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学术史等研究。
    内容提要：改革30年的文化变迁，值得夸耀，也需要反省，其中的关键点，在于是否具备“国际视野”，以及如何“与国际接轨”。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对海外汉学家（中国学研究者）的过度推崇。要不要“国际化”，这已经不是问题了；难处在于如何在全球化大潮中站稳自家脚跟。文章提倡“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合一，这一立场是在与各国汉学家长期对话中逐渐形成的。所谓“海外汉学”，绝非铁板一块，正因为这样，才有必要展开深入的对话。因此，文章讨论了以下诸问题：走向国际并不等于迈向一流；“传媒时代”如何“学术交流”；研究背后应用情怀；在“学问”与“友情”之间；不卑不亢地走出去。
    关 键 词：国际化/国际视野/本土情怀/汉学家/中国学

    一、走向国际，并不等于迈向一流
    生活在全球化时代，要想完全拒绝“国际交流”，也很不容易。从政治话题到生活方式，从文化娱乐到学术表达，当今中国，谁都无法“闭关自守”。这不，暑假到了，北大校园里依旧熙熙攘攘，众多国际会议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路英雄豪杰你登坛来我说法，至于前来参加各种暑期学校（短训班）的国内外学生，更是如过江之鲫。北大的学生呢，同样行走天涯，四处求学问道。我指导的研究生中，今年暑假，一个到剑桥大学参加有关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讲习班，一个去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查阅女性文学研究资料。而且，都是自己出钱的。这可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想想我第一次持护照出国参加国际会议，是在博士毕业两年之后。我们那代人，第一次出国时，大都有强烈的“文化震撼”；而如今的青年学生，经由电影、电视、互联网的多年熏陶，对于欧美及日本、韩国的城市风貌等，早就了然于心。对于他们来说，出国旅游、开会、进修、念学位，仍然会有新鲜感，但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文化潮流的转移，加上个人经济实力的提升，对于新一代学者来说，具备某种意义上的“国际视野”，已经并非难事。
    我曾经谈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开始热情拥抱整个人类的科技创新与文化成果，或者说直面整个西方世界——“大量域外思想、文化、学术著作的译介与出版，构成了最近30年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② 以“阅读”为例，从当初的自成一体，到如今的取消隔绝与隔膜，基本上“跟世界思潮同步”，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30年的文化变迁，值得夸耀，也需要反省，其中的关键点，在于是否具备“国际视野”，以及如何“与国际接轨”。而这，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以及你所从事的专业。
    2000年6月，我第一次到韩国，参加全南大学主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研究”国际研讨会，发表《数码时代的人文精神》，谈及互联网（Internet）必将改变21世纪人类的生存方式、精神风貌以及治学方法时，我断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极有可能打破凝定的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学术、文化格局。”因为，作为个体的学者，“无论身处何地，均可借助互联网，获得与北京学者几乎同样多的信息，并在同一起跑线上竞走。”③ 现在看来，这个预言太乐观了。两个月前，我随北大代表团去拉萨，商谈如何在学术上“对口支援”西藏大学。互联网早就接通，各种先进设备也已经有了，可就是缺少那种“面对面”的交流。各专业情况不一，建设“异地而能同窗”的“世界课堂”，理科、工科、医科乃至社会科学，都比人文学要容易得多——最难的是本国（本民族）语言文学教育。因其不仅是翻译问题，还涉及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以及学术标准。
    不同学科的国际化，步调很不一致。自然科学全世界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而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容易接轨。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文学研究者的“不接轨”、“有隔阂”，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问题。非要向美国大学看齐，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即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收获若干掌声，也得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面对铺天盖地且绝对“政治正确”的国际化论述，我倒想泼一泼冷水——“走向国际”，并不一定就是“迈向一流”。两者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但绝非同步，有时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今日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举个例子，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奖励用英文发表论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教授时，格外看好欧美名牌大学出身的；至于教育行政官员，更是唯哈佛、耶鲁等马首是瞻。在我看来，改革开放30年，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④ 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对海外汉学家（中国学研究者）的过度推崇。
    无论国家还是个人，“虚心好学”从来都是美德；但如此饥不择食地获取“国际视野”，不是特别必要。放眼世界，很少像中国人这样极度关注国外的“中国学研究”。很难想像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会大量译介并刊行中国人研究莎士比亚、卢梭或歌德的著作。而在中国，这很正常——稍微像样点的谈论中国的英文（不是法文、德文、俄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著作，都很可能有中文译本。最近20年，译介国外（尤其是北美）中国研究著作成为热门，各种丛书、工具书、资料集、研究专著层出不穷，好多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所（中心），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更是开始培养“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当下中国的学术会议，没有几个“洋面孔”，似乎就不够“国际化”——因而也就不够“高规格”了。其中规格最高、最为壮观的，当属财大气粗的“北京论坛”与“上海论坛”。前者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北京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创办于2004年，每年一次，已连续举办了7届（2011年11月举办第八届）。据论坛组织者称：迄今已有来自世界70个国家和地区的2700多位名流政要和知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与“北京论坛”遥相呼应的“上海论坛”，其总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复旦大学主办，同样得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2005年创办，也是每年一次。这两个论坛邀请的嘉宾，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大概占三分之二。还有专门邀请海外汉学家或中国学家的，那就是国务院新闻办与上海市政府组织的“世界中国学论坛”（2004年创办，两年一届）、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也是两年一届，2007年创办）。这还不算各大学主办的专题性质的国际会议……这就难怪，欧美大学中稍微知名点的中国学家，每年络绎不绝地前来中国“传经送宝”。其中有准备充分、态度诚恳，给予中国学界很大帮助的；但更多的是行礼如仪，于觥筹交错中互致问候。而中国学界如此看重“国际化”，在展现“大国风范”的同时，似乎也掩盖了另一种隐忧——那就是学术上的不自信。
    1997年春，在一个讨论如何与“海外汉学”对话的国际会议上，我谈及：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打开大门，迎接八面来风；21世纪的中国学界，可能会更多考虑如何自立门户、自坚其说。海外中国学依然是重要的思想及学术资源，只是流通方式很可能变为“双向选择”。出而参与世界事业的中国人，很可能在“如何解释中国”上，与海外中国学家意见相左，乃至正面冲突。最佳状态是：借助各种对话以及合作研究，彼此沟通思路，争取各自走向成熟。⑤
    要不要“国际化”，这已经不是问题了；难处在于如何在全球化大潮中站稳自家脚跟。作为一个主要从事现代中国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研究的人文学者，我追求的是“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合一。而这一立场的获得，是在与各国汉学家长期对话中逐渐形成的。以下的论述，更多基于一己之经历与心得，然后再略为推演开去。
    二、“传媒时代”如何“学术交流”
    
    在大众传媒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时代，如何进行有效的“学术交流”？那些广为传播、无人不晓的“大会”，很可能并不重要。反过来，对中国学界或某个专业领域影响十分深远的“对话”，则很可能被政府及公众忽略。费那么大力气组织国际会议，当然不希望锦衣夜行；可一旦大众传媒介入，又很容易被扭曲了方向。上报纸电视，还是不上报纸电视，对于当下中国学者来说，是个很难取舍的问题。需要调整心态的，不只是会议组织者，还包括论文发表者——你想默默耕耘，还是希望成为学术明星？假如是后者，你就必须按大众传媒的口味组织自己的发言。
    《中华读书报》曾开列“2007年度文化热点”，其中包含“陈平原质疑顾彬：学术讨论还是哗众取宠？”记者陈香对此“热点”的描述是：
    去岁年末，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时聊起了中国当代文学，很快这段近3000字的访谈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却只剩“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语，引起轩然大波，尽管事后证明此语为媒体断章取义，但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不高却可见一端；3月26日，世界汉学大会“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议上，顾彬终于有机会当面表达观点，他以酒作比：“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
    顾彬认为，问题出在“酿酒”的作家身上，论据则有些特别——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翻译家。他推崇中国现代作家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家视野，提出，如果一个作家只掌握母语，就不能从外部来看本国语言有什么特色，也就根本算不上作家。“基本上现在的中国作家都是业余的。”在顾彬看来，同样“业余”的还有对待文学的态度，“好多中国作家是蜉蝣。一个中国作家写小说，一到三个月内，可以写完一部”。对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当场批评顾彬言论偏颇狭隘，对顾彬“谈中国文学，不谈体制，不谈文学场，最后只归结到外语水平”表示异议，认为不能将作家和翻译家划上等号，并表示顾彬“这样的全称判断，已经不是一个学者在学术会议上讨论问题的姿态，有点哗众取宠”。
    诸多媒体报道后，一批学者、作家卷入争论余波，而顾、陈二人之争也再次将中国当代文学引入了公众视野。……⑥所谓“顾陈之争”基本上不成立，因为，除了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我没再对此发表意见。这确实不是个人恩怨，⑦ 而是缘于各自迥然不同的学术风格及问题意识。我与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系主任顾彬（Wolfgang Kubin）的最大差异，不是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而是怎样进行学术交流。
    号称广邀国外顶级学者共襄盛举的“世界汉学大会”，其“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特意安排在晚上，除与会专家学者外，允许新闻记者旁听。按照惯例，“外来的和尚”先念经。顾彬教授讲述其心路历程——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后，不太敢来中国，担心受攻击；没想到那天在上海入境，当即有人冲上来，说你讲得太好了，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垃圾。于是大受鼓舞，决定在汉学大会上发挥其“五粮液”与“二锅头”理论。说实话，我原本准备接受顾彬教授的解释，然后转入本次圆桌会的主题——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样的表述方式，更像是大众传媒的“捕风捉影”、“无事生非”，而不太像出自德国教授之口。可现在，紧接着掌声不断的“二锅头”高论，轮到我登场，不得不撇开论题，略作辨析。查阅互联网上的“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现场速记，我当时除了谈及中国当代文学，更重要的是分辨“发言姿态”——面对学界与面对媒体的差异。一个学者，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不该越过前排的同行，而向后排的记者喊话。不管是“垃圾说”，还是“二锅头”，都很有轰动效应，但不是学术语言。用“垃圾”或“二锅头”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这样的“发言姿态”，更像媒体人，而非严谨的学者。在国外学界，即便是大牌教授，也没有权利如此明显“违规”、“越界”。我说我很不高兴，因为“顾彬教授有点哗众取宠”。
    对于顾彬的“高论”，中国学界有人批评，有人赞赏——大体上是专业研究者批评，行外的人赞赏。⑧ 其实，我更关注媒体的报道，以及此事的后续效应。几乎所有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都围绕“二锅头”做文章；而我则因当场“奋起反击”，被激赏或讥讽。“看热闹”的人群中，真正关心中国当代文学的很少，绝大部分读者感兴趣的是中外学者如何“吵架”。引几篇关于此事的报道，看看“文化热点”是如何形成的。
    先看《新京报》的报道：
    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陈平原解释了自己在汉学大会上批评德国波恩大学教授顾彬的动机。“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不是一个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研究分析之后做出的学术判断，而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凭感觉说出来的话。因此，中国作家也没有必要太在意。”陈平原称，一个真正的汉学家决不会这样说。当顾彬说自己也写小说，写诗的时候，“我表示，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作家这么发言的话，我可以理解”。陈平原称，没有收集大量材料，没有仔细研究、分析，“顾彬所采用的发言方式是媒体所乐意见到的，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是娱乐化的”。⑨关于此事很可能被“娱乐化”的判断，不幸而言中。紧接着的是《中国教育报》的报道，题目很耸人听闻——《中国当代文学只是“二锅头”？》：
    德国作家、诗人、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在世界汉学大会“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议上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一时成为讨论焦点，并遮蔽了很多人的光芒。⑩如此文章开篇，大有深意：首先，顾彬的主要身份是德国作家而非汉学家；其次，会议讨论的焦点是“二锅头”；第三，面对如此精彩发言，其他学者全都黯然失色。再接着，就是《中国青年报》的报道：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首先对“谈中国文学，不谈体制，不谈文学场，最后只归结到外语水平”表示不满。他以不会外语但文学造诣深厚的沈从文为例提出：“个性化的作家可能有人外语好，有人外语不好，因此只能拿他的作品来评判。”对于顾彬肯定现代中国文学，否定当代中国文学的提法，陈平原不客气地表示：“这样的全称判断，已经不是一个学者在学术会议上讨论问题的姿态，有点哗众取宠。”此报道引入在场的另一位汉学家的视角，可谓一语中的：
    “老顾，我觉得您在玩儿游戏。”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中文系教授柯雷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说，“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已被你控制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我建议我们不要继续讲这些可笑的话”。(11)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提醒特别值得关注，因他道出了顾彬的论述策略，以及严肃学者的尴尬处境。只要你进入大众传媒，“非常深刻的话题”根本不敌“可笑的话”。这也是我事后绝口不谈“二锅头”的缘故——任何回应，都会被媒体往“娱乐化”方向引导、解读。结论必定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有利有弊，无是无非。于是，“看热闹”的大呼过瘾，“唱怪论”的收获名声。(12)
    这就是我们热切盼望的“国际交流”，或者汉学家对于中国学术的贡献吗？我很怀疑。从什么时候起，海外汉学家到中国的大学里演讲，不再小心翼翼，而可以如此“放言无忌”？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京都大学荣誉教授小川环树（1910—1993）来北大演讲，选择的题目是《敕勒之歌——它的原来的语言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13) 北齐时代斛律金（488—567）咏唱的《敕勒歌》，为明清以来的古诗选集所必录，面对这首原本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唱咏、如今读到的只是汉文译本的名作，小川先生讨论其原来的语言，以及如何演进……选择这样考据性质的、中国学者极少涉及的题目，据说是担心自己学识不够，怕被中国学者嘲笑。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渐频繁，双方都不再有神秘感——很多汉学家常来常往，在中国大学里演讲，不再紧张，也不再认真准备（中国学者外出访问，也有这个问题）。因为，讲好讲不好，都能博得无数礼貌性质的掌声。
    二三十年前，中外学者交流少，见面难，一旦有机会，都渴望了解对方。于是，努力表白自己，倾听对方，寻求共同研究的基础，在一系列诚恳且深入的“对话”中，互相获益，且成为长期的朋友。(14) 现在国际会议多如牛毛，学者们很容易见面，反而难得有推心置腹的对话。不是就文章论文章，就是为友谊干杯，不太在意对方论文之外的“人生”。至于只看重对方的身份、头衔、象征资本等，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不是说中外学者间没有严肃的对话，而是那些深入细致的思考，被甚嚣尘上的“好玩的话”给遮蔽了。就以那次世界汉学大会为例，《南方周末》做了4个专版，刊发关于瑞典汉学家罗多弼（Torbjorn Loden）、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中国学者严绍璗的3篇专访，以及我的文章《视野·心态·精神——如何与汉学家对话》，(15) 应该说都很有分量。只是在刊发我的文章的版面，穿插顾彬照片且有如下说明文字——“汉学大会上，德国汉学家顾彬再次‘放炮’，被荷兰莱顿大学柯雷指为‘玩儿游戏’”，以致不少读者误以为我的文章是针对顾彬而写的。我这篇事先提交给世界汉学大会的论文，主要讨论三个话题：第一，“汉学家”并不等于“国际学界”，相反，所有的汉学家，都有与其本国学术对话的欲望与责任；第二，与汉学家对话时，应保持平和的心态；第三，所谓的学术交流，应尽量从数据、技术层面，逐渐扩大到理论、精神层面。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认定此文“不仅对于中国学界应如何与汉学家展开对话有深刻的见解，其本身即是我们建构汉学对话平台的绝佳引言者”，于是邀请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陈国球教授、台湾“中央”大学康来新教授，共同参与对话。(16) 大家都意识到，在国际交流日渐频繁的今日，如何与海外汉学家展开卓有成效的“对话”，是个“真问题”；可此类认真、深入的思考，只能局限于学界内部。
    在学术共同体没有真正建立的中国，学者的声誉很大程度受制于大众传媒；而媒体需要的不是高深的专著，而是各种充满娱乐精神的“怪论”。倘若你长期正襟危坐，不愿意“配合演出”，很容易被媒体冷落乃至遗忘。我之所以在意“二锅头”事件，就因为顾彬教授的高论及其后续效应，凸显了现代中国学者的两难处境。
    三、研究背后应该有情怀
    
    跟别的收录海外汉学家著作的丛书不同，我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文学史研究丛书”，将中外学者著作放在一起，进行平等对话。几年前，因连续刊行伊藤虎丸（1927—2003）、丸山昇（1931—2006）、木山英雄（1934—）3位日本学者的著作，(17) 引起媒体的关注。在回答《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提问时，我说了一句：他们的研究背后有情怀。
    通常所说的“海外中国学界”，其实差别很大。曾经引领风骚的欧洲汉学界，现在仍有很好的学者，但影响力明显下降。这就难怪，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中国学。一般情况下，谈论中国，涉及“古典文学”时，我们更关注日本学界的意见；至于研究“现代文学”，则美国学者的著述更为人称道。其实，这一判断不太准确。由于地缘政治、文字渊源、汉学修养等，日本的中国学家，大都对中华文化有较多的理解与同情。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都从鲁迅入手，而且对左翼多有好感，这点与欧美学界有很大不同。这里有文学趣味的差异，有意识形态的隔阂，也与是否追求理解、体贴对象（具体历史情境下中国作家的挣扎与追求）有关。当然，过于认同研究对象，也会有问题；但这个弊病，目前不是主流。
    日本人研究中国文学，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但要说关注现代中国文学，则只能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1934年底，当时的年轻学者竹内好、增田涉、松枝茂夫、武田泰淳等，组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二年春天刊行了《中国文学月报》，开始有系统地介绍、评说以鲁迅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将着眼点从“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转移，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也包含着文化趣味以及思想立场的选择——这些年轻学者，多少都与马克思主义有过接触，希望通过研究现代中国，寻求自身思想和文学的立足点。这应该是日本第一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至于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都是战后进入大学，在竹内好的影响下，开始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的。面对新中国的成立，思考战败国日本的命运，进而反省日本近代化的挫折，这是丸山这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主要的工作动力。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与其专业研究，更与其精神状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之所以大都从鲁迅入手，除了鲁迅本身的人格魅力、文学成就以及思想史地位外，更因鲁迅与日本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学者读其书，既备感亲切，又有可以用力的地方。比如，竹内好与丸山异之谈鲁迅，都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而且都根源于各自生活以及著述的时代。竹内的表述思辨性强，丸山的思路则更接近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境。竹内和丸山都在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都在追问“革命”是否可以内在于“文学”。中国学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作家来说，是否能够既保留革命的热情与想像力，又创作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挑战。说来似乎很简单，文学之于政治，既不该完全迎合，也不能一味拒斥。可实际生活中，外在环境的严酷，内心挣扎的惨烈，都令人对此话题不敢掉以轻心。如此“苦斗”，对于志向远大的文学家来说，是一种宿命。可也正因为这样，诸多饱受磨砺的灵魂，值得我们去理解，去体贴，乃至去表达崇敬之心。斗转星移，当年左翼文人的很多具体举措，不被今人所认可；但那种“心气”，那种“抱负”，那种“追求”，永远让人怀念。
    曾经有那么30多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作家联盟”等，乃是现代文学研究者格外关注的中心话题。可随着“现代化叙事”的迅速展开，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汹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学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左翼文学”这样沉重的话题。最近几年，这个倾向开始有所扭转。包括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左翼文学的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也都是希望深入理解文学与政治之间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选择丸山、伊藤、木山三位学者为其出版著作并组织讨论，既对日本学界负责，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挑什么学者，选什么文章，都是经过再三考量的。这三位学者都以研究鲁迅著称，但立足点不同，学术风格迥异。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伊藤虎丸，关注鲁迅早期思想根源，侧重鲁迅与尼采、与日本明治文化的联系；而借讨论《破恶声论》中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直接挑战现代中国的启蒙论述，更是意蕴宏深。(18) 闲云野鹤般的木山英雄，着重探究的是鲁迅的诗性及其哲学，故以《野草》为中心，展开深入细腻的论辩。(19) 政治意识浓厚的丸山昇，更欣赏作为“革命者”的鲁迅，着重研究鲁迅晚年在“革命文学论战”中的表现。(20)
    2005年11月26日（一年后的这一天，丸山昇先生病逝），在北大图书馆北配殿，举行了“左翼文学的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天下午的议程是：“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暨丸山昇著作中译本出版座谈会”。坦白地说，两天的会议议程，我最没把握的就是这一场。因为只有发言名单，没有文章题目，不知道各位会讲些什么。特别担心发言者误读了议题，一味客套，让在场的年轻学子们失望。须知，老一辈的情谊，未必能够自动延伸到年轻人身上，处理不好，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无动于衷。可没想到，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不只台上诸位，甚至坐在台下的也都抢着发言。而且，所有的讲辞都兼及学问与人生、精神与交谊，精彩纷呈。事后我问学生，都说是“很受感动”。在一个流行“解构”和“大话”的时代，要让年轻人“感动”，其实是很不容易的。(21)
    “新书”和“会议”，两者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因应中国学界重新阐释“左翼文学”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想向长期关注并深入思考1930年代中国作家“向左转”的内在动力及功过得失的丸山昇先生表达敬佩之情。开幕式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记得20年前，丸山昇先生等来北大访问，在临湖轩与我们座谈‘20世纪中国文学’。在会上，丸山先生曾提醒：谈论20世纪中国文学，无论如何不能绕过‘社会主义’这个关键。他说的是对的。时至今日，面对那还不算太遥远的‘过去’，如何记忆、陈述，怎样理解、阐发，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仍是个难题。这回的讨论会，选择弹性较大的‘左翼文学’，而不是‘左翼作家联盟’或‘社会主义文学’，也是别有幽怀。”不仅是我本人，与会的诸多学者，不见得都赞成丸山先生具体的学术判断，但对其执着的精神追求以及坚定的学术立场，还有将学问与人生融合为一，均表示了景仰与钦佩。(22)
    关于鲁迅研究，此前中国学界已陆续译介了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和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那都是功力很深的“专家之学”。比他们略为年长的丸山、伊藤、木山三位，其著述中有更多内心的挣扎与精神的历险，他们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逐步接近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这种阅读以及写作的姿态，很让我感动。时过境迁，好些论文的观点已被超越，但我欣赏这些专业著述中隐藏着的精神力量。不仅仅是技术操作，而是将整个生命投进去，这种压在纸背的心情，值得我们仔细品味。(23)
    四、在“学问”与“友情”之间
    
    今日中国人所谈论的“海外汉学”，很大程度就是“美国汉学”。因为，懂英文的人多，译得也快，因此，大家比较熟悉。当然，不否认美国学界力量强大。真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只跟“美国的中国学”对话，也跟西欧的、中欧的、俄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印度的中国学家对话。(24) 那样的话，所谓“国际学术交流”，才能名副其实。
    2007年秋天，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应邀在北大中文系做系列演讲，(25) 其间专门安排一次讨论，主题是“海外中国学的视野”。我为这次专题讨论加了个副题“以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那是因为，极受夏志清先生器重的王德威教授，几次在课上提到了普实克（Jaruslav J3W301.JPGek）。说是“顺理成章”，其实还是有现实刺激的。那年9月份，中国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选举夏先生为院士，就像他本人说的，这是迟到的荣誉；夏先生的专业成绩，早就得到学界的公认。(26) 还有一件事情，此前一年是普实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就我所知，国内外举行过3次挺像样的纪念活动。9月，为《中国，我的姐妹》中译本出版，(27) 外研社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10月中旬，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和王德威教授都参加了；10月下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外学者聚在一起，追念普实克的学术贡献以及与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在场的捷克大使很感动，说他绝对没想到，事隔多年，中国人还这么怀想一个外国学者。在这个会议上，有人重提陈年往事，说普实克如何把夏志清批得“哑口无言”。我当即表示，这种说法很不恰当。其实，这两位都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学者，他们之间的争论代表不同的学术流派，背后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你可以选择，也可以批评，但不能采用如此情绪化的表述。(28)
    不过，这件事也凸显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所谓“海外汉学”，绝非铁板一块。即便冷战结束，由于学术传统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美国汉学和日本汉学、法国汉学和俄国汉学还是有很大的差异。面对如此五彩斑斓的“海外汉学”，我们如何跟人家对话？我相信，时至今日，还认定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阐释中国的已经很少了。起码在表面上，大家都承认海外中国学者的贡献。当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像王德威总在自我解嘲的，“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海外中国学家有“洞见”，也有“不见”；有优势，也有劣势。正因为这样，才有必要展开深入的对话。(29) 我曾经说过，即便“国际学界”成为一个整体，别的专业我不敢说，人文学永远是异彩纷呈，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一个标准。在我心目中，所谓学术交流，主要目的是“沟通”，而不是“整合”。缝隙永远存在，对话有利于消除误会，也有利于各自学问境界的提升。
    具体到“中国文学研究”，中外学者的差异，除了学术思路及语言隔阂外，更重要的是，外国文学研究与本国文学研究之间，其对象、方法及宗旨，有很大的距离。说到底，日本学者也好，美国学者也好，所谓的“中国文学”，对他们来说，都是外国文学。(30) 就像北大英语系、日语系的教授，他们都在认真地讨论福克纳或者川端康成，但对于整个中国学界来说，他们的声音是边缘性质的，不可避免地受主流学界的影响。同样道理，理解美国的中国学家，他们为什么这么提问题，必须明白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也就是说，他们也受他们国家主流学界的影响。本国文学研究不一样，有更多的“承担”，因为，研究者跟这片土地有天然的关系，希望介入到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里面去，而不仅仅“隔岸观火”。在这点上，本国文学研究确实有其特殊性，可能显得有点粗糙，但生气淋漓。
    回到普实克教授之于中国学界。20多年前，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我曾在《人民日报》上推荐这书：第一，专擅研究“叙事性”的话本小说的普实克先生，竟然强调中国文学的“抒情性”，这很值得注意——大概这也是目前国际汉学界重新关注普实克的主要原因。第二，我们谈中国现代文学，多关注其“现实主义”传统，而普实克特别强调中国现代文学里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一点，对中国学术界很有启示。第三，普实克格外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因素。同时，我也提及，普实克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中国”是如何过渡为“现代中国”的，传统文学的“抒情性”怎样与现代文学的“主体性”相衔接。(31) 这是我20多年前的感觉。那时，我刚完成博士论文，对普实克印象很深。因为，在讨论中国小说的“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时，(32) 我曾借鉴了普实克的观点。
    10多年后，也就是1998年，布拉格查理大学为纪念建校650周年，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研讨会。主持这次会议的是普实克的学生、1968年后出走加拿大的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教授。会后，我们参访普实克工作过的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以及鲁迅图书馆，那里收藏了很多中国著名作家送的书，还有各种各样的相关照片。参观的时候，我有一种苍凉的感觉。为什么呢？东方研究所里的中文藏书，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版的基本上没有。1950年代中国和捷克特别友好的时候，曾赠送了大量中文图书，郑振铎等人专门给他们开书单。1960年代，中捷关系破裂，将近40年间，东方研究所基本上没进中国的书。一个汉学研究所，40年没进中国的书，怎么往前走？也就是说，我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捷克汉学正“重新出发”，努力重建“布拉格”这个欧洲汉学重镇。(33)
    又过了若干年，2006年10月12至16日，布拉格大学举办“纪念普实克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前还出了一本欧美学者撰写的怀念普实克的小书，(34) 书里有好多图片，包括普实克和冰心1930年代的合影，还有普实克与郭沫若等。会议虽以纪念普实克为名，但绝大多数论文与他无关；只有两篇文章分别讨论普实克的明清文学以及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这回布拉格之行，一路上我读的是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中译本。(35) 米列娜教授告诉我，对于他们那一代汉学家来说，《中国——我的姐妹》是他们喜欢中国、进入“中国学”的关键。而我则从里面读出了一个外国人心目中“很不一样”的中国——普实克对当时诸多中国作家的评论，还有对北平、西安等城市生活的精细描述，都是很好的史料。但是，20多年前我就感慨，普实克之所以被我们关注，是因为李欧梵编订的那本《抒情与史诗中国文学论集》（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36) 我们只能通过英文来理解普实克，这是很大的遗憾。现在好了，我们终于有了直接从捷克文翻译过来的《中国——我的姐妹》。不过，普实克的重要著作《话本的起源及其作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还没有译介到中国来，真希望译者及出版社再接再厉。
    也是在这次布拉格会议上，我观察到：年长一辈对普实克很有感情，弟子们像米列娜、高立克（Marián Gélik）等，都显得很激动，但年轻学者对普实克的学术思路已经不是很感兴趣。他们说，那是很遥远的事情，早就进入历史了。现在捷克年轻一辈的汉学家，更愿意和研究对象“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可能再像普实克那样放任自己的感情投入。这不是一个特殊现象，我接触到的欧美及日本年轻一代汉学家大都有这种倾向。换句话说，以后各国的“汉学家”，不一定对中国都有好感；中国只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如此而已。
    1940至1970年代，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大都看重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即“学问”和“友情”两者密切相联。而现在研究中国的欧美学者，大都把“中国”当成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像从事考古学、历史学一样冷静地解剖。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一辈不满普实克对于“中国”的过分投入，不是毫无道理。但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因素，原东欧国家年轻一辈学者，其主流意见是努力重返欧洲。即便谈论中国，他们也更愿意跟欧美学界接触，更多地接受欧美学界的思路，因而，跟普实克那一代人缺少学术上的传承。
    要说学术传承，普实克的影响主要在遥远的中国，而不是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的欧美，甚至不是捷克本国。我的感慨是，1990年代以后，原东欧和苏联的年轻一辈学者，没有很好地直面其曾经有过的“社会主义遗产”。如何看待上一辈人在学术上的功过得失，这是一个很严峻的课题。目前，他们急于甩掉这个“湿包袱”，很少认真反省两者之间是否“剪不断，理还乱”。(37)
    2009年5月，在原本同属“东欧阵营”的匈牙利，由罗兰大学主办召开了“中国与中东欧文章因缘”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特邀代表，我提交的论文《在“学问”与“友情”之间——普实克的意义及边界》，引起好几位老一辈汉学家的深深感慨。文章中，我主要讨论普实克作为“中国学家”、作为“东欧学者”以及作为“中国人朋友”三者之间的缝隙，还有这些裂缝对于今人的启示。在我看来，普实克的众多著述，包括20世纪60年代初在欧洲著名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上与夏志清关于“文学史书写”的论战，(38) 并非只是个人意气，也不全是意识形态问题，还有学术传统及生活经历的深刻影响。辨析冷战时期不同风格的中国学家之间的激烈交锋以及各自的利弊得失，应该有比较通达的眼光。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人文学者，多少都受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制约，对于前辈学者的局限性，当有“理解之同情”。更何况，像普实克那样，将自家所从事的“中国文学研究”，与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这样的重大命题相衔接，不仅没必要讥笑，还值得尊崇。在我看来，优秀的汉学家、中国学家，并非只是“外部观察”，他们也有自己的“内在体验”与“生命情怀”。这些，我们同样应该关注与体贴。
    这就涉及现代学术体制的缺失——日渐专精的人文学者，我们是否还有“余裕”直面自家或他人的“喜怒哀乐”。我想像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靠切割“友情”来保证“学问”的纯粹，是否有效，我很怀疑。
    五、不卑不亢地走出去
    
    中国学界之追求“国际视野”，除了“请进来”，还有“走出去”。经济上的“走出去”，往往是挟风携电、雷霆万钧；而文化上的“走出去”，讲究的是“润物细无声”。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留学、演讲、参加国际会议，中国学者的“走出去”，还伴随着相关著作的译介。如何让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国外民众及学界所知悉、理解乃至接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涉及外部的政治氛围、经济环境、文化传统，还牵涉到自身的学术水平。就像文章开头所说的，“出而参与世界事业的中国人，很可能在‘如何解释中国’上，与海外中国学家意见相左，乃至正面冲突”。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学者该用何种心态及姿态，来与其他国家的民众、政客、学者——包括海外汉学家——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这是个大问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
    在全世界创建孔子学院，那是走出去；在纽约街头播放中国国家形象片，也是走出去；在各国大都市筹办文化交流（艺术）节，同样是走出去。但作为历史、文化及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国图书的输出，应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可正是在这一点上，暴露了我们的弱项。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人之所以举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及积极参加法兰克福等书展，都是在寻找突围的策略。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作家出版社的社长都在抱怨进来的很多很多，出去的很少很少。(39) 但相对来说，文学书籍的输出，还算是比较顺畅的，(40) 最困难的是学术著作。
    作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的中国学者，最好是学问好且精通多国语言，能用外语（主要是英语）在国际主流媒体及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如果做不到，则不妨退而求其次，做好自家学问，然后借助翻译“走出去”。对于大多数英语不够好的中国学者，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通路。2007年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德国的斯普林格出版公司（Higher Education Pressand Springer－Verlag GmbH）合作，出版学术季刊《中国文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该刊遴选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批评史等），全文译成英文，推介给欧美学界。在该刊的《主编寄语》中，我是这么说的：
    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谈艺录·序》），那基本是一种理想境界。理论上，做学问的人，都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才是；可实际上，单是不同语言之间的隔阂，便多少限制了思想的沟通以及学者间的对话。这还不算那些隐藏在语言隔阂背后的文化偏见以及立场歧异。如何填平这些有形无形的鸿沟，达成跨语际的对话，“翻译”大概是必不可少的手段。(41)5年间（2007—2011），该刊先后发表近140篇英文论文。前4年属于选文翻译，进行得比较顺利；第5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强烈要求下，逐渐改为英文原发。杂志下一步该怎么走，编委会和出版社意见很不一致。我们的思路是：此乃中国学者走出去的重要窗口，应兼及国际性与本土性；若过分强调英文撰稿，必定变成汉学家或留学生的阵地。因为，即便留学归来，能直接用英文撰写专深的文学研究论文，且达到国外学术杂志发表水平的，微乎其微。而出版社的目标是尽快进入A&HCI，这就要求编委以国外学者为主，全部英文撰稿，这样做，既省钱又好听，且容易“走向世界”。基于此理念上的差异，双方分道扬镳——2012年起，该刊改为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
    在我看来，中国学者“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其实不是外语能力，而是学术水平。主编《中国文学研究前沿》的这几年（尤其是采用选文英译的前4年），我阅读大量编委们推荐的优秀论文。说实话，让人拍案叫绝的好文章，并不像我原先想像的那么多。至于这个领域每年推出的众多学术专著（很多因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支持，可提供出版补贴），也都不见得精彩。以我对国外学界的了解，值得推介出去的科研成果，并非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的愿望与人家的需求不一定合拍。若人家不需要，硬推出去，即便侥幸成功，也没有意义。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将政府行为的强行输出，逐步转变为资助有意愿合作的外国出版机构。只要有国外著名出版机构看中，中方出版社在输出版权的同时，可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42) 新闻出版总署设立、委托中国编辑学会具体操作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43) 以及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44) 申请翻译费用或出版资助。这计划、工程、项目都有严格的评审机制，能否公正对待每部提出申请的著作，会不会受意识形态或人情的干扰，目前很难评说。但这起码给中国学者不卑不亢地“走出去”，铺就了一条颇为光明的新路。
    之所以说“不卑不亢”，是因为当下中国大学，颇有以是否“走出去”为评价标准的。如此焦虑的心态，弄不好本末倒置，学者们会为了“走出去”而扭曲自己的学术立场。“为国际化而国际化”，那样会丧失自家阅读、思考、表达的主体性。过分强调进入人家的学术场域，若自我不够强大，很容易变得随声附和，或被人家的政治立场及问题意识所覆盖。依我浅见，当下的中国学界，不要期待政府拔苗助长，也别抱怨外国人不理睬你，更不要靠情绪性的政治口号，关键是练好内功，努力提升整体的学术水平。(45) 若能沉得住气，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到出现大批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本土情怀的著作，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
    （2011年8月10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寓所）
    注释：
    
    ① 本文乃作者提交给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学：内外视角的交叉与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8月25日）的主题报告，特向主办方致谢。
    ② 参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讲述“30年文化之变”：经过了30年，我们与世界思潮同步》（王爱军、高明勇报道），《新京报》2008年12月13日。
    ③ 参见陈平原：《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学术界》2000年5期。
    ④ 陈平原：《既有国际视野，也讲本土情怀》，《新京报》2011年4月23日（清华百年纪念特刊［陆］人文日新），《人民日报》2011年6月13日转载时，改题《走向国际，不代表迈向一流》。
    ⑤ 陈平原：《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初刊《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收入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⑥ 参见陈香：《2007年度文化热点》，《中华读书报》2007年12月12日。
    ⑦ 刘若南：《顾彬：我希望我是错的》（《南风窗》2007年4月B）：“顾：国内有两个人，我用他们的资料用得比较多，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得很好，一个是陈平原，我用他的现代文学史特别多，他也写得不错，基本上不错。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的文学史研究的话，我也可能没法写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因为他们客观，有很多很多资料，等等。《南》：但是陈平原就反对你的很多观点。顾：无所谓。君子不怨。”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我赞成邀请顾彬来北大演讲。
    ⑧ 蔡翔：《谁的“世界”，谁的“世界文学”——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商榷》一文，批评顾彬观点中暗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文汇报》2007年4月22日）。另外，《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3期发表李大卫《顾彬、鲁迅和我们的世界文学想像》、郜元宝《中国作家的“外语”和“母语”》、洪治纲《傲慢、奴性及其他》三文，也都对顾彬持批评态度。支持顾彬意见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在《中国学者的“大国小民”心态》（《新京报》2007年4月3日）中反批评：“陈平原过敏地用民族文化对立的眼光来看待顾彬的讲话，实在是因为他完全被一种‘大国小民’的心态支配着。”
    ⑨ 张弘：《“顾彬只是中国文学旅游者”》，《新京报》2007年3月30日。相关报道还有《“基本上中国作家是业余的”》（《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28日）、《顾彬“再轰”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汉学大会为此“炸开了锅”》（《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28日），内容大同小异。
    ⑩ 参见杨桂青：《中国当代文学只是“二锅头”？》，《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1日。
    (11) 参见蒋昕捷：《中国文学需要多少个“顾彬”？》，《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2日。
    (12) 接下来的这几年，顾彬教授理所当然成为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汉学家，频繁地在中国各地出书、演讲，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能说顾彬教授抛出“垃圾说”是为自家新书登场造舆论，但此等“怪论”确实让中国读者很快记住了这位“勇敢”的德国教授。
    (13) 20世纪日本享有盛誉的汉学家小川环树，1933—193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日本学士院会员。此次演讲稿，由严绍璗、中岛碧协助译成中文。参见小川环树：《敕勒之歌——它的原来的语言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1期。
    (14) 比如，我认识中岛碧教授10多年，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但说实在话，真正的深入交谈，有赖于1992年9月的湘西之行。参见陈平原《共同研究是否可能——重读中岛碧先生信有感》，《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16日。
    (15) 参见《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上《“读〈左传〉不如读〈红旗〉”？——专访罗多弼》、《“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专访宇文所安》、《与日本神话发生中国关系——严绍璗访谈》以及《视野·心态·精神——如何与汉学家对话》。
    (16) 参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七卷第四期（2007年12月）王瑷玲为“21世纪的汉学对话”专辑撰写的“导言”，以及陈平原、孙康宜、平田昌司、陈国球、康来新5文（第85－117页）。
    (17) 伊藤虎丸著、张猛等译：《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005年；丸山昇著、王俊文译：《鲁迅·革命·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8) 关于伊藤虎丸教授的生平及学问，请参考孙玉石为《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撰写的序言。我补充3点：第一，伊藤教授有句名言，中日之间，友谊容易理解难，而没有理解的“友谊”不管用；第二，对于我和友人创办《学人》集刊（1991—2000，共15辑），伊藤教授的长期支持最为关键；第三，伊藤教授的名文《早期鲁迅的宗教观——“迷信”与“科学”之关系》，初刊《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11期，专门注明此乃在北大中文系的演讲。
    (19) 除了鲁迅的《野草》，木山英雄另一重要研究领域是周作人，撰有已译成中文的《北京苦住庵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对于该书的评论，参见陈平原《燕山柳色太凄迷——读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读书》2008年12期。
    (20) 以上五节文字，摘引自《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日本》（江南报道），《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12月16－12月22日，第176期。
    (21) 开幕式上，我提到：“如此有情怀的学术研讨，值得诸位全身心投入。”那与其说是针对与会者，不如说是表达自家心愿。考虑到丸山先生日渐恶化的身体状态，以及课程安排、天气状况等，会议只能在这个时候召开。但作为会议的组织者，那个时候，我正在哈佛大学访问讲学。虽说事先做了周密安排，同事和学生也很能干，即便我不在场，会议也能开好。可最后时刻，我还是决定，提前一个多月结束此次美国之行。别人不知道，我心里很清楚，这大概是对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丸山先生表达敬意的最恰当、也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缺席，日后我将遗憾终生。
    (22) 关于《鲁迅·革命·历史》的出版经过，参阅陈平原《一次会议和一本新书——追怀丸山昇先生》，《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2期。
    (23) 参见《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日本》。
    (24) 让我深感遗憾的是，苏联解体后，俄国学者的著述，基本上被忽略了。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读谢曼诺夫的《鲁迅和他的前驱》（李明滨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感觉很好。现在，除个别专业外，大家都不学俄语了，也没人译俄国学者的书，这很可惜。
    (25) 王德威这一系列演讲，日后整理成专著《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26)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2010年10月，夏志清先生90华诞生日会在纽约举办，老朋友旧学生济济一堂。我路远没能出席，但为王德威主编的祝寿文集《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0年）提供一篇旧作《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关于此次雅聚的盛况，参阅《明报月刊》2010年12期上王德威、刘绍铭、宋明炜、季进等文。
    (27) 参见普实克著、丛林等译：《中国，我的姐妹》，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28) 参见王德威、陈平原等：《海外中国学的视野——以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此文日后收入王著《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八堂课》。
    (29)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相关文献很多，建议参阅《二十一世纪》1995年12月号《警惕人为的“洋泾学风”》（刘东）、《“洋泾学风”举凡》（雷颐）、《反对“认识论特权”：中国研究的世界视角》（崔之元）、《谁是中国研究中的“我们”？》（甘阳），以及《读书》2006年7期《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顾彬），《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2期《汉学家的焦虑和误解的权力》（陈戎女），《文学评论》2007年2期《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温儒敏），《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海外中国学的视野——以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王德威等），《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4月18日《汪荣祖谈西方汉学得失》等。
    (30) 不少华裔学者同时用双语写作，既用英文（日文）在美国（日本）大学教书，也用汉语在大陆及台港发表论著，影响当地的学术和文化进程。这样，就走出了第三条路——“中国文学”对他们来说，既是外国文学，也是本国文学。
    (31) 参见陈平原：《传统与现代——评〈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人民日报》1988年2月16日。
    (32)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七章“‘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33) 捷克的汉学研究原本力量很强，但1968年苏联入侵后，汉学家们流亡的流亡，转行的转行，队伍基本上垮了。想想我们“文革”后的“拨乱反正”，看看普实克众多弟子的坎坷命运，我特别感慨。
    (34) 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 Jaroslav Prusek(1906—2006), remembered by friends, Prague, 2006.
    (35) 因没有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介入，中译本初版有不少错误，尤其是人名和书名。好在此书很快重印，不少错误在第二版中得到了更正。
    (36)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Jaroslav J3W301.JPGek; edited bv Leo Ou-fan Le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37) 以上关于普实克的评说，主要摘引自陈平原《三读普实克》，《欧洲语言文化研究》第四辑，时事出版社，2008年12月。
    (38) 关于此次论争的前因后果及其理论意义，参阅陈国球《“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1期。
    (39) 参见路艳霞：《中国图书“走出去”战略寻新突破》，《北京日报》2010年9月1日。
    (40)此外，比较容易输出版权的是汉语教材、旅游指南、儿童故事、政策宣传以及普及读物如《中国读本》（苏叔阳）、《中国文化读本》（叶朗等）等。
    (41) 参见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Volume 1, Issue 1(2007)。
    (42) 此计划资助范围为：反映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变化，有助于国外读者了解中国、传播中华文化的作品；反映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的著作；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艺术等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作品。2009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出了加强版，即“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专门资助翻译、刊行高端出版物。
    (43) 此工程分为“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和“中国文学名著系列”，资助范围包括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历史、语言、文艺理论等社会和人文学科著作，以及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杂著等文学作品。
    (44) 此项目资助范围为研究当代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资助文版暂定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德文等5种。
    (45) 欧美大学里做汉学研究的，一定要学日语；日本国力强盛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其整体学术水平得到认可。目前中国学界规模庞大，但泥沙俱下，学术声誉不及日本。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