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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民同乐的批评标准论 孟子的“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谈的是批评的标准问题。它是在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诗乐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重要思想。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因为国家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国家的利益应当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必须置民众的地位于国家之上。为“君”的如果真能认识到上述道理，就应当认真听取民众的意见，坦诚接受民众的监督，关心民生疾苦，与民同乐。 《梁惠王上•与民同乐》云：“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这段记载颇有点戏剧性。梁惠王正在花园中休闲散心，那个劝他不要谈利的‘叟’——孟老头又去拜见他了。他一边左顾右盼地观赏园林池台中的珍禽异兽，一边漫不经心的问：“你们这些不言利的贤人先生们觉得这园林风光，这珍禽异兽怎样啊？你们也会以此为乐吗？”语辞间满含奚落的味道。想不到孟老先生聪明人装糊涂，就像没有觉察出什么来似的，反而将话就话，接过他的话头来就亮出了自己的主题：“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然后沿着这一正一反两条线索展开，以周文王和夏桀的典型例证作为论据，提出了当政者应“与民同乐”的思想主张。从而又一次教育了梁惠王。 战国时民本思潮进入鼎盛阶段。孟轲呼吁救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中，强调从“恒产”着手建立和谐社会，在君民关系上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荀况也发出了许多振聋之音，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和“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5]经历朝承扬，这种思想后为诸多典范津津乐道，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6]郑燮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7]墨家的“兼爱”、“非攻”和道家的“无为”思想中也体现了强烈的民本愿望。因此，古代中国并不缺乏“亲民”主张。 说到底，乐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物质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的问题。虽然物质条件和环境的好坏可以影响精神和心理，但它毕竟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如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又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不都是精神超越物质的典型吗？所以，如果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像孟子举出夏桀的例子那样，老百姓恨不得与你同归于尽，的确也是：“虽有台池鸟兽，其能独乐哉？”（《梁惠王上》） 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实际上是他仁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