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在美国风行多年的肥皂剧《人人都爱雷蒙德》中，有一集说的是雷蒙德弟弟罗伯特约会的故事：罗伯特是个不善交际的警察，工作中的拍档是个黑人女孩朱迪。两个人本来除了一起巡逻之外，别无任何往来，毕竟白人和黑人之间有形无形地还是存在着隔阂。一次偶然的机会，罗伯特在朱迪的邀请下去了一个黑人酒吧，于是笑料诞生了。在黑人朋友的影响下，罗伯特满口冒着为父母兄嫂所不屑的黑人俚语，而不同社会族群之间缺乏沟通理解因而产生的误会正是那集剧借以插科打诨的由头。
    《人人都爱雷蒙德》中的这段故事是10年前的了，这个偶然片段无形中折射出美国社会文化的影迹。4年前，美国UPN公司推出了另一个喜剧故事《人人都恨克里斯》倒是正与它相映成趣，不过此时的主角不再是像雷蒙德那样住在长岛的白人记者，而换成了布鲁克林区一个黑人家庭里三个未成年子女中老大的忧喜遭遇。时光流转新世纪，整个国际文化的话语也在转变。人们对于少数族裔的认识观念显然较以前有了更大程度的宽容和尊重。
    2006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之所以能得奖，显然与它所表现的多民族、多文化碰撞的内容有关系：这是一个讲述碰撞和融合，最后导向理解的故事,而此后的不久《通天塔》则以古老母题的重写叙述了交流和隔阂的寓言。
    其实，加拿大早在1971年已正式宣布实行文化多元政策，并把它列入法律条文。澳大利亚也于1979年正式宣布实行以民族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文化多元政策。在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多民族国家，文化多元主义虽然并没有成为一种国家的根本性政策，但仍在教育、就业等领域产生了影响。从政策举措到大众文化经历的一个过程，暗示了文化多元主义在新世纪的别样生态。
    大众文化产品遵循资本的逻辑，可谓无利不起早。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多元主义不光是民主政治的推行，同时也暗藏了利益增值的空间。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市场，资本通过不断适应、迎合和利用文化差异来保证自身的利润拓展，而一些国家、民族、地方为了招徕资本也不惜牺牲和改变自己的文化。这种以“多元化”、“本土化”为指向的资本运作过程带来的是资本价值观和生产方式对边缘文化的侵蚀。由此，身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多元主义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与跨国资本实际的共谋关系而成为一个同质化和多样化并进的过程。这可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程，或者说是获得主流话语入场券的代价。
    最近上映的澳大利亚电影史上投资最大的影片《澳大利亚》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通过白人和原住民混血儿纳那的叙述，勾勒了二战期间一段澳洲传奇。一个电影以国家命名显然带有着商业以外的雄心，联系到2008年2月，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被偷走的一代”道歉的事情，不难看出，这个电影可以说是试图在乱世、战争、牧场、爱情的外衣下叙述澳大利亚寻求多元族群共同认同的愿望。
    不过，在“政治正确”的表层之下，影片依然存在刻板化的叙述，宗主国大不列颠来的英国人始终是主角，而原住民和另外一些移民群体比如华裔还是处于简单模式之中。影片的结尾，阿士利夫人终于放手让纳那和他的爷爷奔向荒原，似乎暗示了原住民必然的命运就是回归原野。而事实却是，越来越多的原住民已经进入都市，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文化多元主义在强调边缘族群“传承”之外，是否也有必要强调“发展”呢？
    少数族裔文化的自我表述在上世纪其实也一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美国纽约曼哈顿北部，傍倚哈莱姆河和东河的哈莱姆区，曾经是黑人聚集区。上世纪20年代黑人艺术及文学的兴起被称为哈莱姆文艺复兴。二次大战后，许多西班牙人定居在东哈莱姆区，他们与唐人街的华人一样，也拥有自己的一套想象体系来叙述自己的故事。不过，这些形象和声音还是微弱的。有时候，在必要的协商和妥协中，不得不改变自己；而更多的时候，被商业行为裹挟着，成为全球性商业机制的一个零配件，比如黑人音乐和舞蹈。
    返观中国的少数民族，因为世居民族占据绝对主体，与西方国家的移民少数族裔又有不同。中华民族的大认同和少数民族的亚身份一直以来都是并行不悖地融合在少数民族主体身上。在当下的社会变迁和流动中，也存在散居、迁徙、断裂等诸多文化问题，中国的民族政策通过推进差异文化政治，各少数群体在争取平等和解决社会问题上比较成功。但是，在文学艺术想象族群文化上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刻板印象，这是一种无可回避的事实和难以一刀切的限度，但是却可以通过宽容和民主逐步加深彼此的理解。
    社会学家图海纳在《我们能否共同生存》中写道：“主体、交流和团结，是三个不可分开的主题。这三个主题的互相依存，是社会的和政治的中介赖以存在的基础。有了这基础，才能重新建立工具世界和象征世界之间的联系，从而避免把公民社会降低为一个市场或一个自我封闭的社群”。我想，这可能是每一个饱含良知和理性的文化人所应该秉持的理念和追求。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