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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诚然史诗作为一个文类可以与故事等文类并列，但与其他文类相比较，史诗又是一个特殊的文类——它既是一个独立的文类，又是一个往往含纳和吞噬其他文类的文类。所以，在美国史诗学者理查德·马丁(Richard P.Martin)看来，作为一种“超级文类”(“super-genre”)，史诗与绝大多数有较为固定风格的语词艺术样式不同，它具有一种可以被称为“普泛性”(“pervasiveness”)的属性。[6]约翰·迈尔斯·弗里则直呼史诗为“重大文类”(master-genre)。他说：“史诗是古代世界的重大文类。无论聚焦哪个时代或哪个地方，史诗在古代社会都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着从历史和政治的到文化和教诲的及其他诸多功能。作为认同的标识，古代史诗看来总是居于事物的中心。”[7]笔者十分赞同马丁和弗里的上述见解。史诗文类不是一个静止的和高度自洽的现象，口传史诗尤其不是。史诗的篇幅问题是外在形式问题，但从辩证法角度看，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的转化。从哲学上看，一般而言事物的内容决定形式。史诗在内容上多涉及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其主人公往往非同一般(神祇或半神)，史诗世界往往景象宏阔。包容上述内涵的叙事，在形式上就不可能太过短小，这很容易理解。 既然是超级文类，就会拥有亚类。在史诗内部都有哪些亚类型呢？以笔者所见，工具书中收罗宏富、分类较细的代表，是吉达·杰克逊的《传统史诗：文学读本》(Guida M.Jackson：Traditional Epics：A Literary Companion)。这是一部值得认真关注的世界史诗导读，收入大约1500种“史诗”作品，地理上涵盖了非洲、亚洲、澳洲及大洋洲、加勒比、中美洲及墨西哥、欧洲、印度及中东、北美洲、南美洲以及东南亚(这是作者的地理区划)。下面就是杰克逊所划分出来的诸多“亚类”(subgenre)：“民谣组诗”(ballad cycle)，③“法国叙事歌”(chante fable)，④“合集”(collection，中国的“楚辞”包括在这个亚类中)，“创世、迁徙、仪式、预言组诗，或史诗”(creation，migration，ritual，prophecy cycle，or epic)，“史诗-萨迦”(epic-saga)，⑤“生殖史诗或神话”(fertility epic or myth)，“民间组诗”(folk cycle)，“民间史诗”(folk epic)，“英雄组诗”(heroic cycle)，“英雄史诗”(heroic epic)，“英雄歌或谣曲”(heroic poem or ballad)，“英雄故事或史诗叙事”(heroic tale of epic narrative)，“传说”(legend)，“神话”(myth)，“叙事诗”(narrative poem)，“散体传奇故事”(prose romance)，“韵体传奇故事”(verse romance)，“萨迦”，“妇女史诗”(woman's epic)等。[8]这些亚类型的归纳，从一个方面说明，史诗是一个聚合概念，其内部充满差异性。也说明史诗与其他相邻文类之间，有彼此重合、叠加、互渗、合并等现象。杰克逊的问题主要是两点：一则她的史诗定义边界太过宽泛，从神话到传说，从文人拟作到宗教典籍，从历史文献到民族迁徙历程的记事，不一而足，这就消解了史诗的核心属性和特征；再则，她所运用的“亚类型”概念和体系，缺乏必要的划分标准和逻辑层次——以地域性划分(如法国叙事歌)，以性别为导向划分(妇女史诗)，或以内容划分(生殖史诗或神话)的亚类，交错出现，平行并列，令人无所措手足。 身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史诗研究大家，劳里·杭柯(Lauri Honko)关于史诗的见解很有参考价值。他认为，史诗是关于范例(exemplar)的宏大叙事，起初由专门歌手作为超级故事来演述，比起其他叙事，史诗篇幅巨大，表达充满力量，内容严肃重要，并在传统社区或受众中成为认同表达的资源。⑥他进而指出，口传史诗不仅是一个复合的文类(oral epics area complex genre)，而且还是一个多属杂糅的传统(multigeneric traditions)。[9](P.29)无论是马丁的“超级文类”、弗里的“重大文类”，还是杭柯的“超级故事”乃至“复合文类”，其基本点都在于，不能简单把史诗当作一般的文类来加以理解和阐释。 在文学的诸多文类中，散文体的叙事艺术，如小说，在篇幅方面最为斤斤计较。小说分为长篇小说(novel)、中篇小说(novelette)和短篇小说(short story)。篇幅和体量对于分类而言是决定性的。史诗一般被认为是长篇的，但所谓长篇的下限应该是多少呢？劳里·杭柯是少数几个谈论这个问题的学者。他斟酌并转述了在口传史诗长度方面最为宽容的学者爱德华·海默斯(Edward R.Haymes)的说法——海默斯认为口头史诗是一种广义的叙事诗歌，其长度普遍应超过200到300诗行。[9](P.35-36)不过，杭柯并不太赞成海默斯的看法，认为这个标准是太低了，为单一情景的叙事诗以及民谣类的叙事样式堂而皇之地进入史诗领地大开方便之门。杭柯有些犹豫地说，他愿意提出1000诗行作为史诗这个重大文类的“入门标准”，但他随后也说口头诗人可能会压低这个标准。[9](P.36)海默斯的最低限度，也就是200到300诗行，这个篇幅，比起有355句的“古今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还要短小一点，也难怪杭柯不大认可。 作为超级文类的史诗，其篇幅的幅度该如何把握呢？这显然是一个棘手问题，先从最长的史诗说起。今天我们所知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是蒙藏等民族中广泛传唱的口头史诗《格萨(斯)尔》。据说除去异文，约有50万诗行。⑦以往西方世界认为，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其精校本有大约10万颂，也就是20万诗行。类似这样大型的史诗，还有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蒙古族的《江格尔》等等。更具有故事“整一性”和全球声望的，是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分别有大约16000诗行和12000诗行，它们堪称中型史诗的翘楚。欧洲的不少史诗，如古日耳曼《尼贝龙根之歌》，盎格鲁—撒克逊《贝奥武甫》和《亚瑟王》系列，法兰西《罗兰之歌》，西班牙《熙德之歌》，冰岛《埃达》等，都可归入中型史诗之列。在世界各地，比较短小的史诗也经常能见到。根据《蒙古英雄史诗大系》和其他蒙古史诗资料的情况看，不足3000行的史诗，在整个蒙古史诗群落中占据大多数。数百诗行的故事，数量也不算少。这些都可以算作小型史诗。今天所见较短的知名史诗中，古代突厥人中流传的《乌古斯可汗传》具有代表性，它有不同抄本传世，但篇幅都不足400诗行。可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内容严肃重要，其主人公能力非凡，其英雄事迹也完全合于史诗的规制。 如此看来，把大型和中型史诗纳入史诗范畴，完全合于史诗文类对篇幅的要求，不构成问题。产生歧见的，是对小型史诗篇幅的讨论。换句话说，也就是如何对史诗的入门限度作出规定的问题。以笔者所见，劳里·杭柯对史诗长短的讨论，用力最大，但收效却仍值得商量。原因在哪里呢？在笔者看来，口头史诗的长度问题，从来就不容易搞清楚，因为长短是相对的。有事例为证： 杭柯在著作中转述了一件事情：1995年1月份，印度一家电台“All India Radio”邀请知名的史诗歌手古帕拉·奈卡(Gupala Naika)在电台上演唱史诗“Kooti Cennaya”。这个播出版本是“20分钟”。史诗“Kooti Cennaya”是土鲁(Tulu)传统中最为著名的长篇史诗之一，也是歌手奈卡自己的曲目库中在长度上仅次于“斯里史诗”(Siri)的第二长史诗。恰巧在此事发生的三年前，杭柯和他的史诗工作团队曾经采录过该歌手演述的这部“Kooti Cennaya”史诗。当时史诗工作团队一共用了三天时间，录制了史诗故事的19个单元，每个单元的长度从28分钟到120分钟不等，总计用去了15个小时，按诗行统计有大约7000行！杭柯闻此广播事件极为惊讶，就再次请求歌手像在电台里那样用20分钟演述这个故事。这位传奇歌手毫不犹豫就同意并用27分钟完成任务。[10](P.30)歌手奈卡简直就是史诗研究学术史上最为出色的“压缩大师”。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特例。根据杭柯的转述，1985年在芬兰土尔库召开的“《卡勒瓦拉》与世界史诗”研讨会上，希尔克·赫尔曼(Silke Herrmann)报告说，大约在1970年，拉达克的广播电台曾经邀请歌手在冬季整月地演述史诗《格萨尔》。播放时长为每次30分钟。歌手们为了适应节目时间要求，需要将每个部分(诗章，或者称作ling)都压缩到30分钟的长度。其中有一位很会压缩的歌手，曾经给赫尔曼在3个小时之内演述了“整个”《格萨尔》史诗，而大体同样内容的故事，另外一位歌手则用了大约16个小时之久。[10](P.30-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