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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冯梦龙—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是一条从古至今的市民大众“文学链”。冯梦龙所反映的是农业文明下的古代都市生活以及市民意识增强的图景；鸳鸯蝴蝶派作家反映的是现代工商文明大都市的生活面影，当大批新移民涌入大都会时，他们用文学的形式肩负“乡民市民化”的重任；而目前出现的海量的“网络类型小说”，将随着质量的不断提升，也会“网而优则纸”“网优则‘触电’”，必将凭借网络、书刊和银幕荧屏的“立体优势”，更吸引市民大众的眼球。 关 键 词：冯梦龙/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市民大众文学 作者简介：范伯群(1931-)，男，浙江湖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苏州大学文学院。 明代万历年间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发时期，也即中国近代化的肇始。随着城市的逐渐扩张，商业、手工业日益繁荣鼎盛，市民阶层的力量也日趋壮大。晚明新思潮的杰出代表人物李贽就是当时商贾的强有力的代言人。他曾为商人鸣不平：“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1]古代将商贾排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之末，而他公然肯定了商人正当的“富贵达利”的追求；李贽又认为人的官能享受、男女之欲，都应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无疑也是对当时盛行的理学的一种反拨，他要人们挣脱“名教”的禁锢而使“人性”复归，这与资本主义初期的启蒙思想是相通的。这种异端思想虽然受到明代政府的整肃，但是它在市民经济发达、市民意识增强的趋势下也就难于扑灭了。于是在这股经济浪潮的推助下，一批异端型文化人也应运而生，在文学方面最突出的是苏州人冯梦龙。冯梦龙的出现决非偶然。因为明代江南是资本经济最发达的地域，而苏州又是这一发达地区的繁荣之冠。它不仅是贸易发达、手工艺精湛的大都会，而且苏州还是当时的时尚风向标。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曾写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2]因此，在这繁荣的大都市的熏陶下，冯梦龙搜集、整理，乃至创作的“三言”中，商人、小贩、作坊主、工匠等市民形象就大量出现在作品中，对于财富的追求，对于男女情爱的肯定在小说中都得到了正面的赞扬，显示了他是一位敢于向传统伦理道德挑战的异端型的文学家。他在《山歌序》中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3]，将当时“理学”中的封建道德观视为“伪药”，对男女在爱情、婚姻方面的执着与坚贞予以热情歌颂。在文学表达的载体方面，他运用生动活泼的白话和通俗文体的形式，为普通的市民读者敞开了阅读的大门。相应的是他在通俗小说的理论上也有所倡导，强调文学应该更好地为市民大众服务：“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4]那就是说，只有通俗，才能使小说有更广泛的受众，而作品能移风易俗，发挥教化作用，才能感动人们。这些都是新兴的市民意识的反映。他是有意识地站在市民大众的立场上从事他的搜集、整理和创作工作的：“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5]“里耳”当然是指的中下层市民大众。这些理论都说明冯梦龙的文学的“动力源”是来自市民阶层的需求。 在明代，承受着都市的扩张，必然也有一个“乡下人进城”的问题。但那时乡下人进城基本上是有序的“微调”。一般说来是“乡而优则城”，就是说你的农产品数量多到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时，或是你的资本足以从事市场的规模性贸易，你才有资格在城市找到立足之地；或者你的手工业技艺到了足以到都会中去竞争，甚至可以雇工成为作坊主，你就可以成为市民的一员了。“明史”将这种进城的方式称之为“农工互动”型，意味着农村也许还是他们的根据地，这种市民在城乡之间是可以自由来去的。因此，冯梦龙所反映的是农业文明下的一幅都市发展的长幅画卷。他所搜集、整理和创作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他也成为文学史册上的通俗文学大家。 如果说万历年间是中国近代化的肇始，那么1843年上海开埠则是加速了中国“被现代化”的步伐。如果说冯梦龙反映的是农业文明的古代大都会的生活，那么上海的开埠就象征着一个工商文明的现代大都会的迅速成型。这个大都会需要冯梦龙的继承者们来为新型的现代市民大众服务。这一任务就落到了那些优秀的或较优秀的、但又曾被扣上“鸳鸯蝴蝶派”帽子的通俗作家肩上。我们之所以要加上“优秀的”之类的定语，是想将通俗作家与庸俗文人之间有一条界线予以区分。在清末民初，能对大批涌进上海的“移民”作人文关怀的就是那些被命名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尽管将这个名称罩在他们头上显然是带着一种贬意。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们搞创作是为自己的“稻粱谋”，但冯梦龙也是将“三言”作为商品出售给出版商们的，现代的新文学家也是靠稿费生活的。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的文学商品市场就是这批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家和广大的市民读者共同建构的，这应该是他们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功勋之一。那时的“乡下人进城”，就不是“乡而优则城”，而“乡而贫则城”了。他们已是无家归的破产农民，当他们因天灾人祸而大批涌进上海时，那也就不是“微调”型的了，从流速、流幅、流量而言简直是人口“爆炸”型了。他们进入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会，那是一个“一市三制”的大都市(清政府、公共租界、法租界)，人口多元、法律多元、道德多元、文化多元……在这样的都市中，文化分层是必然的现象。不少居民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却要受着西方文明背景的法律制度的管控；即使是上海的老居民们，也需要有大量的信息告诉他们，怎样去应对这日新月异、五花八门的现实生活，更何况是大量的外来“移民”？因此，民间的报纸和各种门类的通俗文化就挑起了使“乡民市民化”的这副重担。就通俗小说而言，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用形象化的传播手段，在市民大众闲暇之时，在最廉价的娱乐——租小说来读中，潜移默化地告诉他们什么是都市的文明习俗，你得服从于城市的规矩；离开了乡村的宗法制度统治，但须懂得上海是一个以契约为守则的社会；市民应该享受何种权益，但也要相应承担何种义务，因此不能只关心一家一户的利益，而应该有一种更宏阔的公共意识；国际大都会有许多乡村中没有的市政设施，它的用处以及还有一整套管理制度应该去了解；还可以通过故事向乡民讲解新的价值观和工商生产的内在规律；并且常常在小说中强调，上海虽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但也暗藏着魑魅魍魉设下的各种捕机与陷阱，当心被埋下的“路边炸弹”炸得五花粉碎……通俗小说使乡民们在“寓教于乐”的消遣中不知不觉地融入上海的市民社会。可见当年有些新文学的某些权威对“鸳鸯蝴蝶派”进行讨伐是极不公允的，而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尚将他们几十年前的“误导”奉为圭臬，也是有失公平的。历史学界，特别是研究“上海学”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受这些误导的影响，对“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作品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的。例如周瘦鹃是《文学旬刊》上的头号批判目标，可谓是“众矢之的”，但历史学家称其为“优秀的文人与作家”[6]。其他的通俗作家也都被《文学旬刊》不分青红皂白地斥之为“文丐”和“文娼”。但在研究“上海学”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这些作家的口碑还是很好的。历史学家是真正在研究了上海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之后，觉得这些通俗作家对上海社会作出了很多的贡献。他们的结论是这些小说是“乡民市民化”的启蒙教科书，是乡民融入市民社会的一座“引桥”。作为文学作品，他们的小说中也不乏艺术精品，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就得到了鲁迅、胡适、刘半农和张爱玲的激赏；以后出现的言情、社会、武侠和侦探小说中就有过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张恨水、刘云若、向恺然、李寿民、王度庐、程小青和孙了红等诸多名家。冯梦龙以“情教”向“名教”挑战，可是到清末民初，社会舆论对“男女之真情”还没有完全接受，否则《玉梨魂》这样的作品怎么会行销至数百万册呢？即使男女双方相爱到用“血书”来传递“真情”，而“寡妇再嫁”依然是一种可耻的罪孽，甚至还顾虑到幼小的儿子将来在社会上无法立足的问题。可见“名教”的势力还如此强大而顽固，那么为什么不能有像冯梦龙一样抒写“男女真情”的“鸳鸯蝴蝶”呢？ 新文学的主流倡导“为人生”是希望写出伟大的指引人生道路的作品来，可是这些对赤贫的新“移民”来说还是太深奥了，他们现在还不急需解决人生的终极目标的问题。在新文学作家中，朱自清就懂得他们最迫切的问题是“吃饭”。他们写过有关“吃饭问题”的文章，知道有的老百姓一生为吃饭而发愁；而要吃饭就得融入市民社会去拼搏。既然在多元社会中文化是分层的，那么就应该有通俗文学作家为他们解决“乡民市民化”的诸种民生问题。“乡民市民化”也同样是社会现代化中的重要一环，而文学现代化是一条宽广的大道，不是只有新文学家才能通过的“独木小桥”。因此，在有的外国历史学家看来，在上海，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出版势头都很强劲，这不是一种双方势不两立的“僵局”，而正是上海文学的分层现象解决得很好的表现，这也正是上海文学魅力之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鸳鸯蝴蝶派”的作家的主干人物也是出在苏州的，他们是冯梦龙的同乡。在1936年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时，由鲁迅等“钦点”的通俗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参加签名的就是苏州人包天笑与周瘦鹃。苏州在所谓“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中较有知名度的还有徐枕亚、吴双热、程瞻庐、程小青、范烟桥、郑逸梅、叶小凤、徐卓呆、姚民哀、平襟亚、江红蕉、顾明道和陆澹安等人①，以苏州人为主干，以上海为出版大本营的“鸳鸯蝴蝶派”，就是文学史上称为“市井奇才”的冯梦龙在农业文明古代都市化之后进入工商文明城市现代化的嫡系“传人”，可是他们却没有冯梦龙那般的幸运，一度甚至被说成文学史上的一股“逆流”。这显然是文学史家的一种重大的“误判”和沉冤多年的冤假错案。 当通俗文学在三十年的断层之后，我们又迎来了改革开放大潮，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渐复苏，一个市民社会又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金庸、琼瑶等台湾通俗小说的“登陆”，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被革得“奄奄一息”的文学沙漠中的读者们手捧这些小说读得有点“废寝忘食”。而“引进热”，又掀起了一股“重印热”。因为金庸、琼瑶的“老祖宗”就在大陆，不过他们被遗忘了三十年之久而已。于是有可读性的现代通俗小说几乎被重印了一遍，有的甚至有多个版本。小说、戏曲、电影、电视都挟带着这些通俗文学类型作品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又因电视的普及而进入了人们的客厅与卧室。有些过去蔑视通俗文学的知识精英被电视“洗脑”，他们在休闲时段也被电视连续剧所“消费”，看得“津津有味”而欲罢不能。但是更新鲜的事物还在后头呢！网络数字化的先进科技更缔造了一支“网络类型小说”的写手大军。我们还没有看到2012年的统计数字。仅就2011年的统计，全国网络文学用户达一亿九千四百万，网络文学作者有一百多万人。一些在市民中受宠的作品，随着网上巨量的点击率而“网而优则纸”，由出版社印行；或者“网优而‘触电’”，在银幕荧屏上热播。这些作品几乎全是类型化的通俗小说，很有点昔日“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味道。现在网络小说中的“同人小说”就类似过去现代通俗文学中的“反案小说”；现在网络上的“穿越小说”，与清末民初的“穿越小说”同质而异构。过去的“穿越”都是古代的名人穿越到现代，贾宝玉、孙悟空、猪八戒、宋江都“穿越”到现代的生活中来发生了许多新故事；可是现在的“穿越小说”大多是现代的草根人物“穿越”到古代的一个有名的朝代中去，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职场小说”与过去的“社会小说”中的一支“就业小说”相似，“玄幻小说”与过去的“幻想小说”、“神魔小说”，“宫斗小说”与过去的“宫闱小说”……无不有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而武侠、侦探小说更是过去此类小说的延伸。网络小说初生期，由于质量问题，一度也像他们的前辈“鸳鸯蝴蝶派”小说一样，被视为一堆垃圾。可是随着它的成长，一些优秀的作品开始降生，有的经过改编从网络上走下来成为了纸质作品和登上了银幕和荧屏，也使广大读者和观众趋之若鹜。当《甄嬛传》在台湾连播了三轮还刹不住车时，我们大陆的人们也松了一口气。因为回想当年金庸、琼瑶的作品来到大陆时那种风靡一时的情景，使我们感到汗颜；我们断层了三十年，不得不让台港通俗文学专美于前，我们还拿不出像样的作品也让台港同胞风靡一番。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很讲究“来而不往非礼也”。那么我们今天送去像《甄嬛传》这一类连续剧，就是向台港同胞还了一份通俗作品的厚礼。 “冯梦龙—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是一条从古至今的市民大众“文学链”。但正因为它的通俗性，因此，广大农(市)民也从中得到了认识城市生活、认识广阔外在世界的启示，这个“文学链”可说是属于社会中下层所共有的精神财富。2009年以后，中国作协对网络文学的关注也明显加强，并组织从事纸本“传统”作家与网络作家“结对”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已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市民大众文学也必然会更方兴未艾。 在中国过去有所谓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学，实际上大多是知识精英们的文学；在延安，由于毛泽东的倡导因而工农兵文艺得到了大发展；可是中国过去的现代文学史中就没有“市民大众文学”的提法，其实市民大众文学是存在的，它们的读者人数大大超过新文学的受众，这是不争的事实。新文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知识阶层，而市民大众文学却全面向中下层读者开放，成为草根们的读品。而这些市民文学的形成机制也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更新换代。冯梦龙的作品通过木刻版的印刷与市民大众见面；“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大多靠机械化的传媒向广大市民推广；而网络类型小说则已进入了“去油墨化”的网络数字传播时代了，它的出现使市民大众文学形成了一个海量生产的燎原之势，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从沙里淘金到质量逐渐普遍提高的问题。“冯梦龙—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的古今“文学之链”必然会使它们成为一部未来的“通俗文学史”大书。今天，有的文学史研究者还在撰文“质疑通俗文学史”，那么历史也会回过头来去质疑他们：你为什么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堆里不去正视古今通俗文学发展一脉的铁的事实呢？ 注释： ①怎么会苏州人成堆，也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这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内容，与本文无涉。 参考文献： [1]李贽.焚书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22. [2]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81:33. [3]冯梦龙.山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1. [4]冯梦龙.警世通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12. [5]冯梦龙.喻世明言·叙[M].长沙：岳麓书社，1989:1. [6]许敏.民国文化[M]//熊月之.上海通史：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