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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与其拆烂污，不如岩穴孤处。①——孙犁 藏书家或患病者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孙犁在“文革”之后的变化：他的文字变得沉郁、遒劲、有力，写作随笔时态度分明，毫不含混；新时期笔记小说并不避讳人生之恶；与先前清新诗意的“荷花淀风格”形成鲜明比照。他与现实的关系也发生巨大改变：几乎不出席任何社会活动；不接受采访，不接受摄影和录像，不谈小说改编；不应酬不寒暄，拒绝为朋友著作友情作序。先前我们熟悉的那位谨小慎微、有清新之风的小说家从孙犁身体里消失了。孙犁变得深刻、强大、独特、丝毫不向外在世界妥协。有研究者将这样的变化称为由“老”到“新”的蜕变②。如果说“老”孙犁是解放区文学的优秀代表，那么“新”孙犁则对自我进行了一次主动放逐：“文革”期间他以疾病者和嗜古籍者的方式葆有个人道德操守，并不与虎谋皮；新时期以来，他则成为清醒的读史者、对优秀文化传统念念不忘者、不遗余力扶持青年作家的批评家。 也许每个人终生都在超越一个旧的自我，但孙犁的超越令人惊异。这得益于他经年累月的阅读与思考，尤其是他对古籍的深入研读，——孙犁如何以阅读古籍的方式度过“文革”时期的艰难岁月，他的神经衰弱如何被读书/史经验治愈？嗜好古籍的行为给予孙犁内心及思想深处何种触动以至于他的自我发生裂变？更重要的是，孙犁如何通过阅读古籍自我修为，成长为有独立精神立场的读书人？ 某种意义上，“疾病”是理解孙犁最重要的窗口。疾病长年困扰孙犁，甚至使他在盛年停止了小说创作。只有充分了解孙犁多年的患病者身份，才会深刻认知阅读古籍之于孙犁生命的全部意义。那种被孙犁称为“惊风疾”的病患起于他“幼年体弱”，成年后不断复发。1946年，孙犁在给田间的信中提及自己身体比以前坏；1948年，在给康濯的信中，他再次提及身体“日渐衰弱”；最为紧要的一次则是1956年3月，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即将进入尾声，他午睡起床突犯昏眩跌倒，脸颊磕破，流血不止。这次事件在孙犁一生中影响深远。从此之后，他作为小说家的黄金创作时期几乎中止，他进入十年荒于疾病、十年荒于乱离的岁月。 1956年，孙犁四十三岁。此后三年，他的生活以疗养身体为主。饶有意味的是，治疗疾病进行休养时，也是孙犁寻找、收购旧书的开始。一个出外休养治疗“神经衰弱”者，也是一位不断收藏古旧图书的读者。当疾病有所好转回到家中，他藏书的习惯业也养成：“孙犁大批买旧书，是1960年从外地养病回来。除了在天津逛书摊儿，南京、上海、苏州、北京，各地方去要目录，要的就圈上圈儿，寄回去。他家的台阶上，几乎每天都有邮局送来一包一包旧书。”③孙犁晚年出版的《布衣文录》《耕堂读书记》(上、下)中记录了他多年的藏书目录，从《旧唐书》《史记》《前汉书卷》《后汉书卷》《东坡先生年谱》《清代文字狱档》《庄子》《韩非子》《典论》《文赋》《三国志》《颜氏家训》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广记》《饮冰室文集》《世说新语》等经史子集多种。据孙犁在“文革”之后的统计，有一千余种，三千多册。患病者孙犁逐渐成为一位藏书家。 虽然自称为藏书家，但书籍之于孙犁是用来阅读而非束之高阁。他有特别嗜好：为古籍“装修”。几乎每一本书他都会包上书衣，写上题目、作者、卷册，也在书衣上写下感触：他与这些书籍如何相遇、读此书时的心境，对此书的评价等。这些古籍陪伴孙犁度过了荒芜的“文革”岁月，彼时他处境艰难：“已近于身心交瘁，有些病态。远离尘世，既不可能，把心沉到渺不可寻的残碑断碣之中，如同徜徉在荒山野寺，求得一时的解脱与安静。”④ 1978年后的孙犁更是嗜读如命。1993年，年近八旬的老人在一次手术康复后回家立刻大量读书并撰写笔记。在半年时间里，他遍览古籍六十余种，汇集为《甲戌理书记》，最后一篇写的是《日记总论》，对《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等五部日记发表看法。如此旺盛的阅读和写作热情令人不解，以至于一位传记作者感叹：“我常想，是什么动力，让孙犁在八十多岁的晚年如此投入，如此刻苦和勤奋地读古籍呢？是否真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种消遣，是一种嗜好而已？”⑤这位作者也作出过推想：“他曾十分佩服瞿秋白面对死亡的态度。瞿秋白就义前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不能再读一遍《安娜·卡列妮娜》。孙犁的心情是否可作如是观？”⑥这样的解读不无道理，但我以为，如同“文革”岁月里的阅读使孙犁“死里逃生”，阅读古籍的行为也在给予孙犁一种“自我”确认，——在这位沉静忧郁的读书人眼里，只有阅读古籍才使他感受到“幸存”的意义和价值。换言之，嗜读古籍之于这位读书人而言是精神的存活，是他作为一位写作者和思考者的曲折自我实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犁晚年精神世界变化受益于鲁迅，他终生追随鲁迅精神。在不自由的时代里，在他身上罕有地具有从新文学传统里衍生而来的自我更生能力，这最终使他成为一位清醒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在孙犁长达四十年的阅读古籍行为背后，潜藏有一位胆怯、柔顺的读书人如何成长为独立、清醒、有力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良药秘籍”。 “死里逃生”的方法 孙犁的病某种程度上是心病，由精神压抑而起。孙犁心中最早笼罩的政治阴霾是“托派”问题，他曾目睹两个战友由于“托派”问题牵连而“失踪”。土改时期，他家中因有人在外经商且雇有长工而被定为“富农”，——在解放区工作的孙犁，隐隐认识到“自我”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据说，当时孙犁急于想回家看看的心情，开会时被理解为想“通风报信”，这让他感到忧闷。难以释怀的隐忧最终在1947年冬那次“气氛甚左”的土改会议上获得释放，孙犁回忆说，在那次会议上，“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这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⑦“这也许是身处革命队伍中的孙犁第一次感到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异己感，导致其‘身心交瘁’的因由即由此埋下。”⑧ 对作家而言，更直接的压力恐怕来自对其作品的批判。早在解放区时期，1948年1月10日，《冀中导报》使用整版篇幅批判孙犁散文《一别十年同口镇》《织席记》和小说《新安游记》，这让生性敏感、对革命事业有赤诚之心的孙犁感到震惊。范围更大的批判是在他“进城”之后，1951年10月6日，《光明日报》也用整版篇幅批判《村歌》有“小资情调”。此后，文艺界接连不断整风，对孙犁一些尚未成文的作品批判有若干次⑨。最终使他深受刺激的是1953年胡风集团案，他本以为是学术之争，在相关会议上还为朋友鲁藜说了不少好话。但只过了两天，鲁藜就在会议现场被逮捕，“我受了很大刺激，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症。”⑩ “文革”时期的孙犁颇多磨难，有过多次轻生欲死之念：有一次是被揪斗受辱后当夜触电以求解脱；有一次想跳楼；有一次吞服安眠药；有一次想用镰刀……从鬼门关走过，“被解放”后，那些感受刻骨铭心。孙犁将那一时期的自己比喻为某一种动物，“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倒下来，慢慢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11) 古籍便是他所寻找到的“林子”。尽管这些收集到的图书都曾有被没收的厄运，但幸运的是1972年的到来，被没收的图书部分被送还，孙犁也“被解放”。这不啻于久别重逢，四处搜寻而来的古书重新排列在房间，开始与他朝夕相处。孙犁又开始“包书”了，与古籍耳鬓厮磨，是享受，是隐秘的快乐。 在他那里，每部古书都有故事、有来历。孙犁寄给青年作家铁凝《海上花列传》，细细地讲述了这本书上发生过的故事。“文革”期间，他差孩子送一套自己珍爱的古籍给同在天津生活的作家老友，但没过几天后即被送回，并传话说看完了，请自己保留吧。孙犁后来恍然悟出，那个时代以古籍作礼物并不合适，对方可能怕受到牵连。这让人感到隐隐不快，如同自己的朋友受到了冷落一般。对于孙犁而言，古籍不仅仅是朋友，更是知己，毕竟遇到这些藏书时正是在最为孤独寂寞之时，——战友们四散，朋友们远去，发妻亡故，与另一位伴侣张同志相处并不愉快。能说得上话的朋友如此之少，他只有说与古籍，写在“书衣”：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犹能于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未及想到腥风血雨之袭来也。(12) 这又是权力之争，我是小民，不去做牺牲。(13) 昨晚为家人朗诵白居易书信三通，中有云：“又或杜门隐，块然自居，木形灰心，动逾旬日。”当此之际，又不知居在何处，身是何人。(14) 此证余已搬回住处，然处逆境，居已不易，花木无存，荆棘满路。闭户整书，以俟天命。(15) 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长进无尺寸可谈，愧当如何？(16) 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17) 1972-1975年间的文字偶得，简短、破碎、有如情感的明灭。其中包含非正常时代一位读书人的心路历程。这也使人意识到，在那个时代，虽然孙犁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压制，但压制并不是绝对的，他也在想方设法寻找属于他的自由表达。黑暗中行走者的低语是读书人的全部痛苦和精神寄托。它们破碎、游离于重重禁忌间的文字表达，经历了一个由曲折隐晦到尖锐的过程。最为痛切而直接的表达则是1975年3月在《河海昆仑录》书衣写下的： 今日文化，令人惊骇：人事纷纭，毁誉交至。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噤。避祸尚恐不及，谁肯自投陷阱？遂至文坛荒芜，成了真正无声的中国。他们把持的文艺，已经不是为工农兵服务，是为少数野心家的政治赌博服务。戏剧只有样板，诗歌只会吹牛，歌曲胡叫乱喊。 他写在书衣上的话越来越大胆，张同志1975年4月在与他分手时建议：“现在阶级关系新变化，得确信，老干部恐怕还要被抄家，你在书皮上写的那些字，最好收拾收拾。”但“死里逃生”的孙犁已经无所顾忌。人最重要的是阅读、思考、表达，不如此，多病之人如何战胜疾病；不如此，他如何确认自己不是行尸走肉？ 在古籍上写下最为痛切的感言，意味着在过去建立起一个新的自我、不被现在的混乱所打扰，从而实现一种旧世界的新生，一个旧我的重生。某种意义上，那些写在书衣上的文字表明，以阅读者的名义，彼时的孙犁从事的是属于他的“文革”时代的“潜在写作”，他通过这样的写作，确立自己痛苦的在场、精神的在场、良知的在场；也通过这样的写作，他辨认自身命运，展开他与更阔大的精神世界、与那些文化先贤们更沉郁和更富有精神向度的对话。 “自我守持” 晚年孙犁对古代的一切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他热爱书法、碑抄、绘画，以及古玩。为什么要买来《世说新语》唐写本？“是为了习字。唐人写经，我已经有了好几种，很喜欢这种楷法，这个写本，字更精彩，也大一些。”(18)他临摹古代书法，抄写喜爱的古籍。身外的世界已然如此，一个读书人能做的只有阅读，抄写，沉迷。这种沉迷于物的精细，正是对自己曾经热爱事物试图逃避和疏离的一种途径。年轻人送给他宋代古钱，他欣赏之后再次交回青年友人。宋钱虽然斑绿可爱，但是，“对古董没有兴趣。它们的复制品、模仿品，或是照片，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只是想从中得到一点常识，并没有条件和精力，去进行认真的研究。”(19)他不爱古董，古董在他那里别无他意。一如书在他这里也不是商品，他购买它们，只是因为喜爱，绝不将它们待价而沽。 在“破四旧”的年代里，《布衣文录》中所列图书，除去《鲁迅全集》之外，哪一部不是“毒草”？孙犁对它们不但不批判，反而悉心包装，爱不释手。孙犁身上不断显示着他与旧的一切的亲密关系。他追思古人故事，迷恋印刷史，讨论司马迁、柳宗元、欧阳修、蒲松龄、曹雪芹。他在思考、写作，但不使用当时的判断标准。“在青灯黄卷之下自录慰藉，似是意志消沉之所为，但当我们设想在那样一个幡书焚典的时代里，有人竟终日手不释卷，这幅图景难道不恰好凸现出一个悲壮的身影吗？”(20) 他让人想到他的同行小说家沈从文和诗人穆旦。他们都被剥夺了用他们最为热爱的小说或诗歌形式进行表达的权利，只好用另一种途径进行“另一种表达”：孙犁嗜读古籍，沈从文埋首古物研究，穆旦则废寝忘食翻译长诗《唐璜》。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沉迷于那些时人难以理解的领域，沉迷于时人眼里“无用”且“愚蠢”的工作，当然，他们也享受常人无法理解的乐趣、自由和存在感，以此表达对艺术的挚爱，对自我的坚持。 在大乱离时代，孙犁有他作为读书人的“自我守持”。朋友劝孙犁修改以往小说以期更为政治正确，他“几乎没加思考地拒绝了”：“如果按照‘四人帮’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有他们那一套语言，去篡改抗日战争，那不只有背于历史，也有昧于天良。我宁可沉默。”(21)有人希望他写写东西，亮亮相，他当然不予理睬。彼时彼地，沉默的、多病的读书人保持自我的机会少之又少，但也并非没有。1974年，正是“黑画事件”风口浪尖上，孙犁书房里一直挂着在此事件中有所牵连的木刻画，“一直悬挂着”(22)，他内心中有他的底线：“老实讲，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较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出现。”(23)他从未看过一场“样板戏”，甚至连收音机“也常常不开”(24)。有人宽慰他说，“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25)他不回答，也不赞同，“我不知道，如果我掉在水里，会怎样做。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26)…… 十年之间，孙犁没有自杀成功成为“英雄”，但他也从不寻找借口在昔日同行和战友身上扔下哪怕一小块石头；十年之间，孙犁“没有贴出一张揭发推举老战友的大字报”；从没有“向造反派投递那种卖友求荣的小报告”；更不会向“当时煊赫的权威，新贵，请求他们的援助与哀怜”(27)。疾病或许摧毁了一位小说家继续创作的勇气和能量，但“死里逃生”的体验使他最终选择自我修为，正如孙犁研究者阎庆生所认为的，孙犁人格的蜕变起于文始并奠基于“文革”之中(28)。回顾自己的“文革”岁月，孙犁自认对得起良心：“对于伙伴，虽少临险舍身之勇，也无落井下石之咎，循迹反顾，无愧于心。”(29)——看起来怯懦的、动不动就两眼一黑摔倒在地的读书人以疾病、以沉默、以“花鸟草虫”、以嗜读古籍的方式，持久进行着他的抵抗。 胆怯、疾病、不写、不听、不看，与其说是一种被动，不如说是以被动为主动表达对人生态度和立场的选择，正如叶君所言，“孙犁正是以其睿智的选择，成为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卓异个体。”(30)某种意义上，嗜读古籍是孙犁面对彼时现实的最重要生活方式，——借此，作为患病者的他获得“康复”、拯救自我；借此，他使自己从他并不认同的公共生活中退出，回到四面墙壁由书籍组成的个人空间；最终，从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轻视与无视中，他诞生出一种对过去的热情，由此宣布对旧传统的热爱。——如果说早年的孙犁是“革命队伍里的多余人”(31)，那么晚年的他则是“主流文化”的边缘人，有时候甚至与之对立，也许，在他创作的早期，游离于某种文化圈是出于无意识和艺术本能，那么，在晚年，他索性游离甚至主动对立，则出于他作为写作者和思考者的强大主体性。 研究者们都意识到老人对旧传统的热爱，也感受到他对“破坏”的心痛。那些与中华民族有关的文明需要继承，需要修复。新时期的孙犁开始发掘那些经曲传统著作，重新评价，比如《唐传奇》《世说新语》《聊斋志异》，他认识到“书籍印刷，正如一切文化现象，并不都是后来居上的，它也是迂回曲折的”(32)。他推崇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里的形式美、语言的简洁力量，希望重拾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这些旧的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一点都不懂，会闹笑话的。现在，笑话已经不少。”(33)“芸斋小说”对古代笔记体小说形式的继承，他对汪曾祺、铁凝、贾平凹作品继承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赞扬，莫不与他守望优秀传统的情怀有关。 胆小柔顺是通常人们对孙犁的看法，但回过头看，那二十年里，疾病的孙犁似乎比他任何同龄人活得“健康”。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他似乎只愿意做一个本分人、老实人。是不是古籍里那些对艺术、对政治、对历史的认识，使孙犁坚定地生活在他的世界？那些古籍使他不愚蠢，不谄媚，也不必在乱离之后忏悔和羞愧。那些古书籍是晚年孙犁生活的“定海神针”。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 孙犁发表的那些读古籍笔记通常不长。一句一句，很少起承转合。这表明他并不迎合他的读者。他的读书笔记对读者有要求：那些喜欢轻逸的、幽默的、抖机灵的、聪明的飞扬文风的人可以直接忽略；他的文字需要读者有历史感，理解力，懂得历史皮象之下有秘密，浅表之下有另一种面容。当然，那些尽信古籍，对传统文化顶礼膜拜的读者也并不能成为他的知音，孙犁的文字中有对历史的质疑、讽刺，甚至是刻薄的批评。 曾国藩的家书真的是句句箴言？那些打开文庙的秀才们只是未能看到清廷的本来面目，他们何罪之有？有过文字狱的雍正、乾隆统治时期真的是盛世？《读〈哭庙纪略〉》中记述清初期的一件大案。在那里，孙犁看到了清代统治者的本相。天真幼稚的秀才打开文庙，集体“哭庙”期望把贪赃枉法的县太爷赶走，但时值顺治帝去世，秀才不料犯下惊扰先帝罪责。十八名读书人全部被砍头，其中包括金圣叹。事件之后，县官不但没免，反而变本加厉。 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何其微妙，读《典论·论文》关于“耳食之徒”的论述，他颇多感慨： “逐声”就是庄子说的“吠声”，就是“以耳代目”，这种人有时被称为“耳食之徒”。他们是不进行观察，也不进行独立思考的。在我国，类似这种历史记载是很多见的。 这种社会现象，有时可形成一种起哄的局面，有时会形成一种持续很久的社会浪潮。当它正哄动的时刻，少数用脑子的人，是不能指出它的虚妄的，那样就会担很大的风险。因此，每逢这种现象出现，诈骗者会越来越不可一世，其“功业”几乎可以与刘、项相当。(34) 曹丕所记情状，哪里仅仅只发生在千年前？孙犁读史时常想到文人的操守。由因歌颂王莽而招致大祸的扬雄，他想到“文革”时期诸多文人的表现，不过，那些人后来依然过得不错，“至于那些直接间接，委曲、婉转或借古喻今，或将今比古，向‘四人帮’献媚献策的文章，戏剧，诗词、小说，多数将作为失误，用覆酱瓶。少数出自名人之手，以后是否被人写入本传，编入本集，就难说了。”(35)文人有时轻贱，有时则是“利器”。古代有一种职业叫师爷、讼棍或刀笔的，这些人能够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我劝写文章的同志，看看历朝的官方文书，特别是清朝的各种档案材料。还有皇帝的谕旨，例如雍正皇帝的朱批谕旨，是很有好处的。这不是教人学打棍子，这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常常是关系一人或许多人身家性命的文体。”(36) 孙犁的读书笔记中多次写到对清代的认识，尤其是对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感慨最深：“雍、乾两朝大兴文字之狱，快一时之意，其实已使国家元气大伤，统治能力，也迅速走向下坡路，几代以后，即不能存其国家。然在当时，这两位皇帝还被誉为英明之主，这真是天知道了。”(37)看起来，历史论述并不完全真实。“历史强调真实，但很难真实。几十年间的历史，便经常出现矛盾，众说纷纭，更何况几百年之前，几千年之前？历史但存其大要，存其大体而已。”(38)孙犁阅读古籍，不是为了疑问而疑问，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他有分析、有鉴别。“尽信书不如无书”，孙犁对此有清醒认识。 尽管他多次说过不愿意写丑陋的东西，但大乱离时代所见所闻，读历史的所思所想，在他身上产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孙犁似乎不像许多当年在解放区文学中成长和成名的作家那样沉溺于一种极度的兴奋和欢乐之中，也没有声嘶力竭地去讨伐那些曾不可一世的政客或小丑，他更没有追随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去揭露那不堪回首的种种痛楚、伤疤或丑恶。”(39)他希望写出那些表象之下的黑暗，他难以忘记他所亲见的神神鬼鬼。小地痞小D之所以在“文革”期间成为头目，在于世风造就。“余曾询之有识之士，当时何以起用此人？彼云：以最卑劣之人物，管制中层以上之干部，乃是对走资派最大之蔑视。”(40)这怎不令人慨叹？“过去之革命，为发扬人之优良品质；今日之‘革命’，乃利用人之卑劣自私，反其道而行之，宜乎其为天怒人怨矣！”(41)看到人的恶，也看到运动如何激发人内心深处的恶。孙犁不得不写。“鲁迅先生有言，真正的勇士，能面对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然终于得见国家拨乱反正，‘四人帮’之受审于万民。痛定思痛，乃悼亡者。终以彼等死于暗无天日，未得共享政治清明之福为恨事，此所以于昏聩之年，仍有芸斋小说之作也。”(42) 晚年孙犁尽管一再告诉自己离政治远些，离文坛远些，但孙犁一直阅读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他写下大量读作品记，扶持青年作家们的成长，持续关注中国文学事业直至最后搁笔。事实上，他也从未曾离开过他的时代和他所处活生生的现实，他从未停止过关注他生活的土地：1975年他在《布衣文录》里写道：“呜呼，荆棘满路，犬吠狼嗥，日暮孤行，只可披斩而进也。”(43)1986年9月29日，他记载了收听收音机的心情：“忽闻关于精神文明之决议，正在播出。心情激动，聚精谛听。过去从未如此关心政治，晚年多虑，心情复杂，非一言可尽，慨然良久。”1989年8月27日，他写道：“今年入夏以来，国家多事，久已无心读书。近思应有自勉，以防光阴之继续浪费。”(44)其后半年多时间里，他选择阅读《史记》，于第二年3月写成万言感想。 这位出生于解放区的革命作家深具现实情怀。在这位手不释卷的读书人心中，一位作家的情感只有与国家民生相连才值得景仰。在《我的集部书》中，他如此写道：“翻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颓败’一节，掩卷唏嘘，几至流涕。汉魏文章之可贵，即在于此。身世与政治相关联，作家情感，密切国家民生，责任感很强，非同后来文人之只知哀叹自己也。”(45) 在鲁迅的传统里 1927年7月16日，鲁迅为广州知用中学学生做过一次影响深广的读书讲演。他认为最好的读书人是“思索者”和现实社会的“观察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部大书”，从而“使所读的书活起来”。那种“最好的读书人”，正是晚年孙犁的追求目标，——既有独立思索和判断能力，又深具人文情怀的读书人。 孙犁对鲁迅的追随很早就开始了。年轻时代，他每次阅读《为了忘却的记念》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他多次抄录、油印这篇文字，给学生讲解，自己则背诵如流。晚年偶然在收音机里听到，心情久不平复。战争岁月颠沛流离，他身边一直伴有鲁迅作品。进城后有条件购买书籍时，尤其是患病期间，他严格按《鲁迅日记》里的书账寻找古籍，以经、史、子、集类别广泛购置。他为他的藏书能与鲁迅藏书有十之七八相近而深感快慰，他自述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以证渊源有自”，能“追步先贤”。某一次，他为一位朋友赠写条幅“如露亦如电”，之后得知鲁迅也曾书此句赠日本僧僚，深感惊喜与快慰。晚年时则不止一次感叹鲁迅先生的思想、感想、文字，“望尘莫及”。 事实上，孙犁的读书趣味深得鲁迅精神，比如喜欢读笔记和野史，对历史叙述保持怀疑。这令人想到鲁迅所言：“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笔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空间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46)越追慕鲁迅，便越对乱哄哄的现实有所疏离，对潮流文化保持距离，他显然在追求成为“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47)，研究者们说晚年孙犁越来越像“猛士”，其实这正是孙犁“心向往之”：“我在无数事实面前，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兼信了性恶论，对一切丑恶，采取了鲁迅式的，极其蔑视的态度的结果。”(48)孙犁晚年以阅读和抄写古籍度过乱离时代很难不让人想到鲁迅早年清寂、孤独的碑抄生涯，内在里，他们都借助“返古”获得精神自由。 无论怎样，对于读书人而言，最难的恐怕是行动，是“知”与“行”如何统一。读历史古籍的孙犁难免会使人想到鲁迅笔下的“狂人”：疾恶如仇，看到历史的伪善毫不遮掩地指出来……但他与狂人根本的不同在于行为方式，他有勇气和能力将“知”践于“行”。——《狂人日记》中，狂人病愈后便“赴京候补矣”；而现实中的孙犁则宁可孤独寂寞，绝不“从善如流”，宁可“岩穴孤处”，绝不“拆烂污”。 2013/2/5一稿 2013/2/20二稿 2013/3/2三稿 注释： ①孙犁：《文虑》，见《孙犁全集》，第6卷，3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28)阎庆生：《“新”、“老”孙犁的蜕变论》，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6期。 ③⑤⑥汪稼明：《孙犁：陋巷里的弦歌》，78、83、83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④(19)孙犁：《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见《耕堂读书记》(上)，212、21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⑦⑩《孙犁文集续编》，17、8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⑧叶君：《孙犁的“病”》，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⑨关于孙犁一生遭遇相关分析参考了杉本雅子：《孙犁的“光荣”意识》，见《孙犁研究论文集》，15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阎庆生：《论孙犁“边缘生存”的人生哲学》，载《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叶君：《论孙犁的“病”》，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叶君的文章指出，1962年的孙犁有过短暂的文学创作的热情，但很快熄灭。在他看来，孙犁并非是不能创作，实在是不愿意违心创作。参看孙犁：《芸斋小说》，125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11)孙犁：《戏的梦》，见《秀露集》，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孙犁作品引用，除特别注明外均出于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12)孙犁：《耕堂读书记》(上)，28页。 (13)孙犁：《无为集》，96页。 (14)(15)(16)(17)(43)(44)孙犁：《布衣文录》，20、14、14、50、73、12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 (18)孙犁：《买〈世说新语〉记》，见《耕堂读书记》(上)，180页。 (20)杨颉：《论世、论事和论文》，见《孙犁研究论文集》，2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1)孙犁：《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见《晚华集》，16页。 (22)孙犁：《画的梦》，见《秀露集》，31页。 (23)孙犁：《文字生涯》，见《晚华集》，104页。 (24)孙犁：《戏的梦》，见《秀露集》，5页。 (25)(26)孙犁：《冯前》，见《无为集》，20页。 (27)孙犁：《夜思》，见《秀露集》，67页。 (29)孙犁：《秀露集》，257页。 (30)叶君：《论孙犁的“病”》，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31)杨联芬：《孙犁：革命队伍里的“多余人”》，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年精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2)孙犁：《我的书目书》，见《耕堂读书记》(上)，80页。 (33)孙犁：《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见《如云集》，115页。 (34)孙犁：《曹丕〈典论·论文〉》，见《耕堂读书记》(上)，22页。 (35)孙犁：《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见《耕堂读书记》(上)，242页。 (36)孙犁：《读哭庙纪略》，见《耕堂读书记》(上)，148页。 (37)孙犁：《清代文献(一)》，见《耕堂读书记》(上)，62页。 (38)孙犁：《三国志·关羽传》，见《耕堂读书记》(上)，33页。 (39)刘慧英：《“荷花淀”的清香和人生的劫难》，见《孙犁研究论文集》，11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40)孙犁：《小D》，见《孙犁全集》，第7卷，1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41)孙犁：《地震》，见《远道集》，15页。 (42)孙犁：《三马》，见《尺泽集》，25页。 (45)孙犁：《我的集部书》，见《耕堂读书记》(下)，347页。 (46)鲁迅：《忽然想到(四)》，见鲁迅全集，第3卷，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7)鲁迅：《破恶声论》，见《鲁迅全集》，第8卷，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8)孙犁：《心脏病》，见《曲终集》，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