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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描述了大都会的日渐“艳丽灿烂”的图景对都市中人的魅惑，以及与享乐主义相伴生的苦闷，最终揭示了都市艺术力求“新奇的刺激”的必然性。与左翼作家对都市文明的批判姿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海派先锋-唯美文学家们把都市看成是现代艺术的中心：“我始终还信仰文化的发祥，必集中于大都会，都会间的一切生动活跃与热闹刺激的现象，都是酝酿为文化的‘酵素’。”⑨“近代艺术，必集中于都市，盖伟大之建筑，音乐会，歌剧，绘画展览会，大公园，华丽之雕刻等，非有城市不足以表现。”“中国人实然太不知道都会是艺术文化中心地的道理，所以自己尽管一方面住在大都会里，而另一方面却在那里痛骂都会的一切。”⑩最后一句话或许是在借机嘲讽同样生存在都会的天空下的左翼作家群。 但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享乐主义所面对的历史性难题在于：欲望的耽溺之中是无法生成生命的精神拯救和自我救赎的超升的可能性的，所以愈是追求刺激的强度，愈是“拼命地要求肉的享乐”，愈是“想忘记了苦闷”，生命的苦闷反而愈发强烈。这就是海派散文所蕴含的都市的终极悖论。《现代》杂志上关于章衣萍的随笔的广告称“尤能使读者在微笑中觉到好像受了苦的矛盾味”，恰到好处地描绘出章衣萍以及海派随笔携有的复杂而矛盾的美感特征。正如海派散文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章克标所回顾的那样： 我们这些人，都有点“半神经病”，沉溺于唯美派——当时最风行的文学艺术流派之一，讲点奇异怪诞的、自相矛盾的、超越世俗人情的、叫社会上惊诧的风格，是西欧波德莱尔、魏尔伦、王尔德乃至梅特林克这些人所鼓动激扬的东西。我们出于好奇和趋时，装模作样地讲一些化腐朽为神奇，丑恶的花朵，花一般的罪恶，死的美好和幸福等，拉拢两极、融合矛盾的语言。《狮吼》的笔调，大致如此。崇尚新奇，爱好怪诞，推崇表扬丑陋、恶毒、腐朽、阴暗；贬低光明、荣华，反对世俗的富丽堂皇，申斥高官厚禄大人老爷。(11) 章克标揭示了唯美-先锋派特有的矛盾性，既是审美的矛盾性，更是世界观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也同样体现在章衣萍的创作中。 章衣萍虽然早期在北京崭露头角，但是风格却似乎天生倾向于海派。有论者当年即评价章衣萍说：“本来，像他那样徘徊于趣味的氛围里的观念，随时都有跑到唯美派的道路的可能。”(12)譬如章衣萍早期的作品，列为“衣萍半集之一”的小说集《情书一束》，就以唯美派式的颓废、大胆的自我暴露以及曲折的三角恋爱风靡一时，该小说集1925年6月由北新书局初版，至1930年3月已印至十版，发行近两万册，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也曾经与张竞生的《性史》等一道被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列为学生的禁书。《情书一束》中最出名的第一篇《桃色的衣裳》即是以章衣萍和画家叶天底、女作家吴曙天的三角恋爱为故事原型(13)，里面也不乏露骨的情色场面。到了1934年《情书一束》被收入“衣萍半集”的时候，《现代》杂志上的广告语称：“章衣萍先生的笔，向以灵敏见称，他善写爱情，也善写秀逸的随笔。他所写的爱情是活的，有生命的，是现实的血与泪的交流，里面有微笑，有悲哀，有疯狂，也有嫉妒。《情书一束》和《友情》便是章先生写情的代表作。他的随笔尤能使读者在微笑中觉到好像受了苦的矛盾味。年来因卧病遂使他的随笔益增丰富精彩《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等，风行一时，几乎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有人手—编之概。”(14)可以想见衣萍式的爱情在30年代的上海文摊仍旧“风行一时”，有足够的市场。 鲁迅1932年做的一首打油诗活化出章衣萍在海上文坛的丰富形象。章衣萍曾在《枕上随笔》单行本(15)中说：“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由此被誉为“摸屁股的诗人”。又据说他向北新书局预支了一笔版税，便开始炫耀“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然而鸡汤没喝多久，就因编辑儿童读物《小猪八戒》冒犯了回教，引起一场诉讼，导致北新书局一度关门。遂有鲁迅打油诗中善意的讥讽：“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16) 衣萍半集之一的小说集《情书一束》和衣萍半集之二的《友情》(17)都是章衣萍在北京时期的作品。而稍晚近的上海时期的创作则更多地集中在衣萍半集之三《随笔三种》之中，包括《枕上随笔》、《窗下随笔》(18)和《风中随笔》。三种随笔在文体上仿《世说新语》，堪称现代文坛的“新世说”，梁启超、章太炎、李大钊、陈独秀、冰心、陶行知、郁达夫、钱玄同、孙伏园、汪静之、茅盾等文人雅士都曾忝列其中。其中一则言及鲁迅的轶事： 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打过巴儿狗，但他也和猪斗过的。有一次，鲁迅说：“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在这则轶事中，章衣萍讽喻的是厦门时期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相思”。至于为鲁迅讥讽过的那句“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当章衣萍把《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合编为《随笔三种》时，则将它删去了。 章衣萍在1929年6月25日致胡适的信中自称：“《枕上随笔》所说虽杂乱不值一笑，然语必有征，不敢作一谎语。”胡适读后称此书“颇有趣味”(19)。这种海派的“趣味”与当年周作人所激赏的“如在江村小屋里”“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的境界相较，已经相去甚远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