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红色题材的不断被挖掘，红色题材作品层出不穷地涌现，后起之作怎样才能在思想上、艺术上继续拓进，而不是简单的数量的递增，成为所有涉足红色题材创作领域的作家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和考验。刘华以中央苏区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新作《红罪》(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让人惊喜地看到了一种崭新的视角，是红色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拓展和新超越。
    阅读《红罪》，我首先感受到作者的创作勇气。这是思想的勇气，也是超越的勇气。红色题材创作固然是主旋律创作，但因为它多涉及重大革命历史，乃至涉及现实政治，所以又是一个敏感题材，不仅现实中有一些条条框框，作家在主观上也会产生一些自我束缚，因此要想在红色题材创作领域中开辟新天地并不容易。取得突破，别开生面，首先需要作家的勇气、作家的气魄。敢不敢写别人没有写过的题材、没有写过的故事、没有写过的人物，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事实上，这部长篇的出版是经过了一番周折的。勇气不是指匹夫之勇，不是作家意气用事，更不是要走向红色文学的反面，而是作家秉持红色信仰，在坚守信仰的基础上敢于自由思考、自由创作。信仰和自由的统一才能成就一个作家思考的勇气、创作的勇气。《红罪》的作者正是这样一个信仰和自由在内心相统一的作家，所以才能在创作中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展现出思想的力量。
    《红罪》在视角上是对红色题材创作的一种丰富。作者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或者说，揭开了20世纪30年代那段红色历史中被埋没、被忽略的一些角落。它写的是红军中的犯人。营长赖全福被敌人水蛇崽使离间计陷害，同时告发他的女县委书记邱冬梅也怀有一丝个人恩怨；出身资本家家庭的女宣传队员李双凤被内部的误解与偏见、怀疑与轻蔑乃至敌意所伤；战士钟长水为给恋人买银镯子被人欺骗而犯下贪污3块银元的罪过。他们三人当中，应该说赖全福和李双凤是最冤枉的。小说不仅写出了对他们的同情，也非常客观地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在国民党军队连续的大围剿，中央苏区红色政权、中央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血雨腥风、敌我双方展开大搏杀的历史情境下，组织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来对被疑者、被冤者进行甄别，何况组织又不时被“左”倾错误路线所把持。于是，被冤者难有昭雪之日，而冤人者亦难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小说中，作为赖全福、李双凤的告发者或处理者的县委书记邱冬梅、保卫局科长曾泰和，虽然对自己的过失也有所醒悟，但他们却无能为力改正，后来又都在长征中牺牲了。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革命就是这样的血淋淋。《红罪》揭示了这样的历史实况，复原了历史的真相，表现出了一种把握复杂历史的能力。作者在创作中所取得的历史高度，是因为对历史理性的认识和遵循。他对历史不是一味礼赞，也不是横加批判和指责，而是客观地对待历史，是历史地对待历史，或曰历史主义地对待历史。在《红罪》的作者看来，历史不是线性的，不是可以用对与错简单地评判的。就像小说里曾泰和对李双凤所说的：“我晓得，你肯定恨我。没事，恨我吧。日子还很长，等到革命彻底胜利，你就会晓得我们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不光是生命和鲜血，还有很多东西。”历史往往是是与非、对与错彼此纠缠，需要作家秉持历史理性去分析、去评断。在这个意义上，《红罪》这部小说非常深刻地表现了历史的真实。在作品中没有那种对历史的教条主义的认识，也没有那种对历史的僵化的理解。小说对历史的表现充满了作者自己的思考，因此不仅在题材上有新拓展，更在角度上具有独到性。读这部作品，可以让人对历史有新发现，有新体会。
    《红罪》最出色之处是其人物塑造。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各有性格，别具面貌。赖全福作战英勇，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被错误处理并与其他犯人被编入挖砂队挖钨矿后，他也曾期盼得到甄别平反，后来则不再抱希望。但他始终都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最后点燃炸药炸毁窿子，以生命为代价保守红军的秘密，同时也证明自己的赤胆忠诚。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的形象。李双凤同样是一个信仰坚定的战士，但作为一个女性，她有着极其不幸和苦难的遭遇，在爱情上，她以冷淡来掩盖自己的自卑。九皇女更是一位以革命为生、以红军为至高无上的光荣的女性。为了扩红，她不惜以同时许嫁四个男青年的手段，激励他们参加红军。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然还掺杂着同情和怜悯，她接受了孤儿出身的长根的求欢，从而牺牲了真正的爱情。她一直到死都没能嫁得出去，或者说她是嫁给了革命，嫁给了红军。这样的人物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但在那个激情如火的红色岁月，这样的人物形象有其真实性，有其合逻辑性。乌妹子这一人物则是另外一种性格，她不是一个革命者，但她对爱情比九皇女更执著、更专一。变成了犯人的钟长水在九皇女的眼里已经是一个不值得爱的人，虽然他的犯罪是为了向她表达爱意。而乌妹子却认为钟长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她对九皇女说：“这样的男人，你不要，我要。你想要，也来不及啦。”乌妹子对钟长水可谓情深似海、舍生忘死地爱恋和厮守。尽管她也知道钟长水真正爱的是九皇女。第二次葬钟长水时，她把钟长水葬到了九皇女的坟边，以兑现她对九皇女许过的来世把钟长水还给她的诺言。她对儿子们说能跟钟长水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夫妻她已知足。这样一个痴情而又豁达的女性形象，同样很让人难忘。
    小说最倾力塑造的第一号主人公是钟长水。这一人物很有内涵，能让人长久思索和体味。钟长水参加红军是因为恋人九皇女的激将，他并没有积极主动的追求革命。成为红军战士后，他打仗勇敢，且有智谋。但革命熔炉尚未来得及把他炼成一块纯金，他就因为爱情而犯下罪过。他又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自动要求革命政权对他进行惩罚。在服劳役期间和在此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他都表现出了对红军的忠诚。但他又不愿披露自己曾经是红军中的犯人，所以直到几十年后他的儿子要大肆开挖钨矿时他才向政府报告红军当年的宝藏。在感情上，他内心深处一直爱的是九皇女，他以九皇女的“烈属”自居，不当红军失散人员，而领烈属抚恤证。应该说，这是一个性格比较复杂的人物，是一个红军战士但并不真正具备红军的信仰、革命的信仰。他的忠诚是对自己所属的阵营、所属的队伍的忠诚，而不是对革命信仰的忠诚。他对革命信仰并不像赖全福、李双凤那样认识和理解。但作为一个文学人物，钟长水的这种性格是有深度的。《红罪》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具有很大的新意。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为读者揭示了革命者以及聚集在他们身边的人物的情操和境界，让读者认识到革命者的人性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的、多样的。同时，这样的人物形象跟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也构成一种互证的关系，即人物所置身的历史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历史并不像婴儿一样纯洁，更不像婴儿一样天真，而是像作者在小说的“后记”里所说的：“历史并非都是运筹帷幄或大义凛然，并非都是慷慨悲歌或泣血咏叹，严酷的历史，有时还会让人默默垂泪，苦涩难言，隐痛难忍。”不过，如果作品能多展示一些人物的内心活动，人物的性格可能会更丰满。
    这部作品的语言也值得品评。作者对小说的语言不是随随便便、信手拈来，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是有策略、有讲究的。小说的叙述语言是采用标准的现代汉语，而人物的语言包括所唱的山歌，则是采用赣南方言。这种小说的修辞方式显得很特别，也很有节奏感，因此亦构成这部作品的一个风格特点。作者同时融入许多赣南风俗民情的描绘，这些风俗民情和人物的方言，又赋予作品一种深厚的地域文化意蕴。
    《红罪》这部小说还给人以这样的启示：对于红色题材这座富矿，文学创作远远没有穷尽，还大有挖掘的潜力。红色文学的前景依然很广阔。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