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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莫言的《蛙》因为涉及“计划生育”而一度引起争议，但无论题材选择还是政治立场都与文学叙事的成就没有多少联系。对于这部小说，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它在不质疑“计划生育”合理性的同时，又对人的生育本能问题给予了极大尊重，并由此引发出叙述上的各种悖论。小说既有对革命文本的戏仿而表现出后革命意味，又有对科学主义话语的警醒而深具人文关怀的气质。同时，还有对计划和市场两个不同时代语境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而从这三个维度探究其内在冲突，则构成了这篇札记的主要内容。 关 键 词：“计划生育”/“后革命”/“文本性态度”/科学主义 作者简介：赵牧，男，山东单县人，许昌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因为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度的莫言虽没有长篇大作的出现，却依然成为文学评论界争相谈论的对象。他的一些所谓的“旧作”，也被翻检出来，比如《蛙》就是其中之一。曹元勇，这部小说的责编，就在接受采访时说，写出《蛙》的莫言，已经距离诺贝尔文学奖不远了。从2009年《蛙》的出版到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这确实不是一个太长的时间，但曹元勇的话所带来的歧义，却并非源于这一层面，且与他所认为的这部作品的“艺术水准上乘、敢于直面重大现实问题、思想内容厚重”无关，而是很多人认为，《蛙》因为涉及计划生育政策而成了一部具备所谓诺贝尔奖品格的作品。比如栾梅健就说，西方对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存在很多歧视和误解，而莫言的《蛙》“挖掘了计划生育主题”，这样的文学主题是比较受欢迎的。于是，便有记者以“莫言凭《蛙》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为题进行报道，大有将舆论引向莫言以《蛙》向诺贝尔奖“献媚”的企图[1]。这当然跟我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有关，但简单地将之与政治关联起来，不仅是对这一国际性文学大奖的误解，也极大地遮蔽了《蛙》作为小说文本的内在吊诡。 正如许多评论家已经指出的那样，《蛙》采用了不同的文体，甚至在同一文体内也前后不一地使用了多种叙述语气，这使得它对于历史经验和人生体验的表现，达到了既坦然又含蓄的效果，而作为小说叙述者的剧作家蝌蚪既为过去怯懦而忏悔，又为新的罪过而赎罪，则又使得他的叙述既清醒又暧昧。享有着不容置疑的特权，但乡土群氓的生殖崇拜和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却也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反讽历史，却又坚守正义，逃避深度，却又直刺沉痛，颠覆计划，却又质疑市场，崇尚科学，却又尊重传统，像这样吊诡的立场，使得既私密又公开的叙述，陷入多重文本的冲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学对于政治的处理方式，重要的不是小说的题材而是小说对于题材的独特表现，这样的判断，无疑是适用于《蛙》的。所以，作为一篇阅读札记，这里并不纠结于小说是否存在的题材选择上的讨巧争议，也不执着于奇观化叙述所引起的态度暧昧的指责，而是从革命抑或反革命、科学主义抑或人文关怀、计划抑或市场这三个维度，在富有感染力的乡野传奇中探究一下其内在的多重冲突。 一、“革命”抑或“后革命” 《蛙》最主要的企图，是讲述“我姑姑”的故事。她是一个乡村妇科医生，因为时代的风云际会，她的人生道路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社会政治运动及其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高度耦合。拿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里话来说，“姑姑的一生，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可以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等大词儿来形容了”[2]。这话说得有些学生腔，但显而易见，却是莫言有意为之：其一，是为了给蝌蚪一个幼稚的初学写作者的定位，其二，则为了凸显革命的宏大叙事的修辞所给他带来的影响。一个人的语言习惯，或者表达技巧，不大可能空穴来风，而是跟他或她浸淫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使用所谓的“大词儿”，就是我们熟知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擅长的修辞手段，但在这里，将“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跟一个乡村妇科医生联系在一起，尽管是为了某种反讽效果，却也算适得其所：她的父亲是个八路军的医生，曾跟诺尔曼·白求恩学习西医，连脚上穿过的皮鞋，都是白求恩临死前赠送的，而她自己，则曾因父亲牺牲的缘故而被接到解放区读书，此后才回乡做了妇科医生。这在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真可谓“黄金般璀璨的出身”，而有了这出身作为资本，“姑姑”不仅在推广“新法接生”的时候“有恃无恐”，而且在跟她的“右派”同事黄秋雅吵架的时候，表现出一身“烈士遗孤”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 事情的缘起，其实微不足道，不过是“专区卫生学校”毕业的姑姑想在医疗业务上“指派”名牌医学院毕业的黄秋雅，这引起了后者的不满，忍不住卖起了资格，“老娘在医学院学习时，你还穿开裆裤吧！”这话或者不假，但不幸黄秋雅不仅自己是个“右派”，而且“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姑姑的反唇相讥在那个年代就颇具杀伤力：“是的，我知道你黄秋雅是资本家的大小姐，我也知道你是医学院的校花，您是举着小旗欢迎过日本鬼子进城吧？你大概还陪日本军官跳过贴面舞吧？就在你陪着日本兵跳舞时，老娘正在平度城里与日军司令斗智斗勇！”然而黄秋雅也不甘示弱，“谁见过你与日军司令斗智斗勇了？”[3]这看似一对泼辣女人间的斗嘴，但却揭示出一个革命叙事的伦理问题：被叙述出来的革命历史是否就是革命的真相呢？ 事实上，黄秋雅在1961年春天与姑姑斗嘴时的逻辑，也正是19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所奉行的。对于1961年的黄秋雅而言，革命的正当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她完全可以就姑姑有关自己历史叙述的真实性提出反诘，而在“新历史主义”小说那里，虽有颠覆革命宏大叙事的冲动，但革命毕竟是现实合法性的来源，所以，革命的崇高与正义，仍为叙事大前提，只是在人性论语法下，以往被各种大词堆砌出来的革命者的光荣历史，却遭到了深刻的质疑。莫言可谓深谙此道，早在1986年的时候，他就在一篇题为《革命浪漫主义》的小说中，让一个在革命战争年代被打掉“传宗接代工具”的老红军讲述了长征中的饥饿故事，颠覆了许多以往革命历史叙述的神话。比如这位老红军提到他在横渡阿坝河时，因为看到连水性最好的连长都淹死了，就料想旱鸭子的自己一定在劫难逃，于是将所有的青稞麦一次性吃掉了，没想到水位退了下去，一座桥浮现出来。但河过去了，肚子却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然而，当他可怜巴巴地凑到正在磨青稞面的卫生队长跟前，所遭遇的却根本不是作为听众的“我”在革命电影中常见的那种同志间的相互帮扶。“同志哥，不是我小气，你知道，有那把炒面，我也许就能过了草地；没有这把炒面，我也许过不了草地”。这是那个卫生队长的话，而正是这句话使小说中的“我”对“革命浪漫主义”和“虚假浪漫主义”作了一个区分：“前者把人当人看，后者把人当神看；前者描画了初生的婴儿，不忘记婴儿身上的血污和母亲破裂的生殖器，后者描画洗得干干净净的婴儿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母与子脸上都沐浴着天国的光辉”[4]。 在黄秋雅的面前，“姑姑”就是想把她父亲和她自己的光荣的革命历史当作“神迹”一样叙述，所以，她才会在遭遇冷笑和反诘时，搬出“历史俱在，山河作证”这样的大词。那姿态和神情，虽没有被描述出来，但却很容易让人想到革命电影中常见的那种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杏眼圆睁、大气凛然的女共产党员。但“蝌蚪”，一个穿越“文革”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剧作家，恰在这个时候，将一张“花花绿绿的传单”递到了“姑姑”的手里，一下子让她从“神”变回了“人”。这是一张从台湾撒过来的传单，其上“有一个容光焕发的青年男子，抱着一个貌若天仙的女人”[5]，该男子叫王小倜，是我军高密机场的一个飞行员，曾和姑姑有过一段恋爱经历，不料却在谈婚论嫁时驾机逃亡台湾了，而传单上的女人，据附在下面的说明文字，则是与他新近结成“神仙伴侣”的著名歌星陶莉莉。“蝌蚪”不仅注意到“照片上那女的，的确比姑姑迷人”，而且细致入微地观察到“随意地瞄了一眼传单”后的姑姑“身体猛地一震，仿佛被电打了一下子，她的眼睛瞪大了，脸色也随之变得煞白。她像扔掉一条蛇，不，像扔掉一只青蛙似的将那张传单扔掉了”[6]。毫无疑问，这是给姑姑那无果而终的爱情增加一些悲催的噱头，但实际的效果，却证实了黄秋雅的指责，即所谓“历史俱在，山河作证”，不过是在“卖烈士遗孤的臭味”罢了。 当然，蝌蚪对此非常清楚，因为姑姑曾经给他们自家人私下透露过，被劫持到平度城的她并没有吃什么苦头，全不像对外人所说的那样“受尽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动摇”[7]。至于她父亲，虽然有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上说是“在地道里为伤员做手术时被敌人的毒瓦斯熏死的”，并且姑姑哪怕是对自家人也一样如此坚持，但却有人传言，说他是想以“孤胆英雄”的方式去营救妻女老母而不幸误踩了自己人的地雷。将两种矛盾的说法并置而不借助叙述的权威做出任何结论，这显然有着解构革命叙事之神圣性的目的。然而问题是，姑姑不仅按革命历史叙事杜撰自己及她父亲的历史，而且此后的很多行为，也在不自觉地模仿这些叙事文本。比如，她在和黄秋雅抢夺传单后，因为担忧全卫生院上下窥破自己对王小倜的心思而割腕自杀，并写下血书表明心迹，“我恨王小倜！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8]，这就几乎照搬了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烈士就义的情节。此后，直到晚年，她还坚持认为王小倜驾机逃亡时故意留下一本日记，并在其中将她描绘成一根“红色木头”，是对她的一种保护[9]。这其中当然包含了爱的幻觉，但更主要的，她是活在一种革命叙事的“文本性态度”里。 所谓“文本性态度”，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尽管很多人已经指出“将书本上的东西照搬到现实中是愚蠢的或灾难性的”，比如塞万提斯就据此而批评了堂吉诃德从小说阅读中得来的“骑士精神”，但“宁可求助于文本的虚构权威而不愿与现实进行直接接触，这似乎是人类普遍的弱点”[10]。其实，在“蝌蚪”笔下，姑姑就是将有关革命叙事的文本作为权威，而将现实的荒诞与残酷放在了一边。哪怕这个文本，就是她自己参与创造的，她有时竟也会深信不疑。比如，关于她在平度城与日军司令“斗智斗勇”，以及“受尽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动摇”等，这纯粹是出于维护自己“黄金般璀璨的出身”这一需要而虚构出来的，却逐渐内化为她个人待人接物的一个准则，以至王小倜这种所谓“中了资产阶级流毒”的人，觉得她像一个“红色木头”一样，“太革命太正派了”。而姑姑对于“红色木头”的另一番解读，则类乎她将昔日在平度城里的“好吃好喝”叙述成“斗智斗勇”，只不过，当时她要“对付”的敌人是日军司令，但在这文本化的想象中，王小倜的瞒天过海，针对的却是1960年党的专政机关对她的调查。 一个笃信革命叙事教条的人，竟将自己与驾机逃亡的飞行员想象成一对心照不宣的共谋犯，这其间的反讽意味，是不言而喻的，而更大的反讽，则在于几十年后听到这个故事的“蝌蚪”的侄儿象群，也许是因为谍战片看得太多的缘故，他也将王小倜留下的日记视为一种刻意的安排。如果说姑姑的文本性态度里，还包含了一层爱情的因素，象群则借助于后革命文本的权威，将以往的革命历史叙事，想象成了没有是非曲直的攻心谋略。对他来讲，上一代人的恋爱八卦以及王小倜“到了那边，是不是真的得到了五千两黄金的奖赏”，才是最感兴趣的话题，以至当“蝌蚪”给他说“象群贤侄你可别羡慕这个，金钱、美女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祖国、荣誉、家庭，才是最宝贵的”时，他忍不住打断，“三叔，你怎么这么逗啊？现在都什么朝代了，还给我说这些”[11]。这样的对白，当然有着涉笔成趣，插科打诨的效果，但也暴露了“后革命”的伦理困境：在人性论的语法下，作为解构一代的莫言们，倾尽全力打破了革命及其叙事的神圣性，让一切崇高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么，面对没有一点历史负担的下一代，他们将如何继续自己的叙述呢？ 二、科学主义抑或人文关怀 与王小倜的爱情当然只是姑姑“波澜壮阔”和“跌宕起伏”的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蝌蚪”所着笔的，更多是她作为乡村妇产科医生如何参与到共和国的生育史的。这其中，她不仅仰仗“黄金般璀璨的出身”而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而且求助于科学主义的权威而变得理直气壮和所向披靡。所谓科学主义，概而言之，就是指对科学抱有过度热情和不加批判的恭敬态度而看不到或不愿意承认科学的可错性、局限性及潜在的危险。姑姑在推广“新法接生”的时候，便表现出强烈的科学崇拜。的确，那些一直以来实施土法接生的“老娘婆”们背后造了不少谣言，但相比她们，姑姑的说法，也有些变本加厉。她说她们“用擀面杖挤压产妇的肚子”，“用破布堵住产妇的嘴巴，仿佛孩子会从嘴巴里钻出来一样”，这证明“她们一点解剖知识都没有，根本不了解妇女的生理结构”。像这样的说辞，因有着抹黑对方的目的而不足为凭，但她用来抹黑别人的武器，却是那些“老娘婆”闻所未闻的“解剖”、“生理”、“产道”以及“子宫”等科学术语[12]。早在1923年，胡适就在张君劢、丁文江等主编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序言中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开毁谤科学”[13]。虽然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胡适一度成为思想文化界重点批评的对象，但科学主义信仰，却没有因此而有丝毫减弱。凡事一旦跟“科学”扯上关系，就似乎立刻获得无与伦比的说服力。 然而，站在“新法接生”对立面的“老娘婆”，并没在姑姑一番科学术语的轰炸下，就自然地成为野蛮和愚昧的代名词，而是因为姑姑在若干接生的实践中树立的威信，才最终战胜了“老娘婆”的造谣和村民们的抵制。这不免有些“实践检验真理”的意味，但是，“新法接生”的被广泛接受，也与“陈鼻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作为姑姑的“义务宣传员”，“到处现身说法”大有关系，而这，其实跟乡村社会树立传统医学口碑的方式并无二致。所以，在姑姑最初推广“新法接生”的时候，虽表现出对科学的过度宠信，并在一定程度上，也仰赖了新生政权在政治上的支持(如在姑姑教训“老娘婆”田桂花时，作为乡村权力象征的村支书袁脸站出来“主持公道”)，但根本上，有关她“送子娘娘”神话的创生，却是民间的、日常的和以对人的生命本能的尊重为前提的。这个时候，科学主义并没超越民间伦理，政治权力的介入，也表现出基本的人文关怀。比如，在“地瓜小孩”的生育高峰期，“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这虽可以像以后的“计划生育”一样，被解读为国家对人口控制的一种手段，但却与民间的生育崇拜高度耦合。所以，无论从国家的生育政策的角度，还是从姑姑的角度，那真是一个“黄金时代”，以至于“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姑姑双眼发亮，心驰神往地说，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的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跟着我飞，成群的蝴蝶跟着我飞”[14]。正因为这一点，“蝌蚪”给杉谷义人提供的文学素材，直到1965年底“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的部分之前，都充满了欢快的调子，哪怕是一群饿肚子的孩子吃煤的情节，也不带有阴暗的色彩，连一对乡下老妯娌我奶奶和大奶奶之间的拌嘴，一样被描绘得富有生活情趣[15]。 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姑姑的科学主义信仰却因政治权力的介入，而在乡村中国酿成了一出出的悲剧。如果说在推广“新法接生”的时候，姑姑所仰仗的，是妇产科的医学知识，是这“知识”给了她所向披靡的“力量”，而在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则更多地，是凭借人口控制的理论，并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将这理论上升到事关国计民生和全人类福祉的地步。在“蝌蚪”的笔下，姑姑显然对这一理论是无比崇信的。因动员张拳的妻子去流产而被一棍打得头破血流，姑姑却无比悲壮地说，“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人口不控制，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教育搞不好，人口质量难提高，国家难富强，我万心为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献出这条命，也是值得的”[16]。尽管像这样将“计划生育”理论基础当作“真理”一样对待，却也不能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她这时就不得不抬出政治权威来给自己背书。比如，当“蝌蚪”的母亲问她，“计划生育这事儿，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还是上头让干的”时，她就说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接下来，这对姑嫂的对话颇耐人寻味。她们一个将女人生孩子看得天经地义，一个认为人口非控制不可，再“无组织无纪律”地生下去，“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然而，无论坚持生育的传统观念，还是宣扬“计划生育”的正当合理，却都搬出“毛主席”作为支持者[17]。这不仅跟她们所处的时代政治语境有关，而且被赋予了某种反讽意味，但却也彰明了，无论科学话语还是民间伦理，其实都需要政治权力的支持，才能将自己打扮得跟“真理”一样，以求放之四海而皆准。 据此，有人将福柯有关“生命政治”的论述引入对这篇小说的评论。在1976年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中，福柯区分了统治者对死亡的权力和对生命的权力。他认为君主制国家的君王只拥有对死亡的权力，即将人处死的权力，但不具有对“生命”的控制力，而现代国家的统治者则不仅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还能通过对“出生率和死亡率、再生产比率、人口的繁殖”等过程的控制，实现对“生命”的掌控。因此现代统治者通过“惩罚技术”(对死亡的权力)和“调节技术”(对生命的权力)的双重掌控，实现对“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口的全部”占有[18]。这种统治者对生命的权力，被福柯命名为“生命政治”，而李松睿在做过引述之后，认为《蛙》中所处理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恰好反映了“政治”对于生命的掌控，并认为这是现代性逻辑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19]。的确，在疯狂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生命”或者说“生育”被社会政治所编码，但“生命政治”，却并非如福柯所言，属于一种纯然的现代性机制。比如，“蝌蚪”的母亲在跟姑姑辩论时就曾提到，“大汉朝的时候，皇帝下诏，民间女子，满十三岁必须结婚，如果不结婚，就会拿其父兄是问”，这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计划生育”[20]。不过，将科学话语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而控制人的生育，却是亘古未有的事情。 用科学的盛名装扮自己，并获得权力的庇护，这使得作为乡村妇科医生的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完全不顾乡村情理，而与那些因为对于生育自主的传统信仰，也因为传宗接代的顽固信念而千方百计躲避“结扎”、“流产”的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角逐。这些“超生游击队”可谓搜索枯肠，想尽了办法，甚至，用姑姑的话来说，“把当年游击队员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21]。这无疑具有强烈的后革命调侃意味的，而作为对立面的姑姑和她的计生队伍，在“蝌蚪”的笔下，也确实像极了当年的革命电影中所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日本鬼子的形象。他们动用了各种可能的力量，或围堵追击，或调虎离山，或大义灭亲，或保甲连坐，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她的战果不可谓不辉煌，据她自己统计，被她亲手毁掉的幼小生命就两千八百个，而被“蝌蚪”重点讲述的，则是三个孕妇的死。这三个孕妇本来都怀孕六七个月了，按理都不应该再做引产手术了，但姑姑，却因为赋予自己的行为以崇高的意义并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态度坚决，就千方百计把她们弄上了手术台。她们的死，看似一场医疗事故，但却跟她对于医学知识的过度崇信分不开的。任何科学技术从根本上都是不完美的，并都有可能导致错误和灾难，但姑姑，在一次次的“计划生育”宣传中，以及一次次跟孕妇的斗智斗勇中，却并没有对此作出充分估计，而只是在每次灾难发生之后，以自己虔敬的请罪作为补偿。更为可笑的一次，是王仁美死后，“蝌蚪”的岳母刺了她一剪刀，她竟然说“王家嫂子，我为你女儿抽了600cc。现在，你又捅了我一剪刀，咱们的血债用血还清了”[22]。一尸两命，怎能还得清？不过，这是小说家言，大可不必较真，但从这里，我们却知道，她既然不会反思技术上的差错，更遑论对“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提出任何怀疑了。 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笃信科学主义的荒诞，而且感受到了作为这段历史叙述者的“蝌蚪”和作为小说作者的莫言的人文关怀。从叙事学的角度，我们当然知道，“蝌蚪”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在跟日本作家杉谷义人讲述姑姑的故事。因为计划外怀孕的妻子王仁美死在姑姑手术台上，他的讲述也是一种自我鞭挞。作为好不容易“提干”的农村兵，他不想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耽误所谓的前途。所以，在写给杉谷义人的第三封短信中，他提到“读罢您的回信，我的心情很沉重”。他看似在为造成杉谷义人的“失眠”而自责，但其实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所期待的反应：“您说读到王仁美去世时流了眼泪，我写到她去世时也是热泪盈眶”。这就是所谓的共鸣，而在这共鸣的背后，则是对个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悲悯。然而，这样的一种人文关怀，却很快让位于科学主义的强词夺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23]。这与姑姑在高音喇叭上的说法高度一致，并完全符合国家统一的宣传口径。但其科学性，却是未经验证的，因为“计划生育”在人口控制上的效果，还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而因此所导致的其他负面效应，却日渐凸显出来。这当然已经超越了小说叙事层面，但无疑的，将这种获得权力庇护的科学主义话语作为齐泽克所谓的“意识形态大他者”[24]，就只能使蝌蚪的叙述处于矛盾纠结状态。哪怕他后来提到姑姑的“忏悔”，让充满“罪感”的她，从科学主义的信徒一变而为虔敬的命定论者，这纠结，却仍在叙述中挥之不去。 三、“计划”抑或“市场” 但凡“计划”，总需要权力的介入，而市场，则是经济规律起主导作用。按照既定的国家政策干预人的自然生育，其中的计划论色彩在整个社会经济全面市场化转轨的时候，毫无疑问的，会在权钱面前遭遇进退失据的尴尬。尽管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从而像小说所反映的那样，导致了无数人伦惨剧，但当时无论体制内外的人普遍存在一个改革共识，认为现代化道路应会惠及所有努力奋斗的人，并相信，国家会将各种由“计划生育”所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承担下来，以至于即便有所抵触，却还不至对其正当性产生怀疑，而主流的知识分子话语，也大有将它执行中遇到的难题，归结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意味。“蝌蚪”后来反省自己，之所以怯懦地让步而“把王仁美娘儿俩送进了地狱”，是为了所谓的“前途”，而这个前途，就是将自己的将来，比如养老、医疗及生活尊严等问题，捆绑到国家计划体制的战车上了。然而此时，年过半百的他，眼见得生育崇拜的死灰复燃，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自己乃“唯一的罪魁祸首”[25]，其间究竟有哪些原因呢？ 不可否认，人对生育的态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但这里促成“蝌蚪”的意识发生重大转折的，却是时代发生巨变的结果。我们曾一度对市场深怀疑惧，但随后却对它顶礼膜拜，似乎在它的统治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幻觉，但这幻觉，却召唤出更大的热情。从某种程度上，陈鼻本有机会成为一个市场时代的弄潮儿的，但“计划生育”毁了他，而提了干的“蝌蚪”，原本有可能被打回原形的，但“计划生育”成全了他。作为叙述者的“蝌蚪”一直没有给陈鼻一个袒露心迹的机会，但却一再强调自己的愧疚。人生当然不可假设，但在却顾所来径时，能够愧疚并将这愧疚表达出来，其实已经表明他不会认为，即便是当初不顾自己的前途而让王仁美将儿子生下来，也绝不可能会有陈鼻的落魄，而完全忽略了，如果在当时能有一个市场化的环境，陈鼻其实远比他更有可能堂而皇之地多生几个孩子直至生出儿子的。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见出“蝌蚪”“罪感”的由来，也可以见出他“罪感”的限度：作为一个退休还乡的剧作家，他或在暗地里假设，如果当初能够通过权或钱的方式，免除“计划生育”这个紧箍咒，也许就不会有王仁美母子的惨死了。正因此，他才会既不反对“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同时又对市场时代死灰复燃的生育崇拜深表同情，以至于被这样的潮流所同化，在倍感懊悔和失落的同时，忍不住跃跃欲试了。 事实上，在“蝌蚪”提供给杉谷义人的文学素材的第四部分，就不厌其烦地呈现了这生育崇拜的奇观。在作为中国城镇化缩影的高密东北乡，无论有权的还是有钱的，他们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堂皇地获得生育权利，于是，曾被拆毁的娘娘庙的旧址上重建了辉煌的庙宇，“德育群婴”的金字招牌闪闪发光，庙前广场上的香客熙来攘往。卖泥娃娃的王胆的叫卖既生动又活泼，新开张的家宝妇婴医院既气派又温馨，念念有词的姑姑与郝大手合作泥娃娃的场景既荒诞又辛酸，昔日的算命先生兼野大夫的袁腮的牛蛙养殖场既光明又卑鄙，为牛蛙代孕公司作义务掮客的撑船小伙子既好奇又下作，而触摸少妇铜像那金光闪闪的乳房的“蝌蚪”，则既肮脏又坦荡，混迹于娘娘庙虔敬的女人堆中的他，又禁不住感叹，“生育繁衍，多么庄严又多么世俗，多么严肃又多么荒唐”[26]。就在这乱象纷呈的生育狂欢中，昔日英俊潇洒并蛮有经济头脑而如今却已潦倒不堪的陈鼻，也没能够置身其外。他不但因为王胆的死而一蹶不振，连两个出落得如花似玉的女儿，也因一场大火而一个死去一个严重毁容。但更其不幸的是，为偿还他因自杀未遂而欠下的债务，那毁容的小女儿陈眉，竟不得已而在袁腮的牛蛙公司作了代孕工具。 陈眉的代孕对象就是“蝌蚪”。这在“蝌蚪”看来似有乱伦的嫌疑。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差距，也不仅仅因为他和陈鼻曾经是小学同学，而还因为这个不幸的陈眉，如果不是当初陈鼻的坚持和落户口的困难，是有可能成为他的女儿的。在王胆的泥娃娃摊上，当小狮子“双手捧起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看上去像个中欧混血的漂亮泥娃娃”时，他本能地回忆起多年前陈鼻拿一把蒜臼子发狠要夺回陈眉的情形，而这个陈眉，曾被小狮子抚养了半年之久，并激发了小狮子的母性，直到多年以后，还让她魂绕梦牵的。“蝌蚪”将乱伦的顾虑说给李手听，这个在娘娘庙右侧经营一家“堂吉诃德”饭店的昔日同学，不仅十二万分地不以为然，而且声称陈眉“就像一个工具，你只不过租来用了一下而已”[27]。这完全是一种市场逻辑。在这个逻辑之下，个人的身体完全被资本操纵、租借和买卖，并能让这个过程，按照一定的程式也就是所谓的“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陈眉的替“蝌蚪”代孕，就是按照这个市场逻辑和既定的计划进行的，这里没有爱情，没有性交，没有哺乳，没有母子间的哪怕片刻的相见，而只有将自己的子宫作为一个容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生命的孵化器，将自己的十月怀胎作为一个工艺流程。 如果不是富有人文情怀并拥有剧作家虚构特权的“蝌蚪”，我们是完全无法知道作为代孕工具的陈眉的内心世界的。她的美丽先为资本所剥夺，而剩下的伤痕累累的身体，也依然逃不脱资本的控制。她的工具属性使得她在“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书信中，难得能有开口说话的机会。然而，在剧本中，她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母亲，“蝌蚪”让她萌发了爱的本能。她发疯一般地到处寻找按约定被抱走的孩子。她不停地倾诉着她对孩子的思念，控诉着对权钱所左右的社会的愤恨，但这全都是徒劳，没有人把一个身心受伤的疯子当回事。不仅如此，当她逃过黑衣人的劫杀而冒险抢到自己的孩子时，却在一场戏里遇到自命清官但为导演和金钱所左右的民国县官高梦九，他模仿“灰阑记”中的方法，貌似高明但实则荒唐地将孩子判给了小狮子。既然高梦九可以做戏，古书当然也可以作伪，而相信“清官”，实乃一种不切实际的“文本性态度”，其结果，只能像陈眉那样受到愚弄。在这里，“蝌蚪”抑或莫言，既调侃了传统又讽刺了现实，并把作为代孕工具的陈眉还原成一个心中充满母爱的人，但无论开口还是沉默，却都改变不了市场时代她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命运。 从“蝌蚪”的角度，《蛙》的剧本当然是一种真假参半的艺术虚构，但在其中，他何以将自己和姑姑处理成既充满“罪感”却又助纣为虐的角色呢？这当然有自我鞭挞的意味。就姑姑而言，她曾经因为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戕害了两千八百个无辜的腹中胎儿，晚年的时候就以制作泥娃娃的方式来“赎罪”，但“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否真能得到解脱呢？“蝌蚪”对此产生了怀疑。所以在剧本中，他让明知孩子并非小狮子所生的姑姑，煞有介事地询问小狮子的奶水是否旺盛，而他自己，则如李松睿所指出的那样，“心照不宣”地声称妻子的奶水“犹如喷泉”[28]。这样的一种“自欺欺人”被“蝌蚪”有意呈现出来，实际上是对自己剥夺陈眉作为母亲的权力的新罪行的一种“忏悔”。“蝌蚪”在给杉谷义人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原本以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但剧本完成以后，心中的罪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沉重”[29]，其原因就在于他最初可能以为借腹生子，能弥补在计划体制时代因为自己顾虑前途而造成的王仁美母子双亡之“罪”，而现在，却越发清晰地意识到，这种救赎的行为，其实是增加了新的犯罪，这个罪就是，在市场化时代，借用资本的力量，将陈眉的身体变成了生育工具。 当然，将自己从原本还千方百计地想“扼杀陈眉肚子里孕育着的婴儿”到“迫切地想要这个孩子”这一转变，归结为“我过去的罪恶，终于得到了一次救赎的机会”[30]，这也许是“蝌蚪”的一厢情愿。因为他的“顿悟”，其实跟自己起初被一个孩子，稍后被两个妇女，最后又被一群人追打有关。他本是要教训一个偷钱的小孩子的，没想到竟被这个小孩子打得落荒而逃。在这个过程中，他被一根铁链子绊倒，却又被两个女人一口咬定说“那根挂着铁链的铁柱砸坏了她们的车”。不但没人帮自己辩白，而且在他逃跑时又受到更多攻击。这让他想起在北京时所受的类似屈辱。他躺倒在家宝妇婴医院门口，两个保安对他不闻不问，而出警的公安，不但不主持公道，而且对他冷嘲热讽。他们除笑谑地谈论生育问题，还告诉他那坏小孩是当年被姑姑逼死老婆的张拳的外孙。于是，他不由得记起张拳的外孙曾用青蛙将姑姑吓晕。从这样的受冤而得不到援手，到迫切地需要陈眉肚子里的孩子，这中间的转换何等曲折，但却不由得让人想到，他是将一个想象中的儿子，作为了纾解当下委屈和替代社会救助的心理依赖。所以，当“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享有“意识形态大他者”的不容置疑的特权时，从计划时代将王仁美推向手术台，到市场时代接受陈眉为代孕工具，这中间之所以能被置入“救赎”的意味，无疑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育本能提供了心理动因。既向人的生育本能膜拜，又向“计划生育”政策屈服，“蝌蚪”当然只能寄希望于“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但在这样的“文本性态度”中，却根本无法减轻他心中的“罪感”。然而正是通过这个在各种“文本”中进退失据的“蝌蚪”，莫言给我们呈现了文学与生命体验的多重纠葛。 参考文献： [1]佚名.莫言凭《蛙》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EB/OL] http://money.huagu.com/cgyx/1210/167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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