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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清彝族文学家族创作特色 明清时期的彝族文学家族多为兄弟并肩、父子相承、同宗共祖的血缘关系，他们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家族世代相传的文学创作经验与相近的创作特色，为文学发展链条增加了延续性，在当时乃至后世文学史上均有着重要意义。然因时代久远，兵连祸结，几经辗转，文学作品大半流散，目前只能根据现存的少量作品，对其文学创作特色管中窥豹，探幽勾微。 (一)体裁广泛，文学创作比较全面。明清时期云贵高原文学创作繁盛，彝族文学家族在此时期的创作实绩不容小觑。他们创作体裁广泛，除了进行传统诗词文的创作外，还涉及到地方志、历史、翻译、佛学、哲学、教育、谱牒、楹联等方方面面，其中尤以姚安高奣映为最，他专心著书立说，内容广泛，无所不包，近代云南名士由云龙对高奣映评价颇高：“平生著书八十一种，为邑中先正著述之冠。盖大而经史政教，精而儒释性命、老庄哲理以及医、占、杂艺，皆能扫前人支离，自辟精义，并于先儒偏驳处，时加救正。故清季北平名流有谓：清初诸儒，应以顾、黄、王、颜、高五氏并列，非过论也。奣映学虽博，而立达功深，成己成物……而滇中学术，多受其惠。”(22)足见其在学术界地位之重。 为对家族文人的创作状况进一步了解，据《蒙化府志》《姚安县志》《高奣映文集》等典籍史料，整理得知，几乎每一个家族都有诗文集付诸梨枣，如蒙化左氏家族左俊熙《晓堂诗》《省身诗集》、毕节余昭《大山诗草》、普底黄氏家族黄思永《慎轩诗文集》、水西安氏家族安吉士《竹林山房集》等，惜不传者居多，深为文坛一大憾事。文人群体对史志的撰写也是洋洋大观，毕节余昭所作《叙永厅志稿》《土司源流考》，水西安吉士与子安家元合撰的《贵州新志》等，为我们了解当时、当地的人文风貌提供了原始资料。毕节余若瑔的《且兰考》是一部彝族的系谱，彝族称它为“瓦沙楚尺”，意为且兰部落的家史。该书叙述了从远古至明末，二千六百多年且兰彝族发生、发展、变迁的历史，是研究彝族的重要史料之一。彝族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也尝试将用彝族语言所书写的古籍文献，翻译整理为汉文，如水西安国泰的《夷书九则》、安光祖的《夷书四则》，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对后世彝族的古籍文献翻译、整理影响深远，补充了汉文记载的不足之处，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彝族文化提供了书面材料。 明清彝族的九个文学家族以诗歌创作为主，创作式样丰富多姿，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古体诗、杂体诗等都有所涉猎，诸体兼备，如：宁州禄洪《北征集》五言古体2首、七言古体2首、五律28首、七律11首、五绝9首、七绝15首，共有67首；姚安高奣映的《妙香国草》四言诗8首、五言古体5首、七言古体3首、五律9首、七律20首、五绝8首、七绝5首、杂体7首、词4阕，共有69首诗词；毕节余家驹的《时园诗草》上卷录五言古体26首、七言古体36首、五律36首、七律26首、五绝16首、七绝76首、六言诗2首、杂体20首，共有238首；下卷录五古29首、七古34首、五律14首、五言排律6首、五绝14首、七律20首、七绝21首、杂体15首，共有153首。可见，家族文人汉化程度已经很深，艺术造诣达到很高水平。综观文学家族作家群体的诗作，有咏物诗、写景诗、叙事诗、赠酬诗、田园诗、边塞诗、情爱诗等多种题材。咏物诗都有所寄托；写景诗往往情景交融；叙事诗简洁明了，行云流水；赠酬诗情深意重；田园诗桃花流水，高蹈出尘；边塞诗纵横捭阖，使人心胸为之开阔；情爱诗或引而不露，或直抒胸臆。题材多样，构思精巧。 家族文人亦有填词之作，然与诗歌相比稍显冷清，但其所透露的创作风貌与汉化程度不容忽视。如左麟哥的词作《满江红·喜友至》：“日掩柴扉。向来身、类逃空谷。喜故人、足响相寻，辉增蓬屋。适性闲调梅与鹤，忘机莫问蕉隍鹿。话多年，住笏得优游，升平福。微雨过，苔痕绿。凉风起，茶香馥。共花下诗牌，桔中棋局。今夕莫迟莲漏永，连床书胜芸窗读。约西楼，菊放可还来?平原熟。”不仅平仄合律，更是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词人取“梅鹤”“蕉隍鹿”之典，表达自己超越世俗的隐者风范，一派闲适清远之致，可见彝族文人在词作上的功力。 他们不仅作诗词也习作文赋，且文笔流畅，构思严密，颇有特色。如芒部禄维凯《禀镇雄州请复赡产议袭土职稿》一文，在七百余字之间，时空纵横捭阖，从雍正八年追溯至同治元年，从四川横跨至云南，上述祖德，下陈己功，将家事一一禀明，以期“俾赡产复还以为祭祀之供，土职是袭永杜边疆之患。”(23)武定那振兴所做《传家实绩承先启后赋》，为四六体韵文，长达千余言，“宗功奕奕，祖德绵绵。振簪缨于历代，统继述于百年。诗书业绍，罗婺星悬。基肇前绪，佑启后贤。”(24)用诗赋的形式记载了从那氏祖先罗婺部长到凤氏、那氏的家族源流，陈述了祖先的光辉事迹，以及子嗣继承情况。语言简洁得体，有一定的表现力，较好的掌握了汉文写作技能与行文规范。 文学家族中的文人在汉化的过程中，做出了彼此有别的审美选择，并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诗文风格多样，艺术个性迥异，或清新明丽、或婉转缠绵、或慷慨悲凉、或雄壮豪迈等。宁州禄洪，允文允武，一生戎马，是乱世中的“儒将”，其诗文《北征集》慷慨豪迈，多选边塞征战诗，其诗作《春日北征途次有怀》：“千山迷故国，万里赴都城。夜夜闻鸡舞，朝朝祭马行。鸟啼乡思动，花拂剑光生。一洗腥膻净，其歌奏凯声。”在他的笔下，千山万水，金戈铁马，呼啸而过，同时又夹杂着一腔豪情壮志，然《北征集》亦收录了禄洪许多反映宁州风土人情之作，陈继儒谓“其诗赋小令，气骨沉雄，风华秀整”(25)，如《三弟山居·其一》：“几家人住水东西，一岭一峰一派溪。风送稻花香不断，短篱小巷午鸡啼。”征战八方的将才，也有恬淡之属、故园之思，轻风稻花、短篱小巷，大概是禄洪浴血奋战归来后，想寻找一方宁静。安履贞和那宪章作为女性文人，其诗歌风貌跌宕多姿，在一群男子中甚为亮丽。安履贞才华横溢，却不愿自恃于人前，其诗多为闲适感伤、思情悼亡之作，清新典雅，别具风味，如《小园独步》：“小园独步意深长，最爱蕉阴纳晚凉。宿鸟一声啼竹外，清风明月共悠扬。”此诗描写了安履贞在小园中独自散步时的闲适心情，芭蕉叶密，暗影重重，因太过静谧，以致诗人轻轻的脚步声，都能惊到在竹子上休息的宿鸟，蕉叶、宿鸟、清风、明月，再加上一个才女，一派安详，表现出诗人高雅的志趣。武定那宪章和妹妹那宪英并誉为“西南双姝”，在邑中名声飞扬，其授业恩师甘受被二姊妹的才华所折服，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忆宪章宪英两门人》七律诗，原诗只残存两句：“眉岭漫夸苏小妹，瑶台新谪许飞琼”。将此二才女比作才气逼人的苏小妹、天宫神女许飞琼。她们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家境优越，二姐妹唱酬相和，佳作迭出，多表现闺中情趣，展现出大家闺秀应有的气度与风范。然惜其诗文大多不存，只留下那宪章的三首诗，情趣盎然，清新宜人，对人生和生活有无限慨叹。如《督婢子种菜晚归》：“种菜山阴趁晚凉，天边归鸟两三行。野亭日淡烟光紫，小圃风高木叶黄。滋蔓唯凭益母草，疗饥何减救军粮。长馋短柄忘辛苦，一雨青添一尺长。”家族文人群体的文学作品，展现出不同的人生志趣与诗歌风貌，文学创作中强烈的个体意识和主观色彩，使文学创作拥有了更大的张力，有助于家族文学创作的繁荣与进步。 随着彝族家族文学诗词、文、史志等各体文学的全面发展，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有所起色，出现了高奣映、余家驹等文艺理论家，他们把握文艺规律，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高造诣。如姚安高奣映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也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其文艺理论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独特的诗学价值。从他在各种文艺专著和散论中所阐述的观点来看，他所提倡的文学思想为“气格说”，其表现是多方面的，“进规正人，忠以为国，慈以惠民”(26)，为国、惠民是其理论基石，陶学良将之归纳为“真、新、浑”(27)；毕节余家驹，饱读经史，性情旷逸，终身陶然，除进行诗歌创作外，还酷爱绘画，尤工泼墨山水，关于诗歌创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自谓“我生自有面目存，效颦何苦傍人门”(《祭诗》)，存世的《时园诗草》文集中有多首他关于诗学理论阐释的诗歌，如《赠挥岚李君成章》等；“词锋气贯三千弩，韬略胸藏十万兵”的余昭，自幼受教于伯父余家驹，关于诗学理论，他胸中自有沟壑，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创造眭。他主要继承宋人严羽“妙悟说”和黄庭坚的“点铁成金说”，其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不据囿于一家之言，取诸家精华为己所用。彝族家族文人的文艺理论虽有部分因袭前人之旧，但也有自己的理论探索和创新、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觉醒，他们提升了彝族整体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为彝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