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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柳青用其崭新的叙述形式攫住了历史的动力，那么周立波用其形式呼应的则是新旧转换过程中“意义”遭遇“实在”时的梗阻。这种难度尤其体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社会主义”实践之中。相比之下，周立波的土改叙述虽然也有风景化的特征，甚至严格来说也是“观察”的产物，但是不同的历史情境却内化于形式差异之中。有批评者曾用“阳刚”和“阴柔”来区分《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32)，而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涉及艺术风格。《暴风骤雨》讲述的是政治主体的生成：群众从缺乏(政治)语言到有语言(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学会喊“口号”)，从松松垮垮的身份到行动中的认同(贫雇农)，从没有集体生活到集体生活的发明(一次次的开会、碰头、讨论、集体诉苦)。“土改”主要诉诸敌我矛盾，建构出了高度同质性的群体，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于“人群”的描绘之中。(33) 因此可以说，这种表现出同质化特征的“人群”建立在敌我矛盾之上，并由分田地、挖浮财等物质因素所支撑。《山乡巨变》或许也试图建构一种新的“人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集体主体。但是，历史情境的改变使得叙事无法借助单纯“敌我”来求得同质性，而是需要通过“常态”来逐渐构造真正的集体性。社会主义改造或者说更为一般的“建设”，其关键并不在于召唤出“敌我矛盾”来求得临时的同质性(比如续篇最后“欢庆”一节中让反革命分子龚子元上台“示众”)，而在于改造“习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续篇“插田”一节，某些匿名的“落后”社员受到龚子元与秋丝瓜的煽动，闹着要吃猪肉，生产情绪不高(叙述者对于这些落后社员的“匿名化”也值得我们玩味)。在这一当口，青年激进分子们的鼓动没有现实力量，社长刘雨生却明白“大难题是大家的习惯”。最后刘雨生只好动员爱人盛佳秀将自己养的猪杀了。这并不能简单归于耽于口腹或钟情于所谓“物质刺激”，刘雨生特别提到这是一种风俗或者说“节奏”：“你也晓得，我们这一带插田，顶少要办一餐鱼肉饭，打个牙祭。”(34)社会主义实践不能简单取消或批判这一风俗，而只有在这一基础上用新的风俗来取代之。社会主义改造和求新的运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必然包含了一种激进的时间经验，它将制度、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看似“自然”的演进交付给有目的和有计划的历史工程，从而不得不使诸多或许会在长时段中慢慢显露出的矛盾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出来。农业合作化是从原有的自然肌体向新的“自然”和“风俗”迁跃，这一过程就不止是依靠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青年采用鼓动的方式)来“移风易俗”；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更重要的是旧习惯受到冲击时，新的体制和文化是否能够提供替代性的慰藉和安全感。《山乡巨变》的形式旨趣正是同此种意识缠绕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形式本身的持留暗示一种无意识的坚持。执迷现象表面的充实性一方面阻碍了意义的渗透；可辩证的是，它也指向了新的生活世界的无“言”部分的意义。 某评论家曾指出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指向的是“合理的人性和社会生活”(35)，而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种对于抽象人性或“正常生活”的渴望，毋宁说其关注的是生活世界自身的不可化约性、难以穿透性与必要的混杂性。换言之，它试图提示的是社会主义实践需要“看到”、“注意到”自身的这一部分。“观察”背后包含着某种确信——对事物“自然而然状态”的确信，但是它不能被抽象地读解为美学兴趣，进言之，这也是对于“变化”之适当节奏的思考。周立波有意无意坚守的是生活世界整体无法被全然穿透的实在性，而柳青却已经希望让“实体”成为“主体”，由此便有了“史诗”视角的产生。我无意于在这里评判两者的高下，毋宁说两种文学再现的形式揭示出了社会主义实践不同的面向与各自的难题。周立波笔下的“社会主义风景”之所以值得玩味，并不在于对社会主义疾风暴雨式的合作化道路持默默批判的立场，而是用“风景”与“声音”的不一致，暗示出“无言”的客体领域的持存，正是它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活自身的肌体，这一肌体无法被“历史”叙事完全渗透却随着历史一起生长。 如果回到形式特征，可以说“社会主义风景”一个重要的意义即在于揭示某种疏离性，而这通向另一个重要问题：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主体位置与主体性特质。《山乡巨变》续篇描写亭面糊休憩，同时带出的雨景可以说是续篇中为数不多的大段风景描绘。这里依旧存在着“疏离”： 亭面糊靠在阶砌的一把竹椅上，抽旱袋烟。远远望去，塅里一片灰蒙蒙；远的山被雨雾遮掩，变得朦胧了，只有两三处白雾稀薄的地方，露出了些微的青黛。近的山，在大雨里，显出青翠欲滴的可爱的清新。家家屋顶上，一缕一缕灰白的炊烟，在风里飘展，在雨里闪耀。 隆隆的雷声从远而近，由隐而大。忽然间，一派急闪才过去，挨屋炸起一声落地雷，把亭面糊震得微微一惊，随即自言自语似的说： “这一下子不晓得打到么子了。看这雨落得!今天怕都不能出工了。”他吧着烟袋，悠悠地望着外边。(36) 有评论者曾赞之为“一幅雅澹幽美的山村雨景图……可以媲美米芾的山水画”(37)，然而此种鉴赏似乎忽略了亭面糊的存在，更确切地说，似乎完全忽略了亭面糊“怕都不能出工了”的评价与上述“自然美景”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一细节很值得玩味。亭面糊具有看风景的潜在可能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他没有评价风景。换句话说，亭面糊没有全然成为知识分子的移情对象，但也不再简单是看不到“风景”的农民，毋宁说他在话语空间内部具有了“看到”风景的可能性。或许可以说，他是一种存在“间隔”的形象，他无法“闭合”自身。这一形象恰好和“社会主义风景”自身的暧昧性构成一种呼应。 可以想见，这一疏离或意义的暂时“悬置”——或许可以理解为意义尚在“生成”，会被“无产阶级新人”眼中崇高的风景以及充盈着意义的自然所取代。后者在讲述“新”上超越了周立波，但是周立波所点出的问题却似乎依旧没有消散，特别是社会主义风景不能单纯理解为知识分子趣味的投射，而是暗示着新旧交替过程中“意义”尚未真正落实的状态，以及生活世界里不能完全转化为语言的那部分实在的持留。在当代的批评氛围中，周立波对于风景和日常风俗的呈现极易被把握为一种捍卫“文学”权利的姿态，有时也会被读解为一种政治异议的表现。然而我想强调的是，这首先是一种“社会主义”风景，也就是说，无论周立波如何深陷于“现实主义”的观察机制，由此机制所生产出的“风景”却已然置身于新的“世界”的“意境”之中。周立波的文学书写揭示出的问题毋宁说是，社会主义实践需要谨慎对待自身与曾经的旧世界共享的、不可简单分割的肌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形式的“意识形态”始终与其“真理性”缠绕在一起。 在上文中我已部分提到，周立波呈现“风景”的文学实践所引出的另一个难题，或者说其“形式的内容”所指向的关键议题即知识主体性问题，换作更为俗常的表述，即“小资产阶级意识”问题。周立波的文艺实践贯彻了《讲话》的诸多精神，但是依旧经由一种“现实主义”美学机制最低程度地暴露了“小资产阶级问题”——即某种旧有知识主体性的残留。我在这里并不想单纯“批判”这一构造，而是尝试揭示这一构造所联通的更大的历史难题。我们可以先在这里引入另一个文本，即周立波“描写农村生活的最早的小说”(1941年“下乡”时创作，接受《讲话》精神之前)，来重新“打开”这一问题： 是落了一场春雪以后的一个有月亮的微寒的晚上。乡政府的窑洞里挤满了人，男的和女的，老人和小孩。有的围在烧着通红的木炭火的炉子边谈天，有的在桌子上的一盏小小的老麻油灯下面，随便地翻看着鲁艺派到乡下工作的古元带来的一些书和画。扶惯了犁锄的粗大的手指，不惯翻书页。一个年轻人，想一页一页地翻看一本瑞典人的画册，但是手指不听话，一下子翻过十几页，从头再翻一次，又是十几页，又翻到了那个地方。谈话很随便，乱杂。有人说，这一场雪下得真好，对老麦好、对糜子更好。一位参加过土地革命、跑过很多地方的颊骨很高的老头子主张说，边区这几年来，风调雨顺，“都是因为共产党的福气大。”而且他认为革命的事，是差不多好了。(38) 由此可见，《山乡巨变》的形式有其谱系。周立波的写作中到处可见这些场景或细节“描写”。支撑这一“观察”主体的并非简单是形式兴趣本身，而是对于“生活充实性”的某种把握。在所看到的人与物中，在“老麻油灯”、“翻书的手”、“解开的大襟”、“同伴的腿上”，仿佛蕴藏着不可思议的“深度”和“不可穿透”的神秘感。此种“审美”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关联着“(小)资产阶级主体性”，换言之，正是其审美变体。经典“资产阶级主体”的理想形式是自我决定的(自主的)、理性的、自由的、反思性的个人主体。(39)而在它的法权实质遭到部分消灭的时候，其精神形式依旧会存在于针对“物”的感受与态度之中；换句话说，会作为“审美”而存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种主体形态正是在其非主体性的、看似惰性的、无需反思的存在状态中有意无意地保留了下来。如何来探讨这一问题决定着如何真正展开中国现代主体性的秘密与全貌。甚至可以说，这一状态超越了单纯的“小资产阶级”问题，而是与理想的、积极的，将一切提高到有意识状态的“革命主体”构成顽固的对立。周立波自身或许无法解释为何此种兴趣挥之不去，但此种“自发”的状态值得我们悉心辨析。当然，这绝非呈现生活充实性的唯一方式。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被冠以体现“讲话精神”的文艺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是“讲故事的人”和革命运动的结合，生活在叙事上同样也能获得一种充实感。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方式是否能真正“扬弃”另一种?这不禁将所谓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启蒙运动”与“小资产阶级问题”推向了更为复杂的且更值得深思的境地；同时也提示我们，只有真正的辩证思维，才能够把握历史中的文学形式、主体构造与社会实践之间充满矛盾的关联性。 注释： ①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33—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试印本)，第47页，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③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第5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④张勐：《恒常与巨变——〈山乡巨变〉再解读》，《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⑤毕光明：《〈山乡巨变〉的乡村叙事及其文学价值》，《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5期。 ⑥⑧(32)(37)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第420页，第423页，第414页，第42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⑦方明、杨昭敏：《山乡的巨变、人的巨变——读小说〈山乡巨变〉》，《周立波研究资料》，第255页。 ⑨王世德：《谈〈山乡巨变〉的艺术表现》，《周立波研究资料》，第236页。 ⑩(11)周立波：《观察》，《周立波三十年代文学评论集》，第4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2)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第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周立波：《纪念、回顾和展望》，《周立波研究资料》，第490页。 (14)(15)周立波：《素材积累及其他》，《周立波文集》(第五卷)，第629页，第6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6)周立波：《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周立波文集》(第五卷)，第642页。 (17)周立波：《读〈南行记〉》，《周立波文集》(第五卷)，第126—129页。 (18)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9)萨支山：《试论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20)从谢晋对于“空镜头”的讨论中，可以把握到一种为社会主义美学所分享的处理“环境”的方式：“客观的景物与主观的情绪结合起来……空镜头不是空的，它必须是上面镜头的延续；或者下面镜头的序笔。”见谢晋：《情景交溶》，《电影艺术》1959年第6期。 (21)(24)(27)周立波：《山乡巨变》，第6页，第20—21页，第85—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2)严格来说，这些空间场景并非自然景观，但是在《山乡巨变》的叙述脉络中，它们往往又是和自然风光处在一种相互混杂的状态，并且处在同一种“观察”机制之中，因此本章并不单独来探讨“无人的自然”，而主要是针对这一混合的“自然-历史”形象展开分析。 (23)关于“描写”，可参看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的讨论：“叙述学家认为，更为正确和全面的关于描写的说明，建立在时间结构之上。即叙事本身需要一种双重的互相独立的时间秩序，故事时间线和话语时间线。在描写中所发生的是，故事时间线被打断或冻结了。事件停了下来，虽然我们的阅读或话语时间在继续，而我们看待人物与场景要素，就如同看待活生生的画面。”Seymour Chatman,“What Novels Can Do That Film Can’t and Vice Versa”,W.T.J.Mitchell,On Narrativ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119. (25)巴拉兹曾认为，电影中的“动物”是呈现“自然感”的关键要素：“[动物]对电影摄影机一无所知，在画面上天真地、煞有介事地活动着。……因为对于动物来说，表演不是幻觉，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不是艺术，而是窥视到的自然。动物不说话，它们的哑剧比人的面部表情更接近现实。”巴拉兹：《可见的人：电影精神》，第8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这对于理解此处“鸡婆”的呈现，亦有启发。 (26)李桦：《怎样提高年画的教育功能》，《美术》1950年第2期。 (28)周立波：《几个文学问题》，《周立波文集》(第五卷)，第591页。 (29)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第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30)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 (31)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3)周立波：《暴风骤雨》，第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34)(36)周立波：《山乡巨变续篇》，第209页，第193—194页，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 (35)董之林：《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盈尺集》，第34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8)周立波：《牛》，《周立波文集》第二卷，第303—30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39)See Robert Pippin,“‘Bourgeois Philosophy’and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in his The Persistence of Subjectivity:On the Kantian Aftermath(Cambridge and 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