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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燕芬，西北大学文学院。 随着学界对百年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广泛展开和深入进行，有关现代同人刊物的话题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从研究现代社团流派的存在状况和价值意义的角度，同人刊物无疑是考察其形成和演变的首要入口，也是考察其思想宗旨和艺术追求的重要途径。换言之，同人刊物是作为社团流派的存在形式而成为我们绕不过去的研究对象。而如果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这一思路上去考察现代同人刊物，则会发现，编辑同人刊物活动本身所体现出的思想价值取向，正直接和有力地生成并推动着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变革。同人刊物对个性主义的张扬，对“官方”和政治权力意志的抵抗，标明了同人刊物与生俱来的反专制精神特质。由此可知同人刊物在思想解放文化宽松的时代能自由生长，反之则零落凋敝的原因。正因为同人刊物与专制文化在思想上的不相容，便注定它在20世纪中国的风雨历程中生存艰难、命运多舛。此论题下，胡风和他编辑的同人刊物依然是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案例。 一 个性源自个体，文学是个人的事业，个性即为文学创造的标记。“同人”即相同志向的人，思想和艺术主张相通或相近，相互交流、碰撞、支持和呼应，形成一种个性的聚合与强化。落实为同人刊物时，便一定是有范围，或者有圈子的。继而形成的文学社团或流派，也是如此。 同人之间一定是求同的，不同就走不到一起。但从根本上说，面对一个大的时代和社会，尤其是面对政治强权力量，同人刊物的创办，其目的却是为了求异，是为了以一种凝聚为团体的力量和姿态，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独立思想和价值追求。知识分子因倡导新思想而开辟同人刊物为言论阵地，使得同人刊物总是出现在时代变革的前端，也先天具备了思想先锋性和文化异质性。现代意义上的同人刊物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的时候，突出一个“新”字，其破旧立新的思想观念和办刊宗旨，引起李大钊、刘半农等同道的共鸣，《新青年》以自觉的同人刊物的形式不断发出时代的新声，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其后，《语丝》、《现代评论》、《新月》、《现代》等同人刊物陆续出现，他们各自打出自己鲜明的思想和艺术主张，在政府体制之外形成了独立而新异的言论空间，影响乃至构成着社会的变革，同时以各自不同的色彩汇聚成五四时代自由多样的文化景观。 胡风的独立个性使他很早就有了开拓自己文学和言论阵地的自觉意识。读中学期间曾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了刊物《新蕲春》，初步显示出胡风的编辑兴趣和组织能力。左联时期，胡风得到鲁迅的言传身教，编辑过《木屑文丛》和《海燕》，鲁迅离世后与冯雪峰、茅盾等一起创办《工作与学习丛刊》。在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普遍认同并热衷同人刊物的背景下，有了鲁迅编辑思想的影响，有了几次主编刊物的经验，胡风在抗战发生后的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创办《七月》和《希望》，应该说是有充足信心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抗战后的社会和文化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主动或被动，家国使命促使知识分子的角色职能随之进行着新的调整和转换。战争形势下很多大刊名刊都停办了，当时最紧缺的是能配合抗战、鼓舞民众、适应战争需要的刊物，而并非五四时期那种一味彰显个性色彩的同人刊物。也就是说，当胡风卯足了劲儿要办一份“自己”的刊物时，已经不再是五四时代那样适合于同人刊物生存的环境了，同人刊物自身的特质和特定时代的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创刊后的《七月》既似同人刊物，又不完全是同人刊物的特殊面貌。 胡风创办《七月》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七月》的发刊，本身就有纪念“七七事变”的意思，抗战的发生带给胡风办刊的契机，胡风在发刊词中声明：“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面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①而从刊物登载的作品以及刊物的整体风格上，也完全可以看出《七月》是一本适时而生的战时刊物。另一方面，胡风看到战争带来的新文学传统的断裂、分化和转向，他迫切地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弥合断裂，续接传统。所以他说：“我景仰能够以拿破仑比拟的用笔的英雄，因而愿意替这样的英雄将坛搬运一点泥土；我相信新文艺将有一个光华灿烂的将来，因而愿意架起一道通到这个将来的，虽然太小但也许可以是聊胜于无的暂时应急的桥梁。”②此外，从胡风对编辑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想要办一份完全独立自主，一切都自己说了算的刊物来看，这种内在的实现自我的欲望，不能不说是一种更强大的推动力。而我们以往的研究，却往往对这种编辑者个人的情结和诉求，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木屑文丛》和《海燕》是胡风在鲁迅指导下编辑的。与冯雪峰、茅盾合作的《工作与学习丛刊》，虽然主要由胡风负责，但他仍感到受人牵制，感到不自由，胡风坚持自己的选稿标准和编辑方针，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最终导致和友人难以合作乃至争吵翻脸的难堪局面。所以，胡风痛切地感到，纵然是在神圣的战火中，也非得有自己的阵地不可。胡风的另起炉灶，是他不愿屈就别人的倔强个性所致，也是在文坛受到冷遇后急切地寻找同道知音的实际行动。 可见，胡风的办刊方针和编辑态度是他创办《七月》的先在原因，而且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到底。胡风办刊物是自费自编，很长时间内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他曾对路翎说：“我自信是在艰苦地走着一条路，同情我的‘友人’当然是为了在一条路上或愿意在一条路上的原故。”③胡风是坚持把《七月》当作同人刊物来经营的，他努力把“为抗战服务”和坚守鲁迅开创的新文学路向两个使命纳入到自己的编辑系统中，却坚决反对把《七月》办成指导整个抗战文学运动的机关刊物。“机关刊物”的建议是冯乃超在1938年5月29日胡风主持题为“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的座谈会上提出的，他认为“《七月》应该成为抗战中文艺运动的指导杂志”，胡风说不可能，并解释说：“我所说的‘同人杂志’是指编辑上有一定的态度，基本撰稿人在大体上倾向一致说的，这和网罗各方面作家的指导机关杂志不同。第一，我以为，用一个文艺态度号召作者读者，由这求发展的杂志，对于文艺运动是有用的，第二，《七月》的工作如果不是采取这个方向，恐怕很难得开始，第三，《七月》也并不是少数人占领的杂志，相反地，它倒是尽量地团结而且号召倾向上能够共鸣的作家，尽量地寻求新的作家，例如开始没有写稿的作家现在写得很多，例如东平艾青等；许多新作家的出现更不必说了。这是一个方针或方向问题，我平常谈话的时候，是使用‘半同人杂志’这个说法的。”④ 迫于战争情势的需要和座谈会上由同人杂志问题引发有关《七月》编辑倾向的不同意见，胡风的解释中其实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让步，最后以“半同人杂志”的说法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胡风对进入七月社的“同人”有自己的要求，希望能在创作态度和作品的倾向上大体一致，在文学风格上尽量接近，以达到对一种文学方向的坚守。即使对于“半同人杂志”的说法，胡风也还是有自己的认识和界定。胡风不是如冯乃超所建议的一般意义上的广泛团结现有作家，在扩大作家范围的时候，他是有所选择的，他拒不联合自己的文坛宿敌，也不联合文学追求上的不同道者。胡风扩大队伍的兴趣在于培养“新人”，他更乐意向读者群中的文学爱好者开放他的杂志，他有志于像鲁迅那样，作青年人的导师，引领他们走进文学殿堂；此外，无论杂志如何开放，如何吸收新鲜力量，却始终以同人姿态凝聚所有的“非同人”，如端木蕻良所理解的：“《七月》的态度不管是同人杂志也好，非同人杂志也好，他(胡风)却是以同人的主观力量来奠定的。”⑤胡风努力将同人杂志放开到半同人的地位，但同人“实际上做了卓越的组织者”。胡风非常看重“文学组织者”的机能和作用，刊物同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组织者”，具有影响和推动文学发展的现实意义，而且，一个刊物的个性特色，一个社团的独特面貌，往往是由处于核心位置的同人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态度所决定的。所以，有人以“同人杂志”非议《七月》或者对《七月》提出新的建议，都是由于对《七月》的要求不同、期待不同所致。而胡风的坚持，相当程度上保全了一份同人杂志应该有的个性倾向，而不至于被统一在简单的政治方向上。从胡风文学家的立场上，《七月》的鲜明个性，应该表现在关注、发表优秀的文学作品，最终达成新文学的源远流长和持续发展。此种编辑倾向，也有可能构成一种与政治主流的疏离性，虽然这恰恰是同人刊物的鲜明个性和价值所在，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难免被批评有“急于要求伟大作品而忘了抗战”的倾向。 虽然有关“同人杂志”问题的分歧一直存在，《七月》因其“给人一个只是编辑同人的作品的印象”而时常被认为是小集团主义的杂志，是宗派性质的杂志，胡风还是愈来愈坚定地走着同人刊物的路线，或明或暗地对抗着文坛的一统化和大众化倾向。对刊物，胡风有过一个很有意味的比喻，他说：“一本杂志也是一篇创作，那里面的文章就是题材。”⑥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胡风对刊物的“个人性”的重视和追求，这种“个人性”不只体现在选稿用稿要符合编者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趣味，也体现在刊物最为敏感的“用人”方面。人们通常会以胡风广泛吸收新成员，培养新作家来证明《七月》不存门户之见，实际情况确实是，胡风在倚重同人的同时，也在努力扩大征稿范围，使刊物上不断出现“初来者”的面孔。但胡风所发现和选择的一定是自己认为的“同道伙友”，创作态度不同的、文艺思想有分歧的，哪怕是成名作家也坚决不请，而只要在文学思想上有声气相投的感觉，即使是初学者也会吸纳进来，加以教导和培养。正如绿原所说：“胡风就是为了坚持实现自己的文艺思想，就是想通过刊物团结一批作家，形成一股力量，把中国的文艺向前推进。”⑦从这个宏伟目标看，胡风的坚持绝不是为了自己，而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却一定要“为自己”，这主要指胡风在自己开辟的阵地上吸引一批同道来理解和践行自己的文艺理想，甚至也包括了人格和个性的吸引。我们知道，坚持独立人格与文学个性的人，往往能够得到同类的拥护和知音的共鸣，这些同类和知音当然会有相同或相近的气质秉性，如同人阿垅和路翎等，和胡风单纯、直迂的性格很相近，这种相类的同人性格也会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同人刊物的性格。当然，在中国，坚定不移的个性执守，也最易招来对立面，易于导致集团意识和宗派意识。所以同人杂志一定是个性化的产物，是群体的相似个性的气脉相通，是知识分子独立思想的精神凝聚、强化和放大。即使是胡风所言的“半同人杂志”，看起来是显示出既集中又开放的双重特征，实质上还是更致力于集中的，不如此，《七月》就不能保持那样的鲜明和独异的面貌了。 尽管胡风为了使《七月》成为一本理想的同人刊物而竭尽努力，但特定时代的要求和文坛内外多种牵制因素显然限制了胡风。胡风真正放开手脚经营完全意义上的同人刊物，是在《希望》时期。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从《七月》到《希望》所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作家范围开始变小。抗战中文化人四处离散，《七月》的同人们逐渐淡出，《希望》的核心成员主要是胡风后来发现和培养的文学新人，他们自觉是胡风的学生，都是在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之下，在胡风人格力量的引领之下走进《希望》，心悦诚服地追随在胡风身边。二是《希望》有了更为自觉的理论指导意识，在抗战胜利前后文艺界发生的几次文艺思想争论中，《希望》同人们支持胡风参与论战，更显出同人刊物的阵营性与派别性质。与主流文艺界乃至文坛政治力量的摩擦和对抗，使《希望》表现出鲜明的异端思想色彩，以及现代同人刊物在体制之外构建新的言论空间的明显标记。比之《七月》，《希望》的人员集中、思想自守和反专制姿态，说明它是更为典型的同人刊物。 二 胡风创办的同人刊物具备三个鲜明的特征，第一是坚守创作成员的同人性质，在编辑方针上坚持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的一致性；第二是刊物保持非官方化的民间生存形态；第三是依靠自有资金办刊，却拒绝商业化的盈利目的，竭力维护同人刊物思想的严肃性和艺术的纯粹性。考察一下20世纪报刊发展的历史，以上三点也应该是现代同人刊物的标记性特征。而恰恰从这些标记性特征上，我们可以看到同人刊物表达自由思想的诉求和由此形成的反专制主义文化品格。 在《七月》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胡风和同人们就达成一种共识：“杂志是应该明白地拿住方向的。”⑧邵荃麟曾说过：“胡风是最会编刊物的，他的风格和特色别人很难学到。”⑨通过胡风的编辑历程考量一下，我们会发现胡风的所谓“最会编刊物”其实就是最能“拿住方向”，无论何种情况下都坚持不改变不动摇。当年编辑《工作与学习丛刊》时是在冯雪峰的领导之下，但他却不听冯雪峰的指挥而按照自己的原则选稿，按胡风的说法是：“如果他们管编辑，刊物的面貌要不同的多的。”⑩办《七月》时宁可启用无名青年的文章，也不拉成名作家的稿子，他曾在信中对路翎说：“我无论如何不能把《七月》做成文豪们的交际沙龙。”(11)而到了《希望》时期，胡风的“拿住方向”就意味着不仅要顶住文坛权威的压力，还要承担被误解、敌视和打入另册的危险。如此坚持下的同人刊物，想要没有“风格和特色”都难。说到底，是胡风的硬骨头和不妥协精神别人很难达到。 抗战后期国内的政治文化环境愈加复杂，毛泽东《讲话》方向下的思想规范与国统区再次兴起的启蒙主义思潮碰撞而形成新的思想争论，胡风和同人们激进的政治态度和他们注重现实批判的文学倾向，导致他们处于矛盾的端口而双向受敌、四面应战。《希望》处境艰难而思想个性却更加卓尔不群，文化批判的锋芒也更加锐利，在一个逐渐走向思想一体化的时代，坚守同人刊物的思想个性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胡风却没想要磨平自己的个性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他想让《希望》在文艺战线上成为一个特殊的“堡垒”和“岗位”，这种愿望在不同思想可以自由对话的多元政治文化环境中本属正常，但此时的胡风和《希望》因“个性”和“抗争”的姿态而被视为“异端”，他们面临着“致命的考验”而“不得不在内外敌对力量的压迫下面困苦万状地争取自己的生存。”(12)今天看来，胡风及其同人刊物的异端色彩，恰恰内涵了反抗专制主义的思想倾向，随着时代的推移，《希望》当年所被诟病的“反动”思想和宗派意识，将会愈来愈显示出正面的价值意义。 再次回到五四《新青年》时代。1918年《新青年》从第四卷开始，实行新的编辑方针：“其一是取消带有约稿性质的《通告(二)》，不欢迎来稿了；其二是前三卷都登在固定位置的《投稿简章》不登了，不需要‘社外’的‘投稿’；其三是接连刊登了18期的‘陈独秀先生主撰’几个字消失了。由陈独秀‘主撰’变成了‘社员’共同‘撰译’；其四是刊登了一份本刊编辑部《启事》，直接声明‘同人’或撰或译，‘不予购稿’，告诫‘社外’的作者千万不要来稿。”(13) 这看起来是一份非常“排外”的同人刊物，表明刊物同人对自家能力的信任，目的在于以统一思想集中火力致力于文学和思想革命。但到了1919年，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在刊物要否“介入政治”的问题上发生大的分歧，于是“编辑委员会实际解散，剩下陈独秀一个人主持编务。他自然放手大干，不断凸显杂志的政治色彩还将它移到上海出版，最后办成一个完全政治化的刊物。胡适等人则不断批评《新青年》的政治化，提议将它迁回北京，‘声明不谈政治’。陈独秀当然拒绝。于是胡适在北京创办《努力周报》，干脆树起了另一面旗帜。”(14)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自由文化环境下编辑者思想个性的坚守；二是政治意识也被纳入思想争鸣的范畴，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可以存有分歧甚至对立，同人之间思想不统一，马上可以一拍两散各自另起炉灶，一切都是平常现象。两相对比下，胡风经营《希望》的时代思想自由度明显降低，而政治意识形态已成为越乎一切思想斗争之上的操控力量，文艺上的独抒己见倘若被认作政治上的另立门户，同人刊物遭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乃至最后落入政治的陷阱就在所难免了。但无论如何，在政治一体化格局全面形成之际，在绝大多数的自由文人都适时转向和归队的潮流中，胡风和同人们依然不时地发出对抗主流的不和谐音，今天看来实属难能可贵了。 现代报纸和同人杂志与现代思想启蒙运动是同步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在政府体制之外开创了民间知识分子的新的言论空间，以一种不盲从、不配合、不受约束的局外视角进行政治文化批判，或揭示现实问题和针砭时弊，既表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也产生着反对专制独裁、推进社会民主自由进程的积极功效。所以，与主流政治保持一种疏离性乃至对峙性，是同人刊物特有的姿态，也是同人刊物参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有方式。正如《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在1926年复刊号上宣布的：以“不党、不私、不盲、不卖”为“本社同人之志趣”(15)，这“四不主义”正是《大公报》取信于民的办报方针，也应该是优秀同人刊物的思想灵魂和气质品格。 同人刊物在社会文化环境相对宽松自由的时代是最兴盛的，从文学的角度讲，多元化的时代环境，读者有多元化的阅读需求，同人刊物就有了它的市场，我们很难要求一个或少个刊物能够容纳和满足百家的需求，但可以要求多种文学刊物以各自不同的办刊方针和精神，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从而汇聚成百花齐放的文学景观。同人刊物一般是以非官方化的民间自筹资金方式办刊的，高品质的同人刊物可能是在商业性的环境中，但却是非商业性的创作活动。一方面，同人刊物的自由创办自由言说的特点，决定了它要借助商业社会的有利条件，采用私营性方式，不靠政府养活也不看官员脸色行事，少了体制化的束缚，可以理直气壮地张扬个性、批判现实。另一方面，同人刊物是时代的精神标识，思想的高地，它要维护思想的严肃性和艺术的纯粹性，绝不从俗就低，不以招揽更多的读者而获得商业利益为目的，它满足于一个忠诚度很高的阅读圈子，视低发行量为正常现象。同人刊物处于既依赖商业化规则经营运作，又有无法满足商业赢利要求的两难境地，这就使得刊物面临很大的生存危机，常常因为资金的短缺而停刊倒闭，现代文学史上的同人刊物多则多矣，但大多短寿或夭折。胡风1935年编《木屑文丛》时，在卷首语的最后写道：“对于极端压迫进步文化活动的现状，我们很想把本刊当作一个事实上的抗议继续下去，但假使集不拢或筹不起钱，当然只好停止。会不会‘第二辑’‘第三辑’地出下去，就要看诸位同情者诸位读者肯不肯给我们以稿件上的和经济上的助力。”(16)同人刊物的存在形式让编者无法作长远打算，只集中精力于当下的战斗。而实际正如胡风预料的那样，《木屑文丛》只出版第一辑就走到了终点。 胡风经营《七月》和《希望》，也是几度中断又几度顽强复刊，且不说联络作者、编辑稿件的辛苦和面对内外异己力量的压迫，单就出版发行活动中的经济困难就常让胡风无力承担。胡风曾在《七月》的《致读者》中表明停刊原因时说：“《七月》和读者之间还有一重商业关系，而到这一期，我们和书店的合同恰恰满期了。不但我们没有印造的资本，单就发行路线说，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所以这一期以后，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们也只好迁到更后方去出版了。”(17)同人刊物的民间姿态和自由立场与它的办刊方式密切相关，创办和坚持一份高质量的同人刊物，编辑者要有非同寻常的信念、勇气和热情，要自己出资或募资，要业余轮流编刊物，要有同人间的志同道合和无私奉献精神。一个世纪同人刊物走过的道路上，既有惨淡经营的艰辛，又有前赴后继的悲壮。 同人刊物自由灵活、昌明个性、反抗专制主义，但同人刊物又极可能是片面的，是有局限的，同人刊物处于边缘，是孤军奋战甚至是九死一生的。从胡风艰难的办刊历程中，我们既看到同人刊物来自民间的强韧力量，也不得不悲叹，同人刊物如同流星倏然划过天空，那是它的美丽，也是它的宿命。 三 1946年《希望》停刊后，胡风自己再没有主编过杂志，但还是建议和支持曾经的同人们积极创办刊物，曾有《呼吸》、《荒鸡小集》、《泥土》、《蚂蚁小集》和《起点》等几种小刊物，在40年代后期声援了胡风派的思想论战，延续了《希望》的办刊思想和战斗精神。但政治文化环境的严酷使同人刊物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阻力，这些刊物大都勉强坚持一段时间后夭折。 1949年以后国家政权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同人刊物的限制越来越严厉，一体化的政治环境，不允许异质话语的存在，在自由表达被限制的年代，同人刊物渐渐没有了生存的空间。胡风在给张中晓的信中说得很清楚：“《起点》，是几个青年友人弄的，但被封锁不能发行，又遭到‘舆论’打击，已寿终了。本来我劝他们不要弄，我懂得大旗们的本性，他们统治文坛梦正旺，看见一株小草都要痛恨。”(18)但胡风和同人们都是一群“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的人，胡风曾坚辞组织安排的《文艺报》主编工作，理由是：“自己的文艺观点和工作能力根本不能适应这新的开创时代，怎么能主持这样一个领导性的理论刊物呢？”(19)胡风对不能“摸底”的编辑工作不接手，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由他自己说了算的工作。后来他又激烈地反对安排自己去《人民文学》，认为“当副主编根本不能表达自己的文艺主张，怎么工作？决不能干。”解放后的胡风依然放不下同人刊物的情结，依然怀念1930年代在上海自创刊物的自由，冲动时总“想找几个朋友办个同人杂志”。冷静下来时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办同人杂志恐怕行不通”了，“现在不是30年代的上海，在党的领导下是不允许办这类刊物的”。(20) 1949年以后新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格局的形成中，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类报刊杂志运作渐渐被纳入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方式。然而，主流话语虽处于强势地位，如胡风这样坚执的理论家和编辑家，依然不放弃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力，他在煌煌“三十万言”中发出的质疑声音，大力批评“国家刊物”、“领导刊物”、“机关刊物”的“垄断”的地位及其对文学多样繁荣的阻碍，显示出来自边缘的“异端”与主流的不妥协的对话。胡风的声音在当时几乎是空谷绝响。1950年代“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坛曾有过同人刊物的短暂回潮，如高晓声、方之等组织发起的《探求看》文学月刊，但很快随着政治运动的持续严酷而消失了。 同人刊物与多元文化是相依共生的关系。新时期发展至今，虽然文化建制改革的步子缓慢而艰难，同人刊物有所恢复但依然不够理想。但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开明度的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应该说已经为同人刊物的创办和兴盛提供了基本的环境和条件。多元文化环境中不同读者层的形成，使刊物必然要面临读者的多样化需求，具有高文化品质的同人刊物，一定会有自己的发展的空间。同人刊物基本处于民间自在状态，反而能真正靠质量，靠刊物的思想精神而赢得读者的肯定和欢迎，范围虽不是很大，甚至可能是一个圈子的人喜欢，但却代表着更高水准的思想精神和审美追求。体制内刊物容易出现趋同化的弊端，而同人刊物则恰恰张扬的是个性和锐气，对读者来说有足够的新鲜感和警醒作用，两相形成鲜明的对比，提倡同人刊物有可能逐渐影响并起到改良体制内刊物的积极作用。当下，网络媒体的自由刊载与传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同人刊物缺失的不足，但时代仍然呼唤有个性特征，有精神力量，也有公信度的同人刊物。中国社科期刊的体制改革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两种办刊体制的并存中，同人期刊会因其探索性和异端性而冲击公共话语秩序，同人刊物的边缘性群起将会带动整体文化生态的变化，从而打破权力政治文化的垄断局面。同人刊物，面对着又一次的机遇和挑战。百年文学历史已经证明，文化思想的除旧布新和文学艺术的多样繁盛，仍然需要有生命力的同人刊物。 注释： ①胡风：《愿与读者一同成长》，《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9页。 ②胡风：《〈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序》，《胡风全集》第2卷，第495-496页。 ③胡风：《书信·致路翎》，《胡风全集》第9卷，第198页。 ④⑤⑧《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记录》，《七月》第3集第3期(1938年6月1日)。 ⑥胡风：《翻译工作与〈译文〉》，《胡风全集》第2卷，第218页。 ⑦[韩]鲁贞银：《关于“胡风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访谈录》，《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 ⑨转引自绿原、牛汉：《〈胡风诗全编〉编余对谈录》，《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⑩胡风：《书信·致贾植芳、任敏》，《胡风全集》第9卷，第138页。 (11)胡风：《书信·致路翎》，《胡风全集》第9卷，第186页。 (12)胡风：《逆流的日子·序》，《胡风全集》第3卷，第172页。 (13)庄森：《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东方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03页。 (14)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90页。 (15)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16)《木屑文丛》第1辑，1935年4月20日出版。 (17)胡风：《致读者》，《七月》第3集第6期。 (18)胡风：《书信·致张中晓》，《胡风全集》第9卷，第653页。 (19)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59-560页。 (20)刘炼：《胡风事件中何干之幸免被捕》，《百年潮》199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