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毕光明 1951年生。海南琼州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著有《文艺复兴十年》等。

    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的文学，在当代中国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一种源于二十年代、进入新中国以后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社会思潮，胁迫、驱使也抬举着文学充当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社会实践的宣言书和辩护词。文学乃成为一种先验的镜像，给了乌托邦政治以虚幻的信心，鼓舞着后者高蹈在反现实的革命高调中。文学被一向重视舆论作用的革命主体高度重视，其宣传功能被大力强调，它的另一面就是审美本性的不断丧失，终至沦为革命功利主义的仆役。这种革命功利主义文学，在“文革”中达到了颠峰也走入了绝境。
    一九七六年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动终结了一个务虚时代，文学也适时地起死回生。一九七八年底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新文学全面复兴提供了契机，在一个久未有过的相对宽松的政治气候下，文学平行于政治生活实行了拨乱反正，通过对激进主义文艺思潮的清算，由恢复真实性到追求审美创造，完成了向本体的回归。作为一场文学复兴运动，“新时期文学”以不作宣告的文学革命，否弃了当代政治主体营建的文学律条及表现形式，而与“五四”文学时代遥相呼应，承接起新文学运动前期确立的现实批判精神、生发于个体体验的浪漫主义想象力以及人生关怀和心灵自由的艺术品格。这是一个十分注重价值创造的文学时代。如果从文学的艺术发展史着眼，新时期文学复兴运动，可看作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挤兑以致衰落达数十年之久的现代汉语纯文学，在文化开放的历史性机遇中以空前的规模得以勃兴并取得斐然的实绩。
    基本的估价
    
    纯文学的观念形成于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历史对人类审美经验的反复锤炼。时间担任了公正的裁判，对自有写作以来的文学性文本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将大师和杰作汇聚于一个平面，有如一道连绵的风景，模化着人类的审美意识与判断力。近二十年来以空前繁荣的景象不断生成的新时期文学，最终的成果能否经得起纯文学尺度的检验？可喜的是，在道道春洪漫过之后，新时期文学水落石出般地呈现出了追求者们苦心创造的心迹与结晶。从众多的作家群体(归来的诗人、复出的小说家、知青作家群、女性作家群、朦胧诗派、新生代诗人、晚生代小说家，等等)、此起彼伏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等)与缤纷繁复的文学现象(现代派文学、实验诗、先锋小说、后现代文学、新状态、新体验、新历史、新市民、文化关怀、新现实主义小说、性文学、匪行小说等)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实力、有成就的作家，如王蒙、张贤亮、汪曾祺、艾青、公刘、曾卓、牛汉、韩少功、阿城、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张炜、李锐、北岛、舒婷、莫言、残雪、刘索拉、马原、洪峰、扎西达娃、韩东、于坚、海子、西川、欧阳江河、张烨、翟永明、刘恒、刘震云、叶兆言、王朔、余华、苏童、北村、孙甘露、王小波、赵玫、海男、林白、徐坤、陈染、何顿、刁斗、述平、鲁羊、邱华栋，等等。他们代表着远比这个名单庞大的作家队伍，以富有活力的，个性化的，极具想象力、时代特色和现代感性的诗歌、小说或散文(也有戏剧，如高行健和魏明伦的创作)，把纯文学创作推向了“五四”以来最为繁盛的时期。他们的作品，构成了现代汉语纯文学的经典或准经典，在总体艺术成就(以揭示民族历史生活底蕴、刻划人性表现而论)上已经超过了“五四”至三十年代的文学。其中的代表作，如王蒙的《杂色》、《活动变人形》，张贤亮的《绿化树》、《习惯死亡》，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马桥词典》，张承志的《黑骏马》、《心灵史》，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老屋小记》、《务虚笔记》，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丰乳肥臀》，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王安忆的《小鲍庄》、《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刘恒的《白涡》、《伏羲伏羲》，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呼喊与细雨》，北岛的《白日梦》，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张烨的《鬼男》，翟永明的《母亲》，海子的《土地》，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梁晓明的《各人》，于坚的《O档案》，等等，都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不仅同汉语白话新文学诞生以来最好的叙事或抒情文学相比毫不逊色，就是放在世界现代文学的天平上，也可看出它的份量。
    动力与引力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作家集团式地向二十世纪帷幕降下之前的文学圣殿冲击，形成令人惊奇的精神现象。是什么唤醒了中国作家的纯文学意识呢？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出现千军万马拥挤在文学小路上(王蒙当时著文对此表示忧虑)的“盛况”，多少来自建国二十七年社会看好文学的轰动效应的惯性作用，同时由于被压抑已久、被扭曲过度的中国民众的确需要一种情感渲泻渠道的话，那么在社会文学的滔滔洪流中，有一部分作家舍舟登岸，以弘毅的意志、不竭的热情从事坚实而精美的艺术之塔的建筑，触发他们的则是被重新发现的“五四”以来的纯文学传统和猝然展现的世界现代文学图景。极“左”政治势力的倒台，意味着一个反思和怀疑的时代随之到来。激进主义文艺思潮、阶级论的文学史观被置于理性目光下，受到重新审视。文学同政治的关系逐步理顺，文学的审美本质得到确认，被颠倒的价值观重新颠倒过来，那些有意从文学史书上抹去，或即使写进文学史但是在革命的政治标准下入了资产阶级另册的作家，他们在一部活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今一一得到了恢复，“革命文学”的色彩逐渐黯淡，出土文物般的纯文学作家及流派，拂掉时间的尘灰后，显露出的是耀眼的质地。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新感觉派、九叶诗人……，他们那永存的艺术魅力，使革命功利主义文学相形见绌。受美籍华人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陆掀起了沈从文热，张爱玲热，钱钟书热，持续时间之长，覆盖面之宽，表明国人厌弃了政治说教文学之后，对纯文学抱有深深的信任，作家更是要在这样的鼓舞下做出难以更改的选择。
    对当代作家委身纯文学起决定作用的是另一因素是西方文学，尤其是受现代派文学的冲击。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实施对外开放政策，虽然目的在于引进经济技术，但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文化的大规模引进。被“文革”的文化专制主义抽干了思想汁液的文化人，对解禁后纷至沓来的西方文化采取的是如饥似渴的拥抱和吸取态度。文学界热情最高，收效也最大。西方社会百余年来历时形成的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共时地涌入中国人的视野，它跳动着现代人痛楚的深层体验，我们并不感到陌生，它那新奇的艺术经验，正是我们极其匮乏的，——这样的文学，使我们产生重返历史隧道的强烈愿望，使我们激动得颤栗，挺身质询存在的价值……离开了这样的文学，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那一个又一个博学的或机智的，狂放的或忧郁的，深沉的或乖张的天才、诗哲，难道不是我们寻求生活真义的真正导师和榜样？不难想见突然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家面前的外国文学大家，特别是与中国的文明进程颇为接近的拉丁美洲国家出现的文学巨匠(如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对拥有苦难资本的前者所产生的召唤力。
    纯文学的特性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一个最响亮的声音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于之相应的便是“诺贝尔情结”的一再流露，直到世纪末，一些有成就感的作家仍保持着这样的焦灼心态。崇高的文学目标体现的是某一类作家的价值取向，它意味着这一类作家与依循主流意识形成或着意评判现实生活的作家相区别，他往往选择人类立场而不是国家立场，他不因担负社会责任感而放弃艺术责任感，他极力超越现实关系而不是试图有效地介入，他明了文学艺术的限度因而更加注意维护它的独立性，这些正是纯文学作家的基本特性附身特殊文学主体的表现。纯文学倚借时间的神力形成。但立身后的纯文学的继续生成，却无视时间的存在，而突出着它的空间特性。这一空间特性简单地说就是个别的创造主体，与时代生活潮流、群体价值观念、世风、官方及大众话语保持着偏离姿势。纯文学作家有时仿佛是个局外人，对现实的喧嚣似乎充耳不闻，对俗世的得失不屑一顾，他们看重的是用语言所创造的与现实生活相辩证的艺术世界。他们相信这个自在而活跃的语言世界才是真正的人类生活空间。八十年代“文学自觉”的一个突出标志是语言意识的觉醒，它的道理就在于现世的人事都是历史的过客，只有经由特殊方式组构的语言实体，才能逃脱时间的无情淘汰。在二十世纪西方深刻的语言哲学的启发下，八十年代的中国新潮文学改变了工具论的语言观念，而树立起语言本体论的文学观。从老作家汪曾祺，到青年评论家黄子平、王晓明等，纷纷著文讨论，把语言看成是存在的家园，宣称“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始原”，“语言构成存在世界的‘现象之流’”(陈晓明)，“语言表达到什么程度，世界就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貌”(星星)，认为文学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李劼)。法国作家克洛特·西蒙的名言“词本身就是现实”，被青年诗人韩东转述为“诗到语言为止”。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进一步强化了新潮作家的文学语言观，把“对于普通言语的系统歪曲”(罗曼·雅各布逊)以造成“陌生化”效果看成是文学语言的基本特性。一位青年评论家用“对正常思维不恭敬，对常规时空不驯服，对基本逻辑的叛离，对传统习惯的反悖”概括了文学语言的偏离性。这种觉醒了的语言意识在文学实践中，由王蒙、何立伟、贾平凹、阿城、孙甘露、莫言等人在创作实践中进行了有力的贯彻。或者用心理语言造成叙述的跳跃，扩展小说的空间，或者以奇峭的造语将小说诗化，或者文白夹杂，使文风稚拙厚重，或者用语出奇制胜而又大智若愚，或者用长句的缠绕回环，制造小说叙述的新格式，或者以貌似粗糙别扭的词句，气势亢奋地表达不可遏止的内心骚动。
    语言与纯文学的共生关系，在由写诗转向小说写作的孙甘露那里，得到了最极端的体现。新时期最有才华的青年评论家吴亮，对这位“语言的炼金术士”的“小说”创作的底蕴作了最充分的揭示：“孙甘露用他的想象作为一扇门，对日常现实进行了退出。‘进入文字’，是孙甘露写作时的重要快乐之源，几乎是一个诱惑性的动力之源。……孙甘露的小说纯粹是一个静止的语言乌托邦，一个文学构成的经典的废墟。在凝固的昔日时空中，总有夕阳的残照把一抹最后的光投射在这废墟上，那正是后人的回忆目光的象征。已逝的日常生活，历史与文献只有经由这些仍然活着的后人才能获得保存，而所有仍然活着的人，也终将进入历史和文学，供后人再次缅怀。孙甘露逃避现实和未来，遁进历史和文学，虚拟出箴言式的文字迷宫在其中徜徉。这是对有限生存的突破和绵延的绝望努力，完全把现实摒弃在身后，然后将写作视为和现实相对峙的另一个现实存在”[1]。
    文学的偏离意识形成于八十年代，在此后的社会生活流程中，它不能不经受精神价值载浮载沉的考验。但是纯文学家的精神形象正是在大浪淘沙之后，出落得更其崎磊落。小说家洪峰在一九九七年初现身说法，表达了这样一些文学观点：“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一直把小说看成个人想象的永久性实现。它应该和公众的现实相当疏远。”“现代的小说的精神历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远离了公众的生存历险。”他进而评述：“当一个作家的生活历险和公众相同的时候，他的创作便和想象告别。他已经不是一个特别的人。虽然这种写作者能讲述更生动和容易引起公众共鸣的故事，但他的讲述往往只能是生活现实的现象记录和组合，充其量是公众生活情绪的有序性发泄，对人类理性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戏弄。”在他看来，好的小说家是与众不同的一类人，“这类人的精神核心总是游离于时代精神之外，并且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处在逆反的状态之中。”[2]洪峰清醒地意识到纯文学作家所从属的范围，他们与一般作家的区别，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创造的难度。新时期文学走过二十年的历程，造就出这样的具有高度的艺术自觉的精神个体，无疑预告了纯文学的希望。
    先锋的姿态
    
    由于告别文言文的汉语新文学至今处在一个动态的探索过程之中，对艺术探索当仁不让的纯文学，就不能不以先锋的姿态驰骋在新时期文坛上。七十年代末复出的王蒙，宣布作别“干预生活”的文艺主张，锐意于塑造灵魂的创作事业，率先使用意识流手法，表达他“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大跨度时空里人生感受，他的小说新写法震动了一九八0年的文坛，是为新时期最初的先锋文学。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是新潮文学最激动人心的年头，先锋作家集群式崛起，以马原、莫言、残雪、刘索拉、韩少功为代表，在叙述革命、感觉主义、心理分析、现代派和文化寻根的不同径路上，向艺术世界营构的多种可能性挺进，打破了此前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的胶着局面，为表现性和现代主义赢得了胜利。实验诗的大潮，也在此时从民间开始涌动，酝酿着一九八六年的新生代诗坛的全面哗变。一九八七年前后，又一批先锋以冷滑的面目出现在对新潮文学应接不暇的新时期读者面前。苏童、格非、余华，骤然下降了写作主体的情感温度，以一种物化的处理方式，将并不遥远的历史生活或人性表演撕开来，裸露着，让人们怅惘或惊怖于文学世界的另一种气氛和色调。
    纵观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几次兴起，它不仅造成了一个精神狂欢的文学时代，为萧条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弥补上一个至为精彩的段落，而且为本世纪末到下一世纪的中国纯文学实现，准备了已试身手的中坚力量。虽然，八十年代后期市场经济大潮及物质至上主义使得大陆文学界迅速边缘化，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花样翻新的文学旗号无法同先锋迭起的盛况相比拟，大面积的文学生产顺时趋势地烙上了商品化的印记，但是人文环境的衰变不一定造成纯文学的窘境，因为对于坐对了位置、找准了目标的纯文学作家来说，无论何种外部生活形态，都只是自我内心生活的一个诱因，一种参照。
    取法现代主义
    
    九十年代纯文学队伍如此精壮，得益于八十年代的文化盛筵。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启发自不待言，西方的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几年时间内匆匆上演，使得一批睁开了眼睛的中青年作家酣饮了几能使之脱胎换骨的人类智慧的玉液琼浆。令人称奇的是这些食粮好像都是按他们的胃口早就准备好的，他们没有理由不把那些完全适合于他们的、好像就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悉数拿过来据为己有。没有人能够指责新时期作家在艺术上主要取法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纯文学更需要传统的滋养，但是纯文学必须是一种前卫的艺术，它的世界感和语言气息，应当从生存体验的极限和艺术思维的边界处提取。卡夫卡的城堡和法院，对现代人来说是一个异在，他迫使你发生可怕的异化或堕入灭亡的命运。约瑟夫·海勒的“二十二条军规”也好不了多少，它自我论证，自我循环，没人能逃脱它的打击和玩弄。萨特的人间地狱让人紧张而又恶心。尤奈斯库的《犀牛》荒涎离奇，但人群的随波逐流的确可以认丑为美。……这类现代人的生存情境，无一不可以从发生“文革”悲剧的中国当代历史中找到对应。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引发的人对自我本性的长久反视以及二十世纪文学的由外向内的深刻转向，它对于开启中国作家的灵智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估量。
    几乎稍有思想和较为敏感的作家，在八十年代都是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启蒙而挣脱机械反映论的桎梏，走进二十世纪新兴艺术的开阔地的，更不用说底质良好的先锋作家。正如青年评论家季红真所指出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直接导致了刘恒对人物性心理的浓厚兴趣；卡夫卡的怪诞寓言直接激活了残雪的感觉；加缪的《局外人》启发了洪峰的第一人称冷漠的叙事者；《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诞不经诱发了刘索拉非逻辑的叙述与对话；米兰·昆德拉、辛格对苏童，戈尔丁的《蝇王》对余华，爱因斯坦、博尔赫斯以及罗伯—格里耶对马原，杜拉斯的《情人》对王安忆，甚至特洛亚对史铁生，都有着明显的影响”。一方面是新文学中以现代汉语表现生存体验的艺术经验太过有限，一方面要加入世界文学进程的时代要求的促逼，有抱负的新时期作家只有以域外文学为范本，才能速生快长。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是，现代西方作家以意识流文学的伍尔芙、乔伊斯、福克纳，表现主义的卡夫卡，存在主义的加缪，新小说的西蒙、罗伯—格里耶，结构现实主义的略萨，魔幻现实主义的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为主，他们的杰作是以翻译后的汉语显示在中国作家面前的，很容易唤醒中国作家类似的内心经验，并且昭示了表达和完成这些经验的技巧。这就使得新时期作家的艺术借鉴十分快捷而且基本到位，如王蒙的内心独白、放射性结构和大幅度跳跃，莫言的感觉爆炸、替换性叙事视角和“过去未来式”的表达法，残雪的梦幻经验的荒诞变形即非理性叙述，马原的叙事迷宫和透明语境，洪峰的情感距离的控制，扎西达娃的时空错置与静穆，贾平凹、王安忆对文化表象的对位式组构，余华人生情态的物化处置，等等。诚然，新时期大陆作家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开初阶段多为仿制，例如《我是谁》(宗璞)之于《变形记》(卡夫卡)、《奔丧》(洪峰)之于《局外人》(加缪)、《车站》(高行健)之于《等待戈多》(贝克特)、《疯狂的君子兰》(张欣欣)之于《犀牛》(尤奈斯库)。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选择和运用，中国作家已经能够融合外来艺术经验，营创个人风格化的有机的艺术文本。莫言的创造就是最好的说明，他的《丰乳肥臀》，将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现代主义的艺术感性、浪漫主义的想象力、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几者融为一体，无处不可看到外国大家的泽惠，但又无一不是莫言天才想象力的独造。
    占有未来的可能性
    
    纯文学永远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的存在必定以更有社会基础的各类文学(通俗文学、应景文学、实用文学、特定意义上的严肃文学等)为基础。纯文学并不能满足社会对文学产品的全部需求。因而，我们对纯文学寄予希望时，并不贬低艺术(这里的“艺术”也是基于人们彼此达成的一个契约)品位要低的“社会文学”，也不轻视社会文学对纯文学的铺垫、参证、反诘、补益与推动作用。新时期纯文学与社会派文学客观上存在着互否互用的张力关系，尽管纯文学作家在观念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载道主义及传统主义相游离。关于这之间的深层关联，本文来不及进一步描述与分析。我们姑且继续偏重文学的艺术价值，测定已推进到现阶段的中国大陆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
    由纯文学自身的性质所规定，处在现代化语境中的中国作家，更要谋求文学的现代性和世界性，它是中华民族百年强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使得新时期的纯文学追求涵意复杂。中国作家并不能果真以超然的平静的心态从事纯文学的营造。他们的创作时露焦燥，甚至是愤激。但是我们也的确看到中国大陆纯文学作家的先天优势，如果我们承认民族生活和人性表现的奇绝是文学生命腾跃的本源的话。
    关于文学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命题的含义不妨理解为：文学家只有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依赖集体记忆和个人感性，在审美的视境里，重构本民族由历史文化制约的独一无二的生活史与心灵史，对人类反省和认识自我、改良社会结构、改进生活方式产生启迪作用，或是表现生民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箝制下人性的高贵、平庸或丑陋，引起人们对自我的沉思，这样的审美创造才能成为世界人民共享的永不贬值的精神财富。新时期的中国作家，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掘进着艺术刻划的包容性和深度。八十年代反思文学兴起后，中国民族苦难的、荒唐的、激越而颓败、矛盾而神秘的历史生活就置于了作家的审视之下。张贤亮的《绿化树》、《习惯死亡》，从政治的角度述写了当代社会关系被教条主义颠倒后，历史主体所陷入的深重灾难及其付出的沉重代价。残雪的《黄泥街》用梦魇的世界折射了“文革”政治的恐怖与颓朽。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张炜的《古船》、李锐的《旧址》，试图还原现代历史的真相，让人从它的复杂和惨烈中寻绎到造成历史悸动的人欲的投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则是从文化批判入手，揭示了带有异质文化因子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夹缝”中的可悲命运，更不用说韩少功的《爸爸爸》，在文化寻根的名义下对汉民族古怪、畸形的历史形象作了寓言式的描画。
    欲望唆使、道德压制两相冲突下的人性挣扎，在新时期文学世界里，同样有着笔力凝重的刻划。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从“食”和“性”这两个最基本的方面来展示人的本能需求在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后无法正常满足而导致生命毁灭的惨状。作家对于想象逻辑中的细节的精到无比的刻镂，使他的为数不多的小说成为汉语言文学的经典之作。青年女作家王安忆创作了“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及《岗上的世纪》等一批拟写性欲的不可控导致生命的颠扑摇颤的小说，把当代纯文学引入一片新的天地。后继的女作家赵玫、林白等人，人性表现趋于私秘化，那汹涌的女性原欲，在时而放荡时而节制的文字倾泻中，潮汐般地拍打着不知何年修筑的道德、禁欲和男性尊严的堤防。余华的人性解剖，最是让人怔忡。很少有人像余华一样，对苦难怀着厌恶的痴迷。《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世事如烟》、《呼喊与细雨》、《活着》等一批小说，几近残酷地展示生命的受苦、被杀戳和自残。作者用貌似无动于衷的场外叙述，动摇了人性的乐观主义，也动摇了掩盖苦难根源的社会机制的合法性。二十世纪文学的主导风格是“阴悒”，或者是心领神会，或者是不谋而合，仅凭美学风范，余华的创作有资格在世纪末文学中占一席之地。
    说到余华的成绩，不能不再次提到莫言。迄今为止，我们在中国文坛上找不到在丰富的想象力与强烈的历史批判精神上可以与《丰乳肥臀》相匹敌的作品。莫言在“红高粱”时代就建立了他的历史哲学，即原欲是历史实现的真正动机。他用书面历史向欲望冲突的还原，解构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神话。莫言为自己的发现亢奋不已，为此他有意选择的中立叙述视角时而受到情绪的干扰。然而莫言重构欲望历史的艺术写作，以与生俱来的高超的形象记忆能力与发达的艺术感觉，创造了最有辩证性的、一部象征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这不是只有中国人才配读(实际上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不肯读，或读了也反感)的艺术化历史，它的期待视野超越了这一历史所发生的国土。莫言确乎是在为世界文学写作(朱向前在一次研讨会上讲到莫言的创作意图)。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将《丰乳肥臀》与《百年孤独》作比较，你可以发现两者的亲缘关系，但是你分不出她们的高下。据传，八十年代中期，青年诗人北岛曾和老作家艾青、巴金一道为一位谙通汉学的瑞典皇家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作为侯选人考虑过，那么，如若这一世界文学最高奖项向中国文坛再次投来搜寻的目光的话，莫言会不会是首选的作家呢？

    注释：
    [1]吴亮：《回顾先锋文学——兼论八十年代的写作环境和文革记忆》，《作家》1994年第3期。
    [2]洪峰：《两个或者三四个话题》，《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3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