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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评价与文学经典性问题(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 贺仲明 参加讨论

    文学经典和文学标准问题如此之尖锐和严峻,对它的回答是绝对无可回避。在我看来,将相对性与绝对性予以统一也许是最恰当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应该认可文学(经典)标准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评价特别是作为经典的评价确实难以执行单一和绝对的标准,民族、地域、文化和时间等因素都会对它产生影响,使它处于流动和相对状态:“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后就一劳永逸地永远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3]以艺术而论,文学本身就是追求丰富和多元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和风格特征各擅胜场,很难以伯仲来评判。思想方面也是如此。比如在“十七年文学”评价和其他文学评价场合中人们使用得最广泛的“现代性”概念,其内涵其实是非常丰富,甚至具有某些内在的自我背反性,以至于有人提出“流动的现代性”和“否定的现代性”的看法。也就是说,“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丰富多元的,只有以开放而不是僵化,以变化而不是固定的眼光来看待,才是对这一概念的合理应用。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坚持必要的基本标准,特别是要承认文学和文学经典建构标准的存在。其一,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特别是优秀的文学,绝对存在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标准。如果文学标准完全相对化,那么,文学就难以判别出好坏优劣,甚至可能就无所谓文学。这是对文学存在的巨大伤害,也是对文学自身特征和价值原则的自我放弃。限于篇幅,这里当然不可能详细讨论文学和文学经典建构的具体标准问题,但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层面,它们都绝对是存在的。只是在这些标准之上,才存在更丰富的民族、时代、文化和个人层面的弹性空间。其二,从现实文化角度考虑,我们也需要突出文学(经典)的基本标准。商业文化占据当前文化的绝对主导,金钱的绝对性崇拜使其他任何事物的价值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文学经典(包括所有的精神文化经典)也受到这种相对主义的亵渎和轻忽。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突出的是文学和文学经典的绝对性标准——只有在文学和文学经典标准具有绝对性性质的情况下,文学经典的地位才能被更广泛地认可,其独特的价值意义才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果和影响③。
    立足于文学和文学经典标准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的立场上,对“十七年文学”的评判也可能更为客观和公正。在此视角下,我们才可能避免标准的单一和观点的极端,才会注意文学评价的分寸和尺度,更客观地看待其文学价值以及与经典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有一定的文学性是无可置疑的,甚至具有其不可忽略的独特价值。比如从艺术角度看说,我们以前一直都奉五四文学为基本标准,以它为基本发展方向。但这种看法其实可以商榷。在今天看,五四文学(特别是在诗歌领域)的艺术表现过于西方化、过于个人化的缺陷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不是对五四文学的苛求。事实上,五四文学具有非凡的开创性意义,但这并不能忽略它存在的缺陷——这极大地局限了它的社会接受,导致其读者一直集中在知识分子领域,未能进入到普通大众、在社会上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五四之后,1930年代知识界就发生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对五四文学的西方化特点作了批判性的检讨,1940年代也发生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不是说这些批判就绝对正确,但它们确实针砭了五四文学某方面的缺陷,表达了人们对文学发展多元性的要求,特别是与传统、大众之间密切关联的强烈诉求。
    “十七年文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诉求。在政治环境的支持下,它能够在文学的民族化、生活化、大众化方面做出多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在文学与普通大众的生活相关联方面,取得了很显著的效果。这不是说“十七年文学”所做的努力都是成功的,其发展方向也未始不同样存在单一化和狭隘化的缺陷,但是,它确实提供了与五四文学不一样的发展思路,特别是在促使文学接近大众生活、走入普通民众视野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它也因此而呈现出了独特的审美风格,对五四文学构成了某种张力性的反叛、补充和发展。以对乡村社会的表现而论,以往文学基本上都对乡村持文化或政治启蒙立场,将乡村塑造成愚昧、落后或悲惨、反抗的世界,但“十七年文学”赋予了乡村以积极、欢快和明亮的色彩。既是一种客观的补正,也促进了乡村世界表现的丰富性④。
    但是,我们也不可忽略“十七年文学”存在的较大缺陷。最突出的表现是思想层面。受时代政治环境的局限,当时的作家们没有在个人和现实批判领域多有表现(时代没有给予作家们探索的机会和空间),这使他们的作品对时代的揭示难以透入底层,最多只能在政治正确的大前提下做点小探索(而这还往往会受到批评甚至打击),更难以深入到人性领域,对社会、个人做出具有深度和超越性的思考。包括在艺术上,“十七年文学”有突出个性特征,却也因此遮蔽了其他方向探索和深入的可能性,导致其存在过于求实、质朴和单一的缺陷,没有营造出丰富、复杂的文学阐释空间,在细腻、繁复和深刻性上存在着显著的缺陷——这一切,决定了“十七年文学”的文学价值固然不可忽略,却尚未达到文学经典的高度(也许部分作品距离经典非常接近,但总体上却未能达到),很难以文学经典来进行赞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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