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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者”的身份局限与超越 谈到了人物的主体身份与作家的认知立场，就不能不说到陶东风的文章，《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机及其疑似化解——重读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⑥(以下称“陶文”)，数月前拜读到它，觉得确乎是一篇妙文。它对于该篇小说中所蕴含的一个巨大的思想局限所做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对其所蕴含的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缺陷的命题的解剖也发人深省。的确，即便在王蒙这样有代表性的作家身上，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仍然是困难而充满矛盾的，而这决定了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所能够达到的境地，也决定着当代文学所能够达到的思想高度与艺术品质。从文化分析和思想批判的角度，我认同其高远的立论和深湛的思想，对其洞烛幽微的精彩细读也深为赞佩。 然而，稍稍转换一下角度，我认为也还存在着另外的认知可能，即一种“历史的认识”。对文本的解读自然可以有绝对性的或理想的标尺，但对当代文学的认识却无法超越历史本身。而且在对人物的思想逻辑和作家的认知逻辑的理解上，笔者与陶东风不同，认为恰好应该采取相反的逻辑。陶文的逻辑是：当代作家理想的认知与合理的身份认同，应该是具有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而王蒙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认知水平，他一直认同自己是一个“少共”作家，只不过在《蝴蝶》中适时地表达了其身份与“认同的危机”，而其中的局限性是不言自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蝴蝶》当然也是有局限的。这个逻辑并没有错，但从另一相反的方向看，陶文所设置的“绝对尺度”又远远超越了历史固有的可能，在笔者看来，返回时间现场的“历史逻辑”应该是：王蒙这一代作家的文化身份是早已形成的既定事实，无论在意识还是无意识中，他们都不可能超越历史而给自己设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他的价值就在于，在历史已然铸就的局限之中，他居然获得了超越自己文化身份的认识，达到了总体反思旧式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高度，而且是从“语言—话语构造”的基本层面上的反思，这就使得他的意义超出了他原有的动机与可能。这一切正如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赞赏一样，作为一个政治上的保皇党人，巴尔扎克居然书写了他所深恶痛绝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胜利，并为他深爱的贵族阶层唱了一曲灭亡的挽歌，从而实现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一样⑦。这一相反的认知方向显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正如条件的置换会使逻辑关系颠倒，“虽然有优点，但缺点更多”与“尽管有不足，但优点很明显”的表述效果是完全相反一样。 很显然，从历史具体性出发和从绝对标准出发，所得出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在1980年中国的政治与主流文艺界的文化气候中能够诞生出《蝴蝶》，在笔者看来是一个奇迹，一个超出了作者预料也超出了其基本立场与认知能力的奇迹。当然，在同时期的朦胧诗人或部分处于“地下写作”的诗人那里，确乎已经有了立场相对鲜明、有基本的独立思想与精神品质的人格的迹象，但这些人格形象的背后，写作者的现实人格构成其实也并不稳定。比如，或许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的身份是比较独立的，但舒婷也在同时写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相当“主流”的作品，据说江河的《纪念碑》一首本来是写给《人民文学》杂志的，只不过被退稿了，才转而刊登在《今天》上⑧。许多处在“地下”或“潜流”当中的诗人，其实都有“两支笔”，同时进行着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种话语与两种姿态的写作。在文化身份上并不存在截然独立的一个群体。在诗歌中是这样，在小说界我们能够奢求什么呢？《蝴蝶》写于一个在文艺界还充斥着政治话语与概念化主题的年份，三年后的1983年还发生了“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在这样一个时刻要求王蒙获得独立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显然是超历史的观点。 关于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是一个一直没有完全水落石出的问题，不止王蒙这代作家，在接下来的“新潮”与“先锋”文学作家那里，似乎也并未完全解决。在90年代，这个问题几乎就要解决了，但在世纪之交以后反而重新变得暧昧不明。对此笔者也曾专门撰文讨论⑨，之前是因为政治因素的纠缠，90年代文化关系的相对紧张与市场经济的初起，作家和知识分子被迅速边缘化，这反而成就了他们，使他们的著述与作品的言说立场具有相对充沛的人文主义情愫；而世纪之交以来，随着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和知识分子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部分作家甚至富豪化了，加上来自体制的日益扩大的利益撬动，这种本来并不坚定和明晰的立场又重新陷于松动。中国作家正在沿着市场、国家政治、传媒需求所分别作出的“利益规划”前行，用丹尼尔·贝尔的话说，是“文化本身的聚合力”正在销蚀，“俗鄙的盛行大有淹没严肃文化之势；畅言无忌的亚文化群已经向社会各重要阶层提供了种种自我中心模式……现代性本身就在文化中产生了一种涣散力”⑩。一言以蔽之，中国作家正在日益偏离人文主义的写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文学的最大危机。如果说在90年代许多作家还能朦胧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的话，到了世纪之交以后，连这个阵营内部也对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表示了怀疑与鄙夷——诗歌界的“盘峰论争”就是一个例子。假如说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曾经建立过文化上脆弱的合法性的话，那么近十几年来，这个口号则变成了被揶揄和嘲讽的对象。 当然，出现这样的问题表明当代中国的文化情境的确是太复杂了，太敏感多变了。但扫视目下，有助于我们认知上个时代。陶东风的文章确乎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但以张思远为标本，要求在他身上，在王蒙小说中找到理想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也确乎是镜花水月的游戏。 不过陶东风的文章也再度激发了我对王蒙作品的兴趣，启示我认识到他小说中这类人物的共性：常常是一些具有特殊政治地位又具有一定思考能力的人，早在1956年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林震，《春之声》中的科学家岳之峰，《布礼》中的钟亦诚，《海的梦》中的缪可言，《蝴蝶》中的张思远，以至于《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他们大都具有特殊的感受力与超乎身份的思想力，即便有特殊的政治身份，也常常不由自主地成为了“作者的影子”。以张思远为例，他在进城之前是解放军的师长，之后是军管会的副主任，之后依次是张副市长，反革命分子张思远，下乡改造的老张头，而后又官复原职且很快晋升为张副部长。细审这一身份，丝毫也看不出有过什么知识分子的底色或成分，但叙事的需要，作为主人公同时又作为回忆者和“意识流”的主体角色，作者赋予了他强大的思考力，让他成为了置身体制内却不断对体制进行反思反讽的一个角色，让他成为了一个奇怪的“语言的觉醒者”，一个超前的具备了“解构主义意识的反思实践者”，通过对个人半生经历的回忆，对于革命本身的动力与奥秘、体制与机制、革命话语的来源与构造、意识形态的虚伪与运行方式等等，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与描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