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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内部写本的整体性目标与书写策略 1 内部写本的整体性目标 内部写手有意准备用文字形式来传播传说，以严肃的态度和强烈的使命感从事写作，对写本多有通盘构思，吸纳很多文献记录，并不断修改以协调矛盾，且有比较明确的出版规划，甚至辅以文本之外的方式来固化写本内容。故而相对口头叙事的随意、无序和片段性，内部写本稳定自足，多呈现为完整体系。凡传播较广泛、影响力较大的内部写本，都与写手成熟的整体性考虑有关。 在开始写作前，写手会选定体裁、搜罗材料，并设计章节、拟定提纲，乃至反复调整结构，保证情节的连贯一致。以羊獬村于占辉写作的《羊獬村村史简介》(他自称“村史”)和《唐尧故园简介》(自称“庙史”)为例。选择“村史”、“庙史”体裁而非通俗的传说册子，与于占辉担任多年村支书的经历相关(1979-1993)。他早年就有写作村史、庙史的想法，因此留心搜集、记录各类传说、历史材料和他人写本，近几年才开始动笔。他不满足于仅叙述通俗传说，而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着力构建一部通史，其“村史”自传说中的唐尧时代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后，包括：“一 村名的由来”叙上古时期尧舜传说，并认为那时就已建有现在庙宇前身“唐尧故园”;“二 羊獬村的古代建筑”则构建出唐尧故园的变迁历程;三至十四章进入现代史，叙述羊獬村行政区划、姓氏、文化概况，并按抗战时期、解放时期、土地改革时期、合作化时期、文革至三中全会的时间顺序详细书写他亲历的村里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到第十五章“恢复尧文化兴建农民公园和敬老院”(农民公园即今唐尧故园)又接续一、二章庙宇变迁过程的线索，构成完整的信仰历史，并使第一、二章显得更为可信，在第十六章“羊獬村的现状”中结束。他以先祖定居本村的事迹传说作为村史开端，以时间为序将传说与现状整合到一部历时性叙事体系中，反映出一种代表性的内部写本创作观念。而且，他为了写作村史还特意抄录了很多笔记，如汾西《蔡家坡村史》的章节、标题以供参考，来模仿他认为权威规范的史志体例。笔记中还有他反复修改的章节提纲，表明他曾多次调整结构内容后才开始写作。 与此同时，对于书面形态的传说写本，写手们对其传播方式、效果也多有明确规划。譬如羊獬村的谢振鹏，他计划将写本演唱后录制磁带发行，虽然目前只写过一首七言诗《羊历万情深》[14]和一首杂言体诗《无题(平安锁)》，却早就盘算着先以韵文形式编写对本地传说、民俗、仪式的解说，然后谱曲演唱、发行磁带。为此，他特地单独找到我们，以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为曲调，主动演唱了《羊历万情深》，希望得到认可，再借我们的关系帮他发行。 相应地，对出版传播方式的设想也直接影响到写本的内容和形式。羊獬村吴克勇在平时的口头演述中就会细心观察听者反应，捕捉那些尚不够丰满、不足以使人信服的细节用心揣摩，甚至查阅资料、实地勘测，在下一次演述中补足改进，其写本也首先锁定这类有争议的话题，选材、定位和针对性都非常明确。关于娥皇女英二人中到底哪位诞于生獬处，一直众说纷纭，历山的罗兴振说娥皇生于平阳，女英生于羊獬，但吴克勇、吴青松、于占辉等羊獬人都希望二妃皆生于此，认为罗兴振如此说是为了强调女英的神异，暗示她后来在争大小中获胜为大，这正是吴克勇他们反对的。于是，吴克勇骑摩托车带于占辉专程到临汾市(即平阳)伊村——传说中尧王定居羊獬之前的住处，向故老询问娥皇是否生于平阳。既没人讲得出，他便得出结论：那么娥皇和女英就都生于羊獬。这已体现在与他合作的吴青松笔下[15]。不仅如此，写手还会将欲强调的观点变换多种形式，在书中反复呈现，以加深读者印象推进传播。吴青松几乎在每一章中都插入一段他精心编写的歌谣：“我每篇里都有个顺口溜，让他们便于传播，便于记，即使他不能把整篇的记下来，能说顺口溜也行。”[16]很多写手都与他相似，希望以写本达到干预口头传说的目的，故特别重视其进入口头传播的效果。 这种整体性考虑还体现为写手可辅以设计庙宇、传说遗迹等文本之外的方式与写本配合，对写本中需着力论证的命题，他们都不遗余力地搜寻一切可能线索，“发明”相应的遗迹将文本内容固定化、形象化、权威化，以证明传说的真实可信，使传播更高效。尽管全国叫历山的地方据统计有20余处，但当地人坚信舜就是在这个历山上耕地并被访贤的尧王看中的。而罗兴振承担着历山舜庙的设计、维护之任，有权将写本内容付诸实践;加之历山舜庙的建设资金相对充裕，近年来一直在不断扩大建筑规模，罗兴振在写本中对传说的新构思、新发明很快就能建出相应的信仰空间来加以落实：他在历山上圈定了写本中论证的舜帝耕田处、象耕鸟耘处和舜逃生之井以及“舜洼里”、“仓院里”、“圈羊沟”、“羊圈墓”、“马地里”、“饮马池”[17]等具体地点，选地立碑、标为遗迹。他本人并不认为这是虚构，而是认为史书上所记的舜王之事都应该发生在这里，只不过年代久远遗迹淹没，他只是指认一处最有可能的地方供后人怀想罢了。我们现在听到的传说、看到的遗迹，很可能就是多年以前，由像罗兴振这样的民俗精英[18]不断发明、累积而成的，因此不能以某地有丰富的传说为依据，来论证该地是否为文献中所记之处。 2 内部写本的书写策略 那么，在从口头到书面的转换过程中，内部写本如何处理口头传统?传说形态发生何种变异? 首先，内部写本的情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口头传统制约。不同写手创作的内部写本共享同一核心传说的情节基干，这不仅由于地方文化传统已经内在化于写手的精神世界，使他们的传说结构模式有章可循;而且还在于，被认为是真实历史和祖先事迹的地方传说作为写作题材，无论写手怎样力图创新，要营造真实性使读者信服，就只有服从本地共识的、传统的、口头演述文本的情节基干，压制过分的想象虚构，进入趋同的叙事模式，否则其传说的真实性就会受到质疑，写本就得不到认可。 在写手成长和内部写本编创过程中，地方和区域的文化传统始终在场，写本必须对它反复确认，故而优先选择解释地方遗迹。在很多写本对争大小情节[19]的改动上，按说将三次比赛情节都省去是最简单的办法了，可是纳鞋底、煮豆子情节可以删除，骑马坐车单元却必须保留，作为对仪式路线来历和车辐村、马驹村、马刨泉等地名的解释。这也客观上造成解释地方风物遗迹的传说被叙述频率高，相对其他情节不易失落。在此基础上，写手再以自己最为关心的几个命题作为编创重点。罗兴振所在历山舜庙的竞争者为山西运城、山东菏泽等地的其他历山，赖北生等万安村民则一致认为羊獬、历山两地忽略了它在仪式活动和信仰体系中的地位，所以他们分别需要迫切论证的命题是“舜耕历山在洪洞”和“舜与小娘娘在万安”，其写本创作无不以之为核心内容，朝此目标用力，其他情节则等而次之，相对简略。 在很多次要情节和细节层面，写本也都坚持选择维护各自村落的口头传统。从实际的传播效果来看，次要情节乃至传说细节承担着比情节基干更重要的功能。情节基干对写手而言只是抽象的结构，而次要情节和传说细节却可以与各个村落的地方历史风物发生关联，附着于真实的空间、事件、人物之上，这就负载了村落利益和信仰情感，有时甚至受到比情节基干更多的维护。 关于万安参与仪式的来历，在羊獬、历山通行的是“遭灾说”：传说清代某年洪洞遭灾(具体时间不详)，羊獬人三月三从历山接姑姑的返回途中遇到困难，受到万安乔姓人家招待，这家此后人财两旺，于是要求每年三月三接亲队伍都来吃住，万安村甘作娘娘的“歇马粮店”。但万安人对这一说法非常恼火，认为是历山人的恶意诽谤，他们自己的传说是：舜本就生在万安村，因继母虐待才耕于历山;迎娶二女之后，大娘娘到历山上耕种，小娘娘在万安辅佐国事。万安当然更不是“歇马粮店”，而是舜和小娘娘的所在。因此，万安参与仪式历史该上溯到尧舜时期，至少不应晚于羊獬、历山初次举行仪式的时间。 2007年4月我初次向羊獬村吴克勇询问这一传说，他就简单叙述了一下从他爷爷那听来的“遭灾说”。从那年开始，因申报非遗，当地政府邀请了很多学者来调查，吴克勇不断被问及这一问题，总是答不上时间等细节;再加上万安与羊獬、历山的分歧日益加剧，他便动脑筋打算确定万安的历史。这时，万安娘娘庙内一块康熙十三年的碣启发了他，上载当时娘娘庙内公备物件清单，其中有“顺治五年卷棚前栽柏树四株”，是万安所有碑碣中最早的记载，成为吴克勇发明时间的动因;他又翻了《洪洞县志》，专门查找顺治五年前最近的灾害记录，发现有“顺治三年秋，飞蝗蔽日，绵亘三十里，所过田畦，铮铮若裂冰声。穗叶立尽，祀禳半月方息”，正好与碣文中的时间衔接。他就认为万安参与仪式不可能比此更早，于是将传说中的遭灾年份定为顺治三年，将顺治四年作为万安首次款待羊獬接姑姑队伍的时间，并编造了事件经过和人物介绍等细节，完整地写成《和谐传承五千年》一篇，后收入罗兴振主编的《舜耕历山在洪洞》书中[20]。自那以后，每当有人问他，他都可以非常流利地介绍“顺治三年洪洞遭灾，顺治四年接亲队伍到万安……”因他征引县志，言之有据，很多村民都很认可这一说法，被广为传播，几被认为是万安村的真实历史;万安人虽不情愿，却也苦于没有证据，无可辩驳。吴克勇留意到这一时间细节并搜索证据加以落实，就使羊獬、历山在这场区域间的话语论争中占据了明显优势，可见次要情节和传说细节在地方语境中对于维护村落利益有着别样重要的功能。 其次，传说一旦呈现为书面形态的内部写本，就不如口头叙事的标准宽松、随意性强，必须舍弃部分内容。写手们至少有如下几种标准筛选口头传说：情节是否符合他们认定的“历史真实”;是否符合写手本人的价值观;是否维护地方形象和信仰情感;以及与写本主题、结构、内容和出版要求等是否相宜。比如在羊獬、历山流传着尧王除娥皇、女英外还有个三女儿的说法，写手们都知道，但因与广为人知的史书记载严重不符，故除潘炳杰外(他的情况比较特殊，详见下文)，没人将此纳入写本，怕丧失历史真实感而不被认可——书面形态的内部写本仍与口头传统一样将通行的文献知识体系作为权威参照和重要的评价标准。 但是，当有些口头传统内容与写手的观念冲突，却又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不得舍弃时，写手们会加以调整、改篡。在羊獬村口头传说中对二姑姑庙来历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说姐妹俩脾气不和，一见面就吵架;另说舜王长了一脸麻子，二姑姑嫌他相貌丑;或说是妹妹因争大小羞见姐姐，因此不愿同时回来，故三月初四晚上要在村外二姑姑庙休息。吴克勇、吴青松、于占辉等认为这些说法有辱女神形象，但因涉及对仪式过程的解释而无法回避，便都改写为二姑姑连夜治理汾河，与兴风作浪的水蛟(或鳄鱼龙等)搏斗故而迟归。 此外，写手还会出于各种动机不遗余力搜寻一切可能线索，“发明”新的传说人物、情节，在写本中推广。对那些有话语争夺关系的村落而言，围绕与本村相关的人物、遗迹来大量编制新的传说情节，亦不失为转移传说体系重心的有效方法。例如万安公认的传说权威赖北生针对其他区域所持舜本居住在圣王村，后迁居历山的说法，用占据了整部传说册子1/5的篇幅，将舜耕历山之前的家族事迹全都编成发生在万安，从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都有清楚故事，一直编到万安姚姓的始祖，尽可能多地增加万安村的比重，同时在最大程度上俭省关于羊獬、历山的情节笔墨，以此来论证万安是舜的出生和居住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