，而且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都有启发。 “大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方向，它既是指一般文学作品中自然蕴含的“纯艺术”目标之外的丰富的内容，也是指其他与文学相关的理论、批评甚至思想表述的形态，这些形态也许无法用传统的“文学”文体加以定位，但是它们却在整体上构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关怀、生命理想、人生信仰的一部分，它们或许相对枯燥，但也在思想的深层流淌着重大的文化关怀，它们或许不那么艺术，但却是直指当代生存的根本问题。实际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虽然大都论述过文学的独立性，但涉及到文学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却少有否认和排斥者，作为运动领袖的胡适在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追问时更是倾向于一种宽泛意义的文学观：“我不承认什么‘纯文’与‘杂文’。无论什么文(纯文与杂文，韵文与非韵文)都可分作‘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两项。”(22)后来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关于“为人生”与“为艺术”之争自然也不是人生/艺术的二元对立之争，无论哪一方都看重“人生”，同时也向往“艺术”，现代中国的文学家们在一开始就意识到了纯粹的艺术目标并不能有效传达他们对于现代中国问题的整体关怀，对“文学”理解在相当多的时候是不能不纳入到对现实人生的整体关注之中的。 虽然如此，这“文学之内”的艺术目标究竟怎样才能与“文学之外”的广大的关怀结合起来呢?或者说，“结合”之后的形态究竟是从属于“文学”还是“社会政治”呢?现代中国文学却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态度，在相当多的时候，人们还倾向于将两者的关系视作某种紧张的对立，并且因为迁就于现实社会的需要而最终牺牲乃至放弃了文学的艺术目标。相对于这些紧张对立的选择，一度充满争议的鲁迅杂文其实最少艺术内部的紧张感，因为，当鲁迅不断对习见的“文学”概念加以质疑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全新的文学话语的重建，这是一种自觉地包孕了现实人生内涵的话语，但又不是以放弃文学的艺术方式为代价的，一句话，它突破了现代中国的“文学”边界，更为博大和宽广，但再博大再宽广的文字，也依然遵循了“文学”的基本规则：个体性、情感性与主体性。在现代中国“大文学”的建构中，鲁迅的姿态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注释： ①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初版。 ②杨义先生近年来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往往从单一的“现代性”视野出发，遗落了大量丰富的文学现象(包括通俗文学、旧体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等)，提出扩大文学视野的“大文学”主张，虽然这里的“大”与本文重心未必全然相同，但突破既有研究的狭窄视野，却是我们共同的指向。(参见杨义：《以大文学观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湖北大学学报》2013年3期)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附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鲁迅全集》第6卷，第213页。 ④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鲁迅全集》第6卷，第405页。 ⑤鲁迅：《而已集?〈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3卷，第547页。 ⑥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是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3卷，第244页。 ⑦鲁迅：《华盖集续编?新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第292页。 ⑧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28页。 ⑨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4页。 ⑩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82页。 (11)鲁迅曾云：“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见《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页。 (12)汪卫东：《鲁迅杂文：何种“文学性”?》，《文学评论》2012年5期。 (13)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3-4页。 (14)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3页。 (15)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292页。 (16)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5、4页。 (17)鲁迅：《热风?随想录四十》，《鲁迅全集》第1卷，第321-322页。 (18)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 (19)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5页。 (20)鲁迅：《准风月谈?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190页。 (21)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10-411页。 (22)胡适：《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胡适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