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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女性化”的书写姿态 纵观现代女作家的人生经历与文学书写，“监狱”、“囚牢”、“坟墓”已变成家庭的代名词，她们几乎个个患有“出走强迫症”，悉数扮演了“出走的娜拉”的角色。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民族主义思潮掀动着的社会政治革命话语召唤下，敏感的知识女性被这一神圣召唤所牵引，内心充满了躁动与对自己和社会的不满情绪，难以安于现状。这种不满情绪较之男性作家更加强烈，因为她们感觉到自己受到更多的压迫与压抑，进而形成一种难以自制的疯狂。女作家笔下“家”的书写中，被困缚在家中的青年女性都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奔赴感”。正如白薇在《跳关记》中所大声疾呼：“跳呵，跳！为着前进，光荣，女孩子们，千关当前，跳、跳、跳！”也正如陈学昭所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第二，现代女作家大都是在男性作家的影响下从事文学创作，男性的文学写作给予她们一种潜在的诱导。如在茅盾的小说中塑造了两类女性形象：一类是静女士、方太太、梅丽等追求个人和小家庭幸福的女性；一类是“革命新女性”，如慧、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等。两相对比，体现了时代对女性的新的审美价值标准。在男性作家笔下，这种文学书写的价值砝码一概偏向于“新女性”形象，女性的家庭价值被遮蔽乃至否定了。“五四”以来，男性知识精英塑造的“新女性”形象，在与旧式女性的参照中具有了价值选择的域界，在“传统女性”的对比下列举出“新女性”的美德：良好的教育、经济独立、性爱自由、个性解放、关心时政、热情投入社会政治革命，等等。女性须为国家民族效力方才有价值，才能算是“解放”，家庭妇女在当时的主流文学书写中就是时代的落伍者，是被贬值的。鲁迅《伤逝》中子君的悲剧意蕴又何尝不在于此？这类文学书写制造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对许多女作家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落伍的“家庭主妇”与“革命新女性”之间，已经没有价值判断的余裕，这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是顺应时代潮流还是被时代抛弃的问题。于是，女作家既是自觉又是被裹挟进了革命的洪流。 第三，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女性的生活实践与婚姻体验，也是促成她们在文本中弃绝家庭主题的成因之一。五四时期打出“幽灵塔”、走出“父之门”的女儿们，追求的是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经济独立。但是“胜利以后”又如何？庐隐小说《胜利以后》，通篇都是婚后女人的无奈、无聊、苦闷、悔恨的“牢骚”。这些“牢骚”，暗示着知识女性要获得完全的解放须要“打破恋爱梦”（谢冰莹）。丁玲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也同样表达了这一意志。女主人公美琳与丈夫子彬发生冲突的原因是美琳不甘心一生只做家庭妇女，她要有所行动，要到社会上去参加火热的革命运动。这正是一个中国版的“玩偶之家”。如果说娜拉的出走是因为不愿做丈夫的玩偶，为了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那么，中国的“美琳们”的出走很大程度上与革命运动的巨大感召力有关。正如冯铿在革命小说《重新起来》中所言：“外面的世界才是空旷的，我们的事业才是伟大的！你忘怀了那狭小的家庭罢！惟有群众的爱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现代女作家的文学书写中家庭价值的消隐与遮蔽，是现代文学史上女性文学创作的特质之一，从中可以追溯“革命新女性”建构的谱系。政治革命为尘封在“私人领域”的一代知识女性／女性作家提供了“千年等一回”的机遇，她们对革命有着特殊的亲和力与叙事激情。为抓住这一机遇，唯有舍弃家庭、拒绝母职、“打破恋爱梦”，其文学书写一律采取了“去女性化的姿态”。革命在她们心中既是实现社会理想的途径，又是实现女性理想的途径，这一女性的理想就是走出家庭，投入火热的民族主义政治革命洪流，为自己的生命扩容，增添异彩。其义无反顾之势，并没有践行鲁迅对“出走的娜拉”的预测：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左翼文学与现代女作家的革命书写研究”(12BZW09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