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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五四”时期有过短暂的浪漫主义潮流，1930年代，逐渐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趋势，1950年代，甚至产生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1958年，在毛泽东有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的基础上概括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高了浪漫主义的地位，有利于将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立流派来加以认识，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导致了虚假、浮夸等弊病，引起了浪漫主义的畸变。“文革”结束后，由于对“文革”虚假的浪漫主义的反拨，提出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口号，浪漫主义受到普遍的诟病和排斥。由于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的变化，浪漫主义逐渐从文坛遁逝。 【关 键 词】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幻想 【作者简介】旷新年(1963- )，男，湖南湘乡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在欧洲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在对古典主义的理性规范的反叛中崛起，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文艺思潮和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浪漫主义把情感、想象和个性视为文学的本质，把主观的倾向以及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勃兰兑斯指出：“浪漫主义曾经几乎在每个文学部门使风格赋有新的活力，曾经在艺术范围内带来了从未梦想过的题材，曾经让自己受到当代各种社会观念和宗教观念的滋润，曾经重新创造了抒情诗、戏剧、小说和批评，曾经作为一种滋润万物的力量渗入了历史科学，作为一种鼓舞一切的力量涌入了政治。”[1]440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认为：“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19、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2]10高尔基从政治立场和态度出发，把浪漫主义区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这一观点对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理解和接受浪漫主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限定了中国对于浪漫主义的选择。 “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在强烈的进化论的氛围中，提倡的是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乃至新浪漫主义，认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已经过时了。直到1921年创造社异军突起，才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潮流。现实主义强调文学的认识价值，与建立在表现论基础上强调情感取向的浪漫主义形成了尖锐对立。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现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造成了创造社的转向。创造社在转向之后，就宣布浪漫主义是反动的。从1928年革命文学倡导开始，在文学理论上都是以现实主义为标帜，否定了浪漫主义在理论上的合法性。新写实主义明确表明，浪漫主义属于没落阶级的艺术，写实主义则是属于上升阶级的艺术。苏联“拉普”把浪漫主义等同于唯心主义，法捷耶夫提出了“打倒席勒”的口号。瞿秋白在《革命的浪漫谛克》一文中一开始即引述法捷耶夫《打倒席勒》一文的观点。1932年，苏联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1933年，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在国内最早正式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否定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从而引起了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评价。浪漫主义尽管被包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里面，然而，实际上却只是作为从属的因素，即使高尔基也被描述成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因此，实际上，193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了新文学的正统，文坛上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局面，到1950年代，形成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使得浪漫主义失去了立足之地。 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抗战前夕，经过周扬、胡风、冯雪峰等人的理论提倡和阐释，独尊现实主义的局面开始形成。1950年代，现实主义被认为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甚至涵盖和代替了整个文学的概念，现实主义不仅被视为文学史的主流，而且一切伟大的、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都被归入现实主义名下，形成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公式，浪漫主义和其他创作方法遭到贬抑、排斥和抹杀，失去了合法的存在空间。例如，1953年，世界和平大会建议纪念屈原，陆侃如在《文史哲》1953年第3期发表的《我们为什么纪念屈原?》中就把屈原描述为“中国文学史上古典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然而，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有它自身的限制。1958年，毛泽东“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尽管产生了更大的弊病，但是，它确实打破了现实主义概念垄断文坛的局面。 《学习译丛》1956年2月号译载了苏联文艺理论家雅·艾尔斯布克的《现实主义和所谓反现实主义》一文，批评了流行的现实主义观点，在中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发表于《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的郭晋稀的《试从诗、骚的创作方法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就是对此的一个反映。郭文认为，《诗经》和《离骚》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不同传统。施昌东在《试论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文中不满“把整个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简单地归结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把现实主义的概念和现实性、真实性、艺术性、典型形象等概念等同起来”，不满“反映生活真实”是“现实主义唯一的独有的原则”和“艺术典型化的方法”是“现实主义唯一的独有的方法”而“否定和抹煞浪漫主义”，不满在许多浪漫主义作品上贴上“现实主义”的商标这一现象。他认为，浪漫主义“也能塑造典型、表现性格、反映真实”。浪漫主义构造艺术形象的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是“用幻想的情节和夸张的形式在虚构的环境中依据人的社会的真实性格塑造典型形象”[3]。然而，像典型、反映生活真实以及性格等概念与现实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施昌东为浪漫主义辩护的过程是用现实主义的法律来替浪漫主义辩护的过程，在将现实主义直接替代整个文学的概念的前提下，他让浪漫主义在现实主义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这样的辩护自然是无力的。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中，周扬曾经有过这样的反省：“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还有一点感觉，就是对浪漫主义强调得好像不够。高尔基把浪漫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因素和一个部分包括在里面，这是很好的，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向来都是对立的概念统一了起来。但是我又觉得，浪漫主义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流派，并且是一个独立的流派，浪漫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对它的估价似乎还不够，过去在这方面有些忽略，提倡得比较少。”[4]414他不是像施昌东那样让浪漫主义去迁就和适应现实主义的规范，而是伸张浪漫主义本身独特的艺术规律。他的思路是正确、清晰和深刻的。周扬的这一思考在当时无疑是非常杰出和独到的。 在独尊现实主义的理论倾向中，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意见，后来被概括为“两结合”创作方法。1958年3月，毛泽东对新诗的发展道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毛泽东的这一意见是“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出的直接的理论来源和根据。3月16日，在关于毛泽东的《蝶恋花》词答《文艺报》编者问的信中，郭沫若称毛泽东的这首词“正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最早透露了“两结合”的概念[5]。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周扬发表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文章，首次正式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一方面针对过去独尊现实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需要，周扬强调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重要性，突出了浪漫主义的地位：“人们过去常常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当作两个互相排斥的倾向，我们却把它们看成是对立的而又统一的。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就流于鼠目寸光的自然主义。”[6] 从历史上来看，“两结合”并不是新的理论。中国文艺理论界早在1930年代初，就涉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问题。高尔基曾努力探索新的创作方法，以表现新的生活，“寻找一种可能性，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成为第三种东西，即能够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写英雄的现代生活”[7]61。高尔基在1912年给阿努钦的信中写道：“关于社会主义的艺术——尤其是文学……这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两者的一种综合。”[8]448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中，高尔基认为：“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合流的情形是我国优秀的文学突出的特征。”[9]1631950年1月，光未然在《谈剧本创作的几个问题》中说：“我们的现实主义还没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没有把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的典型，提高到他应有高度，将英雄人物优美品质的特征放大一些，热情地加以歌颂。”[10]1950年3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竹可羽的题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文章，在标题上直接、鲜明地提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1950年初，茅盾在文化部对北京市文艺干部的讲演中谈了“现实主义结合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们在创作上，曾经强调过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今天依然要强调这一点。”“作家在发掘了现实的本质以外，还必须高高地站在现实之上，有力地指出那由于在生活中开始出现了革命运动而带来的崇高的理想和斗争的热情。高尔基因此要求作家不仅仅反映生活，而且要‘装饰’生活。在这意义上，就有了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而高尔基就是这样的创作方法的创始者。”他认为，所谓“革命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所表现的对于崇高的理想的追求，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梦想’，是有现实基础的，是被现实的革命运动所指引而向着确定的目标并且燃起了旺盛的斗争情绪的；表现在人物描写上，这就是肯定的人物的性格往往为作者的理想所提高，比现实人物更完美，因而也就有更大的教育意义”[11]118-120。这些说法不仅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而且把浪漫主义和理想化联系起来。 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指出：“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2]53何其芳在《屈原和他的作品》中指出：“正因为从真实地反映现实这一点说来，积极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根本精神上是一致的，所以在过去的许多伟大的作家身上，常常是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他认为屈原是“结合了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的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是“积极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的范例”[13]406-418。陆侃如在参加第二次文代会以后所写的《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中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别于旧现实主义，在于它是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实主义……它不仅反映现实，它还指导现实；它不但写出今天，它还指出明天；而这个明天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告诉我们的辉煌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14]2敏泽在《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些错误理解》中曾经辨析：“我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艺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是以下列一点为前提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应当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加入到文学创作里去。这就是说，革命的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是一个整体，并不是互相独立的部分。”[15] 邵荃麟指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不是新的问题，从理论上说，高尔基早已提出过，毛主席在延安也早已有所阐明，第二次文代会时周总理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这个精神，而在创作实践中高尔基的《海燕》《母亲》以及苏联以后的优秀作品《夏伯阳》《铁流》等也都运用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中国，毛主席的诗词首先体现了这种结合，以后的《白毛女》《红旗谱》等也都体现了这精神。但是，在去年大跃进中，突出地强调了这个问题，那是由于：第一，崭新的时代下新的文学艺术实践所要求，在这‘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时代，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空前高涨，这要求反映到文学中，因而必须要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第二，我们的理想与现实已经不是敌对的矛盾，而是在根本上达到了统一；第三，劳动人民的美学观点一直是喜欢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的东西，而现在劳动人民不仅成为社会的主人，也成了自然的主人，那种健康的美学观点，要求有相应的文学艺术。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正是根据这些前提而提出的，即：一方面根据社会、革命的需要，一方面根据人民的传统”[16]。邵荃麟认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他认为，今天的“两结合”与过去的“两结合”有质的区别。过去的浪漫主义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而革命浪漫主义则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两结合”才成为一种新的创作方法。 何其芳强调“两结合”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他指出，从文学史来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然而，这两种方法有时候又是结合在一起的。而毛泽东提出“两结合”明确地把浪漫主义放到了和现实主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说，有一个时期，不少文艺工作者认为似乎现实主义是更根本的方法，革命浪漫主义是派生的方法，甚至可以包括在现实主义之内，毛泽东把两者作为同等重要的方法提出来，并且强调它们的结合。这样的创作方法才能更好地表现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表现共产主义的风格[17]252-253。 茅盾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上面表示了疑问和不同的看法：“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不是对立的?从思想方法上看，是对立的，但从它们对于现实的态度而言，又不是对立的。正因为有这么一点复杂性，有人强调了后者，并且举历史上的伟大作家为例，说越是伟大的作家越难划定他是浪漫主义或是现实主义，并由此推论，在大作家身上，这两个主义向来就是结合的。我看这个论断很难成立。”“我对于历史上的大作家常常同时是浪漫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的说法，以及这两个主义从来就是结合在大作家身上的说法，都是不敢苟同的。”[18]茅盾认为，“中国历史上极少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一部作品中‘两结合’的情况，是不存在的”[19]。 “两结合”口号的提出，首先突出了浪漫主义的地位，浪漫主义占据了主导位置。臧克家说这一口号的提出：“跟我们的大跃进的时代情势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口号特别强调了浪漫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20] 其次，浪漫主义在当时的主要内涵是理想主义和理想化。浪漫主义由于是在当时“大跃进”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必然导致主观主义和虚假的理想主义。在《文艺放出卫星来》的专论中，华夫提出“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要求相应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最有利于共产主义文学艺术的创造”，它能够“引导我们看出、写出共产主义理想照耀下的现实，看出、写出现实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趋向”[21]。李希凡说：“我们所提到的革命浪漫主义，很显然，绝不是指的某些艺术表现方法的特点，而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革命的理想主义。”[22]如果将这种对浪漫主义的偏爱，与当时对秦兆阳、陈涌等人的现实主义“真实性”的批判联系起来看，它的倾向和内涵就非常清楚了。 最后，“两结合”的产生更直接被视为是“时代的要求”，也就是说，它的出现，一个直接的现实的原因是“大跃进”。以群认为，单纯的“现实的再现”或是和“现实之客观的表现”，已经不能满足时代形势的要求：“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突出地提出来的。”[23]杨晦指出，在“充满激情和幻想的时代”，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单是现实主义自然就不够了”[24]。安旗说：“在我们今天特别需要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因素进入我们的文学创作，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与我们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这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空前未有的伟大时代。”[25]这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卢卡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批判现实主义》一文中指出，革命浪漫主义被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标志，然而，马克思和列宁从来都是以讽刺的拒绝态度谈论这个字眼的，它是从哪里突然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呢?卢卡契认为，应该从经济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中去寻找，革命浪漫主义是经济主观主义美学上的一种等价物[26]144。卢卡契的这篇文章恰好写于1958年。卢卡契对革命浪漫主义的理解，如果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联系起来看，就更是一种深刻的洞见。 1960年，“两结合”被作为一种崭新的创作方法得到第三次文代会的确认，作为“最好的创作方法”，正式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有复杂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企图摆脱苏联的理论模式，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19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苏联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结束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时代。1957年开始的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折射了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中国的文艺理论界一方面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另一方面开始脱离苏联的影响，建设和发展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1958年7月底8月初，周扬在河北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报告，批评了对苏联文艺以及理论的盲目崇拜，体现了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决心脱离苏联模式，建立自己的体系。这个新的体系，就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两结合”。 “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使浪漫主义具有了独立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郭沫若认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很难分别，前者主情，后者主智；但文艺创作是形象思维，允许想象和夸张，因此文艺的本质应该是浪漫主义。伟大的文艺家很难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例如屈原，好像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起。他说，“两结合”的口号和毛泽东诗词的发表为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27]。1959年，林庚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一文就认为：“年来文学史的研究中，更为充分地认识了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不是附庸和支流，而是如高尔基所说的，‘两个基本潮流’；……它们都是文学史上的主潮，这几乎是已成定论了。”[28]在他看来，浪漫主义的主要特点是“理想”和“想象”。然而，浪漫主义和当时的“大跃进”运动联系在一起，它溢出了文学的范围，发生了严重的变异。 “大跃进”运动遭受挫折以后，进入了政策调整阶段。由于“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出及其阐发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它与当时整个社会浮夸、冒进的风气联系在一起。政策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反思的过程。1962年，邵荃麟在《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既反对粉饰现实、回避矛盾，也反对主观主义的为写矛盾而写矛盾。或者更坏，片面地夸大矛盾。在革命现实主义基础上有革命浪漫主义。反对‘写真实’的假现实主义，也反对浮夸的浪漫主义。”[29]396针对“大跃进”浮夸风和“两结合”创作方法提出以后产生的虚假的浪漫主义的倾向，邵荃麟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深化”的主张。他认为，在“现实主义的深化”的基础上，会“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应当从“现实主义的深化”中去“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30]。可是，不久，邵荃麟的“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就和“中间人物论”一起受到了批判。邵荃麟把文学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抽掉了革命性。因此，在当时主观主义和“左倾”政治的大局下，“两结合”的口号在实践过程中实际上变为了对于现实主义的否定。 有人认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对“两结合”这种创作方法从理论上作出了阐述[31]。1966年，在江青指导下制造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被规定为唯一合法的创作方法，因此，“两结合”便成为“文革”文学钦定的创作方法。而在阐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内涵时，突出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上述论述。但在《纪要》中主要把它作为一种典型化的方法。在《纪要》中，“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和“现实主义的深化”论作为“黑八论”的重要内容遭到彻底否定和批判。在“文革”极“左”的激进的文艺实践中，“两结合”发展到“三突出”，发展为“高大全”和假大空，浪漫主义得到了畸形的发展，蜕变为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代名词。“文革”文学一方面既排斥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否定了真正的浪漫主义。尽管在“文革”中有一些伪浪漫主义的创作，但是，以“样板戏”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其主要特征其实是古典主义。 “文革”结束后，仍然沿袭“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认为“四人帮”的“三突出创作方法”是对“两结合”的篡改和歪曲。1978年，王朝闻在《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中认为，形象思维、典型化原则和“两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2]。在进入“新时期”和否定“两个凡是”以后，开始有人公开对“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出质疑。刘光说，“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是针对现实主义的，“两结合”创作方法提倡的结果，导致现实主义被贬抑，被放逐，被摧残，而浅薄的、浮夸的、虚伪的“浪漫主义”则发展起来[33]。 三、浪漫主义的遁逝 由于对“文革”假大空和虚假的浪漫主义文艺的不满和反拨，新时期一开始就提出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口号。1978年，龚济民著有《还浪漫主义以本来面目》一文，为浪漫主义进行辩护，他利用高尔基有关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划分，企图通过把“四人帮”的“三突出”归入反动的浪漫主义，从而拯救浪漫主义[34]。但这种解释显然不被接受。人们普遍把“文革”虚假的文艺的根源归结到浪漫主义。公刘的说法便颇为典型，他认为，从1950年代开始，我们的诗就与虚假发生了联系。“最不好的就在于它的一味强调浪漫主义，而忽视了现实主义。”[35]王蒙在《反真实论初探》中列举了“四人帮”反对写真实的几个论点，其中就包括假浪漫主义和假理想主义。他认为，现实主义被《纪要》否定和破坏，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则被《纪要》歪曲和冒名顶替[36]。 1980年，叶易的《关于浪漫主义》这样理解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强烈地表现理想和愿望，描绘人们‘应有’的生活图景。所以有人把浪漫主义称为理想主义。”他将强烈地表现理想和愿望看作是浪漫主义的主要特点，浪漫主义要强烈地表现理想，它的想象很丰富，很奇特。他的基本观点没有摆脱1930年代以来对浪漫主义的主流的、规范性的解释。1982年，张世俊在《浪漫主义散论》中提出，“四人帮”歪曲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成了“美化、拔高、粉饰现实”的同义语，因此，浪漫主义受到“株连”。他概括了浪漫主义的一些特点，并提出，根据作家的政治倾向，把浪漫主义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是一种非科学的态度[37]。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明确地否定1930年代以来流行的高尔基把浪漫主义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观点。这种以政治立场和态度来划分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做法在新时期逐渐被消解。这也和新时期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调整有关。 1983年4月5日，何满子在《文汇报》发表《论浪漫主义》一文，引起了关于浪漫主义的争论。他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符合艺术的本质和基本规律，而浪漫主义则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正如现实主义长期被曲解一样，浪漫主义这一概念长期以来也被搞得混乱不堪。总的说来，现实主义被缩小、丑化了；浪漫主义则是被夸大，被美化了。“从浪漫主义必然也反映现实及其反映的有限性，说明了浪漫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再现生活的艺术方法，乃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如现实主义那样)并不违反艺术对生活的关系；同时，它又不能完全(如现实主义那样)符合艺术对生活的合于客观法则的关系，这是它的‘先天’的残疾性的缺陷。”“浪漫主义是一种艺术家用自己的理想来解释世界的艺术方法(倾向)……用他们的理想把现实扭曲，有时歪曲得慷慨激昂，有时歪曲得垂头丧气。这就是人们习惯所说的积极的浪漫主义或消极的浪漫主义。”他认为：“浪漫主义向革命前进一步，就是向现实主义前进一步。”[38]郑伯农对此提出了商榷。他认为，人们普遍反感浪漫主义有它的历史原因。经过“文革”，人们对浪漫主义产生了某种成见。1950年代末以来，浪漫主义在我国的遭遇很不寻常。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那时对浪漫主义的宣传，往往和浮夸风结合在一起；当时一些以“两结合”相标榜的作品，往往掺杂着假、大、空的成分。结果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浪漫主义是和主观唯心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在无产阶级文艺史上，浪漫主义曾经受到大规模的吹捧，也曾经受到大规模的贬斥。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就有人借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评过席勒，而大反浪漫主义。然而，当浪漫主义被无限抬高时，曾经风靡起虚张声势的文艺，当浪漫主义被严酷贬斥时，也曾风靡起虚张声势的文艺。可见不能认为浪漫主义和假、大、空有必然的联系[39]。郑伯农的描述是合乎实情的。在“两结合”创作方法提出以前的1950年代，在理论上独尊现实主义，但实际上，现实主义薄弱却成为当时的一种共识。邹平在《为浪漫主义一辩》中这样替浪漫主义辩护：“事实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艺术上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补充的：一个强烈地表现理想，着眼于创造另一个人生；一个逼真地再现世界，致力于描绘生活的画卷。一个崇尚想象、激情；一个追求写实、典型。一个按照幻想的逻辑；一个遵循生活的逻辑。”他消解了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区分和对立，肯定了消极浪漫主义，认为无论积极浪漫主义还是消极浪漫主义，在历史上都是作为古典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在艺术表现上，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他对过去只注意从政治思想的进步与否来区分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观点提出批评，提出要关注浪漫主义在艺术手法上的共同性[40]。 在新时期初期，现实主义话语产生了覆盖性的影响，同时，现实主义又不断遭受现代主义的挑战和冲击，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主流地位被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逐步代替的过程。“文革”一结束，浪漫主义就被边缘化，并且逐渐从文学领域遁逝。除了对张承志等个别作家的评论之外，新时期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很少使用浪漫主义这一概念。这方面的论文有陈慧《张承志：浪漫主义的极致和终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陈淞《张承志——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坚》(《理论与创作》1997年第4期)等。与现实主义在理论批评和创作中缺席形成对照的是，在文学史叙述中却占据了相对显著的篇幅。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文轩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一书用《浪漫主义的回归》的专章来描述20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现象，他把浪漫主义概括为主观性、抒情性、理想主义、神秘感、崇拜自然等审美特征。特别是杨春时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第四编的下编“八九十年代浪漫主义的复兴”使用了较大篇幅来描述新时期浪漫主义的所谓“复兴”。在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石兴泽和杨春忠合著的《转型时期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一书中，浪漫主义成为了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新时期，有人因为浪漫主义的缺席而应景性地提倡浪漫主义，但都由于没有真正找到理论支持因而空泛乏力。在新时期，惟有高尔泰独自从理论上高张浪漫主义的旗帜。他认为，“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天然地就具有浪漫主义的倾向”，艺术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没有浪漫精神，也就没有艺术”[41]87。但是，他的这种声音极为孤立和微弱。正如石兴泽在《缺席、在场都是尴尬的存在》中所指出的：“新时期文学有过许多思潮，许多流派，许多宣言，许多旗号，唯独没有浪漫主义的宣言和旗号。”他认为，浪漫主义之所以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概念，是因为历史问题的拖累[42]。 然而，浪漫主义的缺席，决不是简单地因为其历史负担，而是现实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环境所致。新时期的思想主潮是“新启蒙主义”，同时，实用主义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弥漫性的，同时也是更为强大的思潮。在这种实用主义思想氛围中，浪漫主义精神被销蚀了。1980年代后半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进一步消解了浪漫主义的基础——主体性。主体性的黄昏的降临，使浪漫主义失去了最后的根据。李庆本在《当代浪漫主义的终结》中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浪漫主义受到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强大冲击，走向终结。他认为，浪漫主义追求崇高美，审美主体的感性意欲与理性目的的矛盾统一是其审美建构的主导方面，在这一点上，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43]。刘忠、杨金梅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及其走向》指出，新写实小说动摇了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柱——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性，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侵占了它的最后一块领地——主体性。于是，浪漫主义遭遇了困境。 四、结语 浪漫主义在20世纪中国有着奇特的命运，它在“五四”时期崛起，成为流行一时的文艺思潮。20世纪30年代，由于受到苏联“拉普”的影响，浪漫主义被等同于唯心主义，遭到了贬斥和放逐。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局面，浪漫主义逐渐失去了合法的存在空间。1958年随着“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和“大跃进”运动，浪漫主义借助时代政治风云，应运而起，横空出世，气吞八方，把浪漫主义的幻想、想象和激情以及理想主义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几乎形成了浪漫主义的一统天下。同时，浪漫主义也变质和空洞化了。在“文革”中，浪漫主义得到畸形和病态的发展，浪漫主义蜕变成为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代名词。由于浪漫主义与文化大革命结缘，“文革”结束后，浪漫主义遭到唾弃，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冲击，进一步消解了浪漫主义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M]//19世纪文学主流：第5分册.李宗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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