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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两《唐书》所体现的文学和史学的关系。其中以针对列传部分的研究尤为突出。历来正史史传对于文学人物的评价并不甚高，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两《唐书》中对于杜甫的描述。虽然文学史中描述的杜甫是一位心怀家国的伟大诗人，然而在唐代乃至北宋早期杜甫却并非很受推崇。成书于北宋初期的《新唐书》中对杜甫的评价更是贬多于褒。这样的反差不能不引起学者的注意。研究《新唐书》中对杜甫的描述不仅可以引发关于杜甫形象的历史形成和接受的许多问题，并且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古代正史写作的评价体系，这对理解历史写作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文化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关 键 词】杜甫/新唐书/宋祁/史传文学 【作者简介】赵化，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博士生。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物传记都是被史家广为采用的一个重要文体。但是，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中国古代的人物传记是被纳入了正史写作的总体框架的，并不似西方古代历史中曾经有像《意大利艺苑名人传》那样的独立的艺术史作品。尽管元代辛文房著录了一部囊括了唐代有诗名的近四百人的《唐才子传》，但是考其具体内容依然因循着正史写作以评价人物生平性格为核心的路子，并没有集中评价这些人物的文学成就。这样的写作传统必然决定了对文学人物的描写要受制于正史写作的总体意图和思想，在其规定的框架内完成对于文学的理解和阐释。 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杜甫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他的诗作不仅代表了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其作品体现的人格力量也一直为后代文人称道。但是，在早期对杜甫的评价远非如此。今存的唐人选唐诗集中，只有个别杜诗入选，大多数现存的唐人选唐诗的著作中甚至连一首杜诗也没有入选。《旧唐书》和《新唐书》把杜甫刻画成了一个放荡不羁、托人庇护的失意官僚。由于在有宋一代很多著名的文人学者都曾给予杜甫极高的评价，杜诗的研究和编纂也蔚然成风，所以成书于北宋初年由宋祁(998-1061)、欧阳修(1007-1072)负责编纂的《新唐书》对杜甫的贬低评价就更值得深究。虽然宋祁在撰写杜甫传时因袭了《旧唐书》对杜甫的刻画，并突出了杜甫失意官僚的性格，但是在他个人的诗作中却表现了对杜甫的深刻理解和积极的赞扬。这种一个作者在论述同一人物上体现的反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文体语境对作者写作产生的巨大影响。 同时，作为杜甫接受史上一种具有代表意义的评价，《新唐书·杜甫传》所体现的评价标准与整个杜甫接受史大方向的逆差非常值得探讨。纵观杜甫接受史，在时间上《新唐书》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环节，既承接了晚唐五代以来野史笔记对杜甫的负面人格评价，其对杜甫忠君爱国的肯定又开启了北宋以后逐渐形成的奉杜甫为“圣”的源流。在思想上，宋祁撰写的杜甫传，同时兼有正史的特定思维模式和浓重的文人色彩。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在正史写作框架下由文人撰写的前代文人传记。这其中的诸多既矛盾又统一的元素构成了杜甫本传中丰富的思想内涵。 再有，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新唐书》杜甫传的编写，会发现即使是严肃的正史写作，由于其本身文体和编者眼光的局限性，所叙述的也并不一定是历史的真相。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新历史主义一派的观点近二三十年来逐渐成为主流。这些学者一致认为任何形式的文本写作都是对现实生活的重构。而这种重构既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客观，甚至有时未必合乎逻辑。因此，福柯(Michel Foucault)称其为“现在时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①，称用写作联系起来的过去和现在是建立在需要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正史写作，就必须把一部著作放到其写作的具体历史背景之下去研究，在充分考虑成书背景和写作意图的基础上加以探讨。 一、《新唐书》的成书背景、写作意图及其影响 《新唐书》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奉旨编修的，成书历时十七载，先后有五任提举官。到仁宗时宋朝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休整，在民生、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相较于《旧唐书》编纂时的典籍散佚严重的状况，这时旧的史料不断被发现，《新唐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中的史料多出了数百种，重新编纂史书的条件已经成熟。 而且，经历了五代王朝频繁更替、社会纲常颠倒的大乱之世，宋朝的统治者和学术界都迫切希望能够重新编一部唐史，一方面以补《旧唐书》事实零落的缺陷，另一方面总结历史教训，恢复儒家伦理道德的社会地位。因此在史学界出现了重“春秋笔法”的褒贬史论之风。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新唐书》在庆历四年由贾昌朝提议编修成为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然而，尽管有提议者和编纂者们的良好愿望，《新唐书》的编纂过程和结果却非常地不尽如人意。在其成书后不久，最高统治者仁宗就有《旧书》不可废的主张②。其后这部史书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吴缜还写了《新唐书纠谬》列举了其史实失当之处并阐述了其成因。 根据吴缜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概括一下其失当之成因③。第一，《新唐书》编修组织机构涣散，编辑部体制混乱，权利划分不清，长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到了后期，又出现了宋祁、欧阳修两地修史，前者负责列传，后者负责纪、志，导致沟通不畅。其二，采择史料不辨真伪。《新唐书》为补足《旧唐书》史实零落的缺陷，矫枉过正，尤其在列传部分，增添了许多野史笔记中的材料，虽然使得列传更富于文采，但是并没有详加考订，导致了很多事实讹误。《新唐书·艺文志》的前言恰好证明了吴缜的批评，曰：“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④这段话把小说放在了与传记、地理、职官等史料相同的位置，足以说明《新唐书》编者对于小说的重视态度。 因此从以上诸多因素可以看出，《新唐书》总体来说是建立在维护宋王朝稳定的思想基础上编辑的，因为要迁就这种主题思想，在取材选材上也以体现传统儒家道德行为标准为先。而且，还有编辑机构内部始终缺乏统一的领导，导致了在编著时会因为各自的利益在阐述问题上趋于保守。在诸种条件下产生的《新唐书》对于人物的诠释和褒贬自然也就带上了这样的尊王保守色彩。 二、关于杜甫人格的争议 杜甫自宋代以来在文人中有着极高的评价，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诗人在其《新唐书》本传的结语中却被评价为“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⑤。这种评价与历代文人所赋予杜甫的荣耀光环殊不相称。 杜甫历来有“诗圣”之称。“圣人”一称取自儒家。自古儒家提倡内圣外王的思想，认为好的政治家必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⑥，自己想要做的才让人去做，自己想要达到的才让人达到，这才是孔子提倡的圣人为人处事的方法。秦观在《韩愈论》中已经从人生成就的角度把杜甫与孔子做类比。称： ……杜子美之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⑦ 秦观的老师苏轼在文章中也称道杜甫确实有尧舜之风，他认为虽然很多人未必认同杜甫把自己比作稷与契，但是从他的诗文“舜举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这些话来看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⑧ 到了明代心学教育家陈献章(1428-1500)则明确把杜甫称为“诗之圣”⑨。与他同时代较晚一些的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主张人人内在都有“良知”，普通人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亦可以达到圣人的程度。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失去了本色，这就使杜甫始终坚持不渝的尧舜理念显得更为非同寻常。“诗圣”这个名号在那时就应开始流传了，所以明末清初《杜臆》的作者王嗣奭曾在《梦杜少陵作》中写道： 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 仙如出世人，轩然远泥泞。 在世而出世，圣也斯最盛。……⑩ 这几句诗显然是认为杜甫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比之李白不与俗同的气派更值得推崇。 除了在人格上受到褒赞，杜甫所创作的诗歌也被冠以“诗史”的美誉，其价值超越了普通的诗歌，被提升到了与“史”相媲美的高度。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诗史”说出现在《本事诗·高逸》中，孟棨(875进士)认为：“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1)根据学者考证，所谓“推见至隐”乃是司马迁对于《春秋》一书的理解。可见，孟棨是把杜甫的诗歌创作比作了《春秋》这样旨在记录历史事实的著作。就其内容上的禄山乱后陇蜀作和思想上的类似《春秋》义理的地位给出了极高的评价。(12)《新唐书》杜甫传虽然没有像孟棨这样深刻阐述这一概念，但在最后的“赞”中也提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13)无论是“诗圣”还是“诗史”的评价在以儒学为核心思想的古代中国社会都是登峰造极的美誉。由这两个别称即可想见杜甫所受到的赞誉是历代其他文人所未及的，这使得杜甫不仅作为文人有极重要的代表意义，也因为其诗歌中所反映的思想，就是在整个文化史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即使谈论到杜甫的政治才能，也有不少赞扬感慨的言辞。宋真宗时进士孙何在诗文中曾这样称赞杜甫的政治才华：“锋芒堪定霸，微墨可绳奸。”(14)这可说是对杜甫在诗作中隐隐透露出来的对国家政局的精辟分析和政治远见的充分肯定。作为《新唐书》最主要的编纂者之一的宋祁在《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中写道： …… 少陵背贼走行在，采梠拾橡填饥喉。 眼前乱离不忍见，作诗感慨陈大猷。 北征之篇辞最切，读者心陨如摧辀。 莫肯念乱小雅怨，自然流涕袁安愁。 才高位下言不入，愤气郁屈蟠长虬。 今日奔亡匪天作，向来颠倒皆庙谋。 忠骸佞骨相撑拄，一燎同烬悲崑丘。 相君览古慨前事，追美子美真诗流。 前王不见后王见，愿以此语贻千秋。(15) 宋祁的这首诗一方面把杜甫不得志的政治生涯归咎给了朝堂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杜甫的政治才华和忠贞爱国，在诗的最后还表达了希望统治者以史为鉴，不要重蹈覆辙的愿望。考其写作年代，宋祁从1045年开始参与编纂《新唐书》到1060年完书，一直负责列传部分的撰写。而这首《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虽然很难考订其具体的写作年份，我们却能从宋祁的生平当中找到一些线索。从1025年宋祁二十七岁中进士入仕后到1041年前后，上有晏殊等元老提携，旁边有其兄宋庠照应，一直官运很顺遂，再加上才名卓著，宋祁在为宦前期过的是典型的风雅才子的生活，诗文创作以游宴和唱和的华丽风格为主。但是在1041年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借范仲淹一事构陷宋庠，排除其党羽，宋祁首当其冲就遭受了牵连。从此开始了三年的外放生涯。这之后直到其去世，二十年中宋祁因政治斗争屡次被贬，一直在回京任文学侍从、翰林学士等文职和外放边地任太守的反复起落中度过。即使在修《新唐书》期间他大部分时间也是带着书籍和手稿在外任上度过的。这二十年中，宋祁对于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严峻性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诗文创作也倾向更加老成娴熟。(16)因此从《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所表达的对政治斗争的清醒认识和愤懑之气来看，这应该是宋祁经历过挫折后的言辞，应该与修史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很明显此诗对杜甫政治才华和品格的评价与同样由他执笔的《新唐书》中“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的杜甫形象是有很大出入的。 宋祁在个人写作中对杜甫的评价与他负责撰写的正史的强烈反差留给了研究者很大的思考空间。如果我们仔细体察《新唐书·文艺列传》的写作意图，就不难理解为何同一人写杜甫，其正史著作却独独对杜甫贬多于褒。《新唐书·文艺列传》开篇有这样一段话，可以很好地体现编纂者对于《文艺列传》中诸人的总体历史评价： 然尝言之，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何哉？盖天之付与，于君子小人无常分，惟能者得之，故号一艺。自中智以还，恃以取败者有之，朋奸饰伪者有之，怨望讪国者有之。若君子则不然，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试，固且阐绎优游，异不及排，怨不及诽，而不忘纳君于善，故可贵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为《文艺篇》。(17) 这段话很明确地把君子与《文艺传》中所载的“以文自名者”相区分开来。“君子”在编纂者的认知里应该是能以功业立于世，而不是靠着立言名垂后世的人。而《文艺传》中诸人之所以能名著于世恰恰是靠着他们的“言，”即所谓诗文。把这些以文章著称的人归于一类编在这里，相较于那些以本身功业和行为享有盛名的人来说，文人在这里遭到了总体的贬低。因此，对杜甫的负面评价不仅仅出于对于他个人的考察，更是出于《新唐书》的编纂者对于文人评价的总体考虑。(18) 这种总体考虑，正如英国学者崔瑞德指出的，是个体形象赖以依托的框架结构。为了让每个个体都臣服在这种框架下，编者会选择那些支持这个设计而排除那些不符合的，即便不符合的材料是属实的。(19)因此，为了考察杜甫在这种总体框架下的形象特征，本文下面会就杜甫本传进行细致地分析，来探讨《新唐书》的编者运用了哪些方法和手段来塑造杜甫这个人物的，并对其戏剧化的夸张手法进行梳理。 三、《新唐书》中杜甫的形象塑造和道德评价 《新唐书》杜甫本传的结构与《旧唐书》基本相同。除了《新唐书》中把杜甫放在杜审言后记载，省去了世系叙述，杜甫生平事迹基本上是按照《旧唐书》的时间顺序和阶段分类来写的。除此以外，《新唐书》中明显的评判性语言有两处：第一是写杜甫对严武不敬时说：“甫见之(严武)，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第二次是在本传最后议论杜甫时说：“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这样的评价除了继承了《旧唐书》中杜甫傲慢不羁的文人形象，与此同时也提及了他忠君的情操。只是《新唐书》比之前面的记载更注重在细节描写上下工夫，增加了许多细节描写，使杜甫傲诞文人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 关于严武与杜甫的关系这一命题，许多学者都做了考证，认为《新唐书》在继承了《旧唐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并引用了晚唐范摅的《云溪友议》中的描写集中刻画了二人的深刻矛盾，其内容基本属于小说家的杜撰。(20)但是这种对于杜甫酒后失态的细节描写却有力地突出了其极端无视社会礼仪规范的天真个性，不仅为其在政治上的失败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并且成功地支持了《新唐书》作者对于杜甫性格缺陷所下的断语。 这种通过细节刻画人物的手法还集中表现在编者引用了杜甫自己的语言来塑造其形象。即他为房琯(697-763)上书而触怒了肃宗。“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由于张镐的劝解，肃宗才没有治杜甫的罪。继而《新唐书》又引了一段杜甫的《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 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21) 杜甫因忤逆肃宗而被罢免，这在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和元稹的墓志铭中均有记载，但是这些具体的语言却并没有被前两者著录，根据《杜诗详注》中的记录，《新唐书》所引的并非杜甫原文，是经过组织后的话语(22)。由于《新唐书》中采用了很多笔记小说的材料，没有辨别真伪，所以这些话很有可能也是不准确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些语言确实使得杜甫的缺乏政治头脑的形象鲜明了起来，为“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的论断提供了具体的依据。 可是如果仔细推敲一下杜甫在疏救房琯一事上的表现，就可以证明其实这并非是懵懂无知的迂腐文人行为，而是有政治意识和政治头脑的爱国表现。《新唐书》与《旧唐书》一样，把杜甫的营救行为解释成“与房琯为布衣交，”因此杜甫的疏救是出于个人恩义的忤逆表现。但是钱谦益在考察了宋朱长文《琴史》中引用与杜甫同时代的薛易简的话后，认为董庭兰是一个颇有古风的君子，他的所谓受贿很可能是被人诬陷的。(23)而房琯的被贬既不是因为在陈涛斜的军事失利，也并非由于董庭兰受贿，真正的原因其实是肃宗听信了贺兰进明的挑拨，认为房琯只忠于他父亲玄宗。《旧唐书·房琯传》中详细记录了贺兰进明的谗言，而肃宗的反应是“由是恶琯”(24)。反观《新唐书》的记载，其中只提到了董庭兰受贿而没有提及贺兰进明的挑拨。司马光(1019-1086)是宋人，可是他在《资治通鉴》中的记述并没有采纳宋代编纂的《新唐书》而是采用了《旧唐书》的观点，可见贺兰进明一事是的确存在的。(25)这样的解释就与宋祁在他的诗中所讲的“才高位下言不入”，“今日奔亡匪天作，向来颠倒皆庙谋”以及“忠骸佞骨相撑拄，一燎同烬悲崑丘”的意思如出一辙了。而杜甫的疏救也并非仅出于个人的私交，主要是出于清流派官员所持的相同政见才互相支援。肃宗朝清浊两派的政争，清流一方以房琯、张镐、贾至、严武为代表，希望肃宗能敬慕上皇、亲近大臣，浊流一方以贺兰进明、崔圆以及宦官为代表，专以邀宠固恩为务进而迫害忠良。(26)可见，宋祁对于这桩历史公案的本质是有清楚的认识的，《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中的心忧社稷但被构陷的文人形象才是他对杜甫真正的理解。而《新唐书》中对于这段历史的叙述很可能是出于为尊者讳的正史写作惯性使然。 除了形象的鲜明突出外，《新唐书》杜甫传比它之前的记载还增加了对杜甫的道德评价。在傲慢自大的个性以外，《新唐书》编者通过准确地把握细节描写着重褒奖了杜甫忠贞爱君的道德情操。在写杜甫是怎样得到肃宗起用时，《新唐书》编者描写杜甫穿着“羸服，”也就是衣衫褴褛地要到凤翔去谒见肃宗。并且写了他不幸被乱贼捉住，却逃了出来，终于见到了肃宗。比起《旧唐书》中的“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一笔带过式的叙述，这样衣不蔽体、危机丛生的逃亡过程的细节描写无疑是更有感染力的。而且在严武死后，杜甫失去了赖以为生的依靠，又逢崔旰等在四川作乱，杜甫却选择了“往来梓、夔间”，而没有屈膝向乱党投降。所以，在叙写杜甫生平的结尾编者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这种忠君的道德情操无疑是符合正史的写作规范的，也是符合《文艺列传》前面的那段对君子始终“不忘纳君于善”的论述的，所以才能在一片对杜甫人格的负面评价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在末尾给予的一个正面评价恰恰也反映了编者在如何描写杜甫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作为由皇帝任命的编修必须要尊重正史写作的传统，不能把过错归给最高统治者，另一方面又不忍心完全抹杀杜甫的高尚人格。所以，在处理杜甫的问题时，才会在结尾特意加上一句这样的评语。而这些赞美也为后来文人对杜甫的道德评价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新唐书》对杜甫的形象塑造和道德评价比之《旧唐书》和之前的关于杜甫的记载都要鲜明细致得多。这得益于《新唐书》的编者在取材上紧紧抓住了杜甫文人傲诞狂放的性格和他忠君之情加以描写。而且，杜甫本传数次引用杜甫的言辞和文章，这些不仅是他得以被玄宗启用的原因，也是使他忤逆肃宗最后被贬的根由。这样，就紧紧地扣住了《文艺传》开篇提到的“以文自名者”和“不忘纳君于善”的形象特征。再有，就是《新唐书》编者对于小说逸闻的运用也使杜甫的性格更加鲜明，文风更加戏剧化。虽然作为严肃的历史写作来说这样毫无顾忌地运用野史未免被人病诟，但是就刻画人物来说这样有血有肉的描写显然要比平白的叙述更加有说服力。这样的选材组织最终使杜甫的性格特征被成功地纳入到了《文艺列传》的总体写作框架内，完成了编者的写作意图。 四、总结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杜甫传》实际上是运用了一系列的小说笔记中的逸闻和杜甫自己的文章来刻画其性格特征的。从取材的角度上讲，《杜甫传》的写作除了吸收了杜甫自己的文章，还加入了许多其他人对他的记述。不论是否真实发生过，这些笔记资料也已经反映了作者对于杜甫个性为人的一些认知。而在个人的写作中，无论是宋祁的诗作，还是孙何、秦观等人对杜甫的评价，都是以杜甫本人的创作为基础来论述的。取材上的差异自然也影响了这两种不同的写作对杜甫的认识。 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取材差异，造成对杜甫截然不同评价的更深层原因是不同的文体环境。正史的编者虽然直接引用了杜甫的文章，但是并没有从杜甫本身的立场来阐述观点，这是在写作意图上与宋祁诗最大的区别。《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却不尽然。宋祁在京中长期担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及知制诰这类与文字打交道的工作，实属编修国史、文艺论著和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内廷大臣，其实与杜甫在唐肃宗身边的拾遗地位是相仿佛的。这些职位，都是属于能够接近最高统治者，但是又并无真正实权的职位。所以，宋祁与杜甫在朝廷的处境，正是宋祁在诗中所形容的“才高位下言不入”。因此，在个人诗歌的写作中宋祁采取同情杜甫的立场就不足为奇了。 这两种对杜甫截然不同的观点还是不同的文化模式造成的。正如美国学者Eva Zhou Shan指出的：“对于杜甫诗歌中的道德标准的赞扬是从阅读杜甫自己的诗歌中重构出来的。”(27)北宋的文人对杜甫的赞美正是采用了杜甫作为诗人的个人立场。而正史包括《旧唐书》和《新唐书》采用的则是传统正史写作的观点。我们从《文艺列传》或《文苑列传》在整个正史文学中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正史历来对文人的评价。这两种列传向来被放在正史列传中比较靠后的位置。纵观《新唐书》，列传从第七十六卷开始到二百二十五卷为止，除前八卷列传所记乃后妃王子公主这些皇室至亲，其他皆为臣民。而《文艺列传》排在第二百零一卷至二百零三卷，被安排在了最末的六分之一内。《旧唐书·文苑列传》的位置更为靠后，排在总共一百五十卷列传中的第一百四十卷。最早的四部正史中《史记》、《汉书》和《三国志》都没有设《文苑列传》，只有《后汉书》有这类列传，而且排在总共八十卷列传的第七十卷。由此可见，历来正史对文人大多持一种相对轻视的态度。尤其是自唐代开始，史书都是由国家特设机构任命编修集体撰写，不再是个人的著述行为。其内容思想必然受到这种体制的限制。那么在这样的史传文化模式下，杜甫在《新唐书》中不太光辉的形象就不是一个突兀孤立的现象，而是受文体写作背景的局限的。 《新唐书》的这种写作模式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了历史写作其实是有着很大的主观因素夹杂其中的。就杜甫的问题来说，其被宋以后文人所彪炳的道德楷模、诗家至圣的形象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在历史上相当一段时期内也曾有过“褊躁傲诞”和“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的负面评价。深刻理解这种评价背后的写作背景和其代表的评价体系，对于理解历史写作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文化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①参见福柯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Gallimard(France)，1975.本书是法国哲学家福柯于1975年发表的一本考察西方现代社会律法体系巨大变化背后的社会理论机制的专著。虽然所采用的材料均来自法国社会，但是其所讨论的问题涉及了整个西方社会。因此福柯和他的著作影响了西方现当代很多理论家和艺术家。本文引自其英译本，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91), p. 31. ②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十六，《新唐书本纪书法》。 ③吴缜：《新唐书纠谬》序，《新唐书纠谬》，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 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一四二一页。 ⑤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零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五七三八页。 ⑥语出《论语·雍也》，见《论语集解义疏》，四库全书本。 ⑦秦观《韩愈论》，见《淮海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本。 ⑧《苏轼文集》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第二一零四页。 ⑨明史卷二百八十三《儒林》有陈献章传。其在《随笔》一诗中这样写道：“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少能全。”见《陈白沙集》，卷五，三十九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⑩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第二二九四页。 (11)孟棨：《本事诗》，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 (12)见张晖：《重读〈本事诗〉：“诗史”概念产生的背景与理论内涵》，《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二期。 (1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零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五七三八页。 (14)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第二二六六页。 (15)此诗见华文轩编：《杜甫研究资料汇编上》，中华书局，1964年，第六十四页。 (16)关于宋祁的生平和诗歌创作，参考何灝《宋祁年谱》，四川大学硕士论文，二零零三年；赵敏《宋祁诗歌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二零零六年。 (1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零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五七二六页。 (18)关于这段话的论述，可参见William H. Nienhauser倪豪士，"Literature as a Source for Traditional History: The Case of Ou-yang Chan"传统历史写作的文学材料：论欧阳詹传，CLEAR, v. 12(Dec., 1990), p. 3. (19)见崔瑞德Dennis Twitchett在"Problems of Chinese Biography"《中国史传问题》一文中的讨论。Confucian Personalities《儒家人格》，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编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p. 28-30. (20)近年来关于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可以参见傅璇琮、吴在庆《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辩》，《文史哲》2004年第一期。 (21)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五七三七页。 (22)原文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第二二三六页。 (23)《钱注杜诗》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六八八页。 (24)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三三二二页。 (2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七零零二页。 (26)关于此段历史的讨论可详见邓小军《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上)，《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此文考据甚详，对于清浊两派政争有深入的议论，因此本文不再赘述。 (27)见Eva Shan Chou, Reconsidering Tu Fu: Literary Greatness and Cultural Context重构杜甫：论杜甫的文学英名和其产生的文化背景(Bos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