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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总集编纂标志着新兴体类的确立与被认同 文体的发展历程，一般都须经历萌芽初创、成长成熟、定型确立等阶段，并进入创作繁盛期，产生一批代表作品。单体总集的编纂，或网罗放佚，汇聚作品；或删汰繁芜，选留精品，从而成为新兴文体确立并取得文坛最终认同的重要标志。唐前大多数成熟文体，都在《隋志》中有多种单体总集的著录，即是一个明证。唐宋时期词体和古文总集的兴起，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文坛的规律。 成熟于晚唐的词体，其最早的集结形式，不是别集，而是总集。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说：“唐宋词籍中，以总集问世最早，总数不下数十种。重要的总集，为词开宗传派，影响甚巨。《花间集》宋时被视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它与《草堂诗余》在明时同是学词的入门之书。即使是名家词，亦往往因载入总集而流传更广。中小词家则更依赖总集而其名其词得以传世。总集的这种作用，不是一般别集所能替代的。”(26)可以说，词体的确立和被认同，是以最早的一批词体总集如《云谣集》、《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的问世为标志的，这批总集都是作为唱本出现的，其性质都是当时的歌曲集，而编纂目的在于满足应歌的需要，因为词体本就是为适应并配合燕乐演唱的需求而逐步形成的。其后，才有词别集乃至词集丛刊的大量涌现，而南宋时期《复雅歌词》、《乐府雅词》、《阳春白雪》、《绝妙好词》等大批词总集的编纂，“大多则专尚文藻，目的在于尊体与传人传词”(27)。 作为文章体类概念的“古文”，其确立和被文坛认同，也是同一大批明确题为“古文”的文章总集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8)。吴承学先生曾在《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一文第二节“从总集看宋人的古文观念”中对宋代“古文”的内涵做了精彩的阐述(29)，见解独到，极具启迪性。笔者拟从“古文”作为文类的角度再作申发。 唐代韩愈在复兴儒学的旗帜下开始文体革新，创造了“古文”这一新的文章体类，并在骈文主导的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但由于对作为新体类的“古文”还缺少明确的界定，而韩门弟子或尚理，或尚奇，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终使古文创作衰落下去。北宋欧阳修再倡古文，他较好地处理了文与道的关系、散体与骈体的关系，摒弃艰涩险怪的倾向，倡导平易流畅的风格，并身体力行，奖拔后进，共同用创作实绩探索“古文”的体类规范。然而，北宋党争，尤其是后期“元祐党禁”的压制，使得欧、苏为代表的宋代古文虽然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却未能取得社会权威的认同。宋代古文主要是与骈体相对立的语体概念，其作为新兴体类的外延和内涵仍未确立。 从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至宋末元初，题名为“古文”(或题“文章”)的一批总集相继问世，今可确考的约有8种(略按时间顺序排列)：吕祖谦《古文关键》2卷，楼昉《崇古文诀》35卷，真德秀《文章正宗》20卷、《续集》20卷，汤汉《绝妙古今》4卷、《斅斋古文标准》，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78卷，谢枋得《文章轨范》7卷，黄坚《古文真宝》20卷(30)。这些选本对古文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其选文标准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古文”这一体类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 第一部题为“古文”的总集是吕祖谦所编《古文关键》。吕氏为主编《皇朝文鉴》(即《宋文鉴》)的文章大家，他为初学者选录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曾巩、张耒共8家以议论类为主的文章60余篇，并首创评点标注(31)，题为《古文关键》体现了他对“古文”范围、性质、特点的认识。随后，其弟子楼昉所编《崇古文诀》(亦称《迂斋古文标注》)选文达200余篇，时间前溯到先秦、两汉和六朝，但仍以唐、宋大家为主，文体包含少量辞赋和骈体，类别除议论文外，还拓展到记叙文、抒情文，显示其“古文”观念有了较大的拓展。其后，真德秀《文章正宗》首次将经、史典籍(如《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部分段落辑出成文，作为文章的源头经典，且数量大大超过唐代，(其不选宋文)另外又选入不少古体诗赋。汤汉《妙绝古今》则将选文进一步扩展到《孙子》、《列子》、《庄子》等子书的节录篇章。其他古文总集的选文标准多在这些基础上有所增损。 总括起来看，宋代多种“古文”总集体现的“古文”体类概念虽各有特点，但其外延和内涵大体包括：以时间论，古文主要包括先秦两汉和唐宋时期的文章，魏晋六朝仅有极少数篇章入选；以作品论，古文主要以汉、唐及北宋的作家作品为主，上溯先秦经、史、子典籍中部分节录成文的篇章，下及部分南宋作家作品，而尤以后来被称为“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为典范，韩、柳、欧、苏四家所占比重最重；以语体论，古文主要以单句散行的散体行文，但不排斥文中穿插俪语偶句，个别通篇骈体的篇章，甚至部分古体诗歌，也可包含在古文之中；以体裁论，古文包括了流行的大部分文体，与四六类和时文类文体也有部分的交错(如表、启、策、论等)；以内容论，古文以阐明儒道为主要思想倾向，但也不绝对排斥掺杂佛、道思想的篇章；以表现手法论，古文广泛使用议论手法，但叙事、抒情也多有发展，并常有多种手法的融合；以总体风格论，古文以“雅正”风格为主导，也包容多种风格的存在，但排斥浅俗、柔靡、雕琢的倾向。 由于古代文论向来缺乏对概念的明晰界定，宋代“古文”概念经历了由语体向文类的发展过程，由上述古文总集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古文”体类渐渐为文坛所认同，并继续于元、明、清三代沿用不绝。元代吴福孙《古文韵选》，明代归有光《文章指南》，清代蔡世远《古文雅正》、康熙《御选古文渊鉴》、方苞《古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吴楚材《古文观止》等一大批古文总集，虽然各家选文仍有差异，但依据的共同标准则不出宋代古文总集所涵盖的古文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体类的确立，确是宋代古文总集编纂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并深深影响着元明清三代文章体类的发展和文体学的进程。 从上述三方面看，单体总集编纂在唐宋元三代的文体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文心雕龙》之后，古代文体学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体系严整、论述精详的专著，加以骈体文学在文坛上的主导地位逐步被取代，唐宋元三代文体学发展中，文集编纂成为举足轻重的形式之一。其中的单体总集数量众多，体式纷繁，紧密结合作品的选录，多方面细化文体研究，多层次创新研究体式，促进了新兴体类的确立，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文体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对明清两代的文体学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本文只是对这一领域的初步梳理和探索，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开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