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志啸 1948年生，浙江镇海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楚辞综论》、《先秦诗》、《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简史》等8部。

    苏雪林教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她似乎不喜欢就事论事地在自己研究对象的文化圈子内做文章，而是敢于大胆跳出这个圈子，以超出一般学者研究思路的宏观视野，从世界文化背景的范围看问题，并藉此作宏微观相结合的中外比较，由此得出常人难以得出的结论。虽然这些结论未必被学术界所全部认同接受，但她的这种在学术研究上勇于突破传统框框，大胆引进西方文化，努力通过中外比较得出属于她自己独力研究的独家结论的精神，却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它对于学术研究本身以及一般学者的治学均不无启示作用。
    一
    中外文化比较，实际即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比较文化。比较文化，严格地说，系由比较文学扩展而来，因为跨国度跨民族的文学比较，势必要牵涉到文化，文学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比较文学必定与比较文化联在一块。而比较文化，在它实际操作过程中，既要跨越国度，又要涉及文学，这就要求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扎实的中外文化(自然包括文学)基础，并懂得运用比较的方法，作客观事实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以期总结和发现贯穿于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文学)之间的共通规律。比较文化，可以直接由不同国家的文化比较入手，也可以从不同国家文学作品的比较入手，而后由文学渐及文化。苏雪林教授的中外文化比较选择了由文学而及文化的路子——即，开始触及的是本国文学作品，然后由本国文学作品中涉及的文化内容而联及到外国文学与文化，由此展开有意识的对照比较。
    苏教授(以下均此简称)将中外文化比较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典型表现，是她的屈原与楚辞(她谓之屈赋)研究。她曾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一文中写到，前人研究屈赋走的是传统的路子，而她却是发现了一条新路线——必须搜讨域外古代的宗教神话和其文化分子——这是她在撰写《天问》研究论文时无意间发现的，《大唐西域记》《旧约圣经》以及印度和希腊神话的一系列素材，启发了她，使她一发而不可收，全身心地投入了搜集世界文化范围宗教与神话材料以证明屈原其人及其作品的过程之中。
    具体地看，她的屈赋研究中的中外文化比较，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以域外文化中的材料记载(包括历史地理等)印证屈赋作品中的内容，从而证明两者间的关系；其二，将屈赋作品内容与域外文化材料做横向比较，以期寻找中外文化的共同渊源。笔者以为，这两个方面，都有它的价值与意义，相比之下，前者为学界认同的比例小些(这其中自有仁智互见的成分)，而后者则很典型地表现了苏教授的宏观全球意识，不少见解甚具价值，其所达到的治学境界一般学者恐难以企及。
    值得注意的是，苏教授由域外文化素材的发现联想到对屈赋作品内容的具体印证，并非个人随心所欲的臆测，而是言有所源：例如，她由《山海经》的“昆仑四水说”，《淮南子》的“帝之四神泉说”，联想到了《大唐西域记》中所说印度须弥山(阿达山)有四河，《旧约圣经》中伊甸河也有四河，由此获得了启示——既然中国昆仑在西亚，那么屈赋中的许多神话和怪物也必然来自域外，倘沿此线索探寻，必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即此，她发现，《天问》中所载神话与《旧约创世纪》颇相类，还与巴比伦埃及希腊印度等国神话相类，它们之间可互为印证，于是便写下了多篇关于《天问》题旨的论文；她还发现，《九歌山鬼》与希腊酒神有相类点，便写了《山鬼与酒神》，《国殇》所叙与印度无头神有关，便写了《国殇乃无头战神说》，《九歌》中之神与西亚地区传说中的神有关，便写了诠释《九歌》旨意的论文；等等。更有甚者，苏教授还极为大胆地将外国有关史前文化的史料记载同屈赋作品中的内容作比照，如百慕达三角与《离骚》中的西海，《离骚》中流沙赤水与阿拉伯沙漠地区，以及直布罗陀海峡与不周山等，并由此以大量的具体考证材料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判断。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苏教授本人花费了不少精力与心血，其见解堪称大胆独特，只是学界方面响应者不多。笔者以为，姑且不论观点本身，但就苏教授这种对学术大胆创新勇于求索的精神而言，即是可敬可佩的，更何况她将问题摆到了世界文化背景的高度，其视野之宽，意识之新，可谓前无古人，这比起那些人云亦云墨守成规不逾越雷池半步毫无创新意识者来说，要胜过百倍；须知，学术发展更多需要的乃是大胆创新(当然不是全无章法的天马行空)，否则它便没有生命力了。
    二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苏教授所作的中外文化比较，从比较文化本身角度作一剖析。按照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学)的规范，跨国度的文化(或文学)比较，大致上包含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三个范畴(严格地说，跨学科研究属于平行研究范围之内)，当然，三者并不截然划分，有时常交叉进行。从这个角度看，苏教授的比较研究，既有平行成分，也有影响成分，而跨学科的情况则不时地穿插其间，形成了她自身的独特特点。
    我们先看平行研究。这一点最突出的，是苏教授标举的所谓“世界文化同出一源”说，对此说法，我们暂且不予置评，先就论述过程中涉及的内容谈些看法。为了证明自己的“世界文化同出一源”说，苏教授列举了与屈赋作品中诸多内容相关的东西，加以对照比较，以期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对比本身，实际上即是典型的平行比较。《从屈赋看中国文化的来源》一文中，苏教授以屈赋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神话传说故事为本，一一对照比较了它们与世界其它国家及地区同类记载的相似，从而说明其互相之间的关系。文章所举包括：“洪水故事”——屈原《天问》述及洪水故事，西亚有多种洪水传说，希伯来《旧约创世纪》载诺亚方舟故事，《古兰经》《波斯东方圣书》载洪水事，印度希腊叙里亚北欧等均有洪水传说；“十日故事”——《天问》叙十日故事，我国少数民族有多日传说，西亚希腊也有关于太阳的故事；“神魔大战故事”——《天问》写神魔之战，西亚创世史诗有神魔战争，希腊神话载天帝与魔头大战，印度佛经中有天帝与阿修罗之战事，北欧神话也有神魔之战；以及“世界由混沌开辟”“开辟以来分为十纪”“天地各有九重”“黄道十二宫及九曜”“天柱地柱”等。这些由屈原《天问》而引申涉及的世界诸国神话传说之比较，在在显示了平行比较下各国记载的相似，它们毫无疑问地为作者“世界文化同出一源说”提供了重要依据。这还不够，苏教授又进一步例举了一系列中国神话传说与世界诸国神话传说记载上的相似或一致，以充分说明她的论点。这些例子是：天地上下皆水，地上大河与银河相通，大瀛海环抱大地，大地中心称脐，仙山居脐上，地分九州，昆仑与四水，昆仑与悬圃，死神为人类祖为第一代人王，人祖人首蛇身，死神及人祖多兄妹为婚，死神为帝阍，灶神为司令，死神为巫医，战神每无头，马头娘，螺仙，牛郎与织女，等等。由这些大量的引证材料，我们可以充分看到，苏教授以其渊博的学识，锐利的识辨力，向读者证明了一个毋庸置疑的观点：中外文化中存在着无可争议的共通处，它们并不因地域与民族的差异而显示不同——人类文化有其超越地域民族语言的共同性。毫无疑问，苏教授在这里指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真理为一切文化与文学工作者指明了探讨人类文化真缔的路子，它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学的重要内容。这里，我们不妨摘录两段她的有关论述(有所删节)，以见其一斑：
    其一，洪水故事。
    屈原《天问》：“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是讲共工触到不周山导致洪水的事。全世界都有洪水的传说，虽有详略之不同，文野之差异，而大略皆谓上帝
    其二，大瀛海的说法是有世界性的。
    1，中国战国时有所谓大瀛海之说《史记孟荀列传》，邹衍主大九州说，又说大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环绕之，这便是天与地的相合处。屈原《天问》：“天何所沓？”王逸注云：“沓，合也。言天与地会合何所？”这与邹衍所说“天地之际焉”，意义相同。
    2，西亚 西亚在极早时代，即苏末与阿迦底民族活跃时代。言有围绕大地之海，名曰“大瀛海”，又名“洪渊”。巴比伦人则称大瀛海为“似蛇之水”(Snake like)，他们有时竟指实此水为蛇。蛇有名曰Aibu，义为“仇敌”(The enemy)，巴比伦古图大瀛海最为明白。
    3，希腊 名大瀛海曰“河边”(River Ocean)，以其能周流为河也。“河海”二字居然到了中国。《天问》“应龙何画？河海何历？”在希腊神话里，大瀛海又人格化为有翼之巨龙，即中国之应龙。
    4，埃及 埃及人谓世界为一大圈所围绕，此圈名曰“大海(Ocean)"。
    5，印度 在《摩罗耶那》史诗里讲到恒河诞生因缘，有诸王子超升天界后，将永不至他处。有如在大瀛海之水抱大地云云。至佛教兴起，则谓为大咸海，在第七金山外，地狱在焉。
    6，希伯来 称大瀛海为“黑暗之蛇”(The Serpent of Darkness)，又称“混沌及混乱之子”(The Offspring of Chaos and Confusion)。
    7，北欧 北欧神话谓环绕大地的为米嘉大蛇(Midgard Serpent)，至世界末日，蛇亦为扰乱乾坤者之一。
    从上引材料足可见出，苏教授知识面之宽，引证之广博，她由此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有其一定的说服力。
    这些引证的观点和材料，从跨地域跨民族文化比较的角度说，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世界文化有其触类旁通的相通之处，这是由社会与自然历史条件的大致一致性决定的。不过，倘若将其作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的证据，恐怕尚可斟酌，因为毕竟世界文化是否真的同出一源(苏教授认为同出西亚两河流域)，迄今缺少强有力的证据，难以定论。但她提出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之一支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中外神话互相发明例证数则》一文中，她说屈赋研究可以补世界宗教神话之缺，也不无道理。话再回到前面所说。苏教授大胆而又有魄力地提出了她的“世界文化同出一源”说，应该说，是一种极富挑战性的行为，虽然至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此有过定论，但它本身毕竟是敢于创新的大胆假设，且有它丰富的材料证据，科学研究需要这种大胆假设的精神，只要持之有故，它自可成为言之成理的定论——只是我们今天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证明，还需要时间。
    三
    
    苏教授中外文化比较的第二方面，是影响研究，这方面，她偏重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外来文化因子——具体地说，即着重研究包括屈赋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外来影响成分。这方面成果主要包括《屈赋里域外文化分子问题》《域外文化两度来华的来踪去迹》《希伯来文化对中国之影响》等。
    苏教授认为，中国上古时代文化(包括文学)曾受外来文化严重影响，而外来文化在战国时代前后曾两度涌入中国，其具体见证即是屈赋及《山海经》《淮南子》等中的记载和描写。她的文章中十分明确地言明，屈赋及其它资料中的许多记载，均为外来文化的产物，如《九歌》中的九位大神乃是域外文化第一度来华时带来，它们可和西亚希腊印度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又如齐之所以为齐，乃因泰山居大地脐上，而泰山则居于昆仑地位，这也是因为域外文化入中国后才知，等等。说法本身姑且不论其准确与否，这种观察问题的眼光却是很可取的，即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努力探询文化产生的根源(尤其象屈赋这种奇特作品的来源)，这就十分难能可贵了。苏教授继而指出，战国时代域外文化何以大量传入？且有许多学者随之而入？她认为，这是因为与马其顿亚历山大侵略欧亚非三洲有关，由是，外来学者因避难而涌入了中国，并随之带入传播了各种知识，这些学者包括齐国的一批学士，战国的四公子，以及邹衍惠施公孙龙墨子等，是这些域外学者避乱来华，带来了学术思想，刺激了中国学术界，从而形成了战国时代的灿烂文化。苏教授的这些看法，据笔者所知，大陆学术界接受者恐不多(台湾方面情况不太清楚)，因为毕竟这需要有确凿的史料依据和地下出土文物加以证明，否则难以服人。但笔者以为，苏教授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同时论及的一个观点，却是很值得重视。她指出，中国学者之所以不重视战国前后域外文化，是因为把其时的域外文化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看待了，而没有象对待汉晋时期佛教文化与明清时期外来文化那样重视。这话有一定道理。这表明，苏教授研究包括屈赋在内的战国文化时，眼光并不停留于战国时代中国文化本身，而是有意识地将眼光放大放远，这才有了大胆推测域外文化因子的设想和论证，这一点，她在《昆仑之谜》的“余论”中也有述及，认为如将眼光扩之于世界范围，则一定会有惊人发现。从这个角度说，笔者以为，我们在从事学术研究时，也应该具备这种眼光，研究中国的东西，眼光不一定完全停留在中国的圈子内，应该将其扩展，引入比较意识，只要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收获一定会令人惊喜地降临。
    值得注意的是苏教授专门对希伯来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比较研究。在《希伯来文化对中国之影响》中，她着重探讨了中国文化同希伯来文化的关系，这是一篇典型的比较文化影响研究的论文，文章中苏教授提出了她的鲜明的观点：一般认为，基督教之入中国，始于唐代，而本文则主张应提早到战国时期，理由是将屈原《天问》与《旧约创世纪》对照比较后，发现两者之间有相当密切关系，文章认为，中国的上帝与以色列(也即希伯来)的上帝完全相同，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受希伯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为证明此观点，文章展开了详尽的论述：先以早期巴比伦古象形文字“天帝”同中国的甲骨金文同类字相比，指出两者间的相似；继又以文献记载的希伯来上帝的形象地位与中国上帝相比，说明两者间的相似；复又将中国《易经》同《圣经》作对照比较，点出两者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文章还以较大篇幅从文学六经子书史传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加以论证，旨在说明作者的观点——中国古代文化身上有着希伯来文化的重要影响。虽然我们很难说文章的观点是否完全可以成立(对此，苏教授在文章末尾的“自跋”中也有坦率承认)，但细读全文，我们发现，作者知识之广博，掌握材料之丰富，实令人叹为观之。至于文章中言及的许多说法——即在论述过程中涉及的有关中国和希伯来(文史哲方面)比较的一系列观点，我们这里不拟具体作论评。
    这里还应专门提到《昆仑之谜》一文。这是一篇涉及历史学地理学神话学文字学文献学及比较文化等多学科的综论性论文，文章所包含的内容之广，材料之多，以及对问题本身所需要思考和判断的疑难度之大，都非一般学者所能胜任，而苏教授硬是凭着她的学识毅力和所掌握的丰富材料，对这个问题全面而又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她从汉武帝考定昆仑公案谈起，详细分辨了中国境内与境外的昆仑之别，神话昆仑与实际昆仑之异，以及昆仑同西亚印度希腊等国河流山脉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得出她认为属于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这个结论，在学术界来看，自然是一家之说，但笔者以为，这至少是属于苏教授本人独力研究独力思考的成果，它凝聚着苏教授多年治学的心血，能敢于碰这个难题本身即十分不易，更何况写下了洋洋数万字的大论文。而且，论文中涉及了屈赋作品(尤其《天问》与《九歌》)的内容，涉及了中国与世界神话的内容，它们与她欲考证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也就是说，《昆仑之谜》同她的《屈赋之谜》是同属于论证“世界文化同出一源”的系列论文，都是围绕中外文化比较这个大课题范围进行的，只是侧重面不同而已(而要论证说明的问题实质则是相通的)。倘若没有对中国先秦文化(包括文学哲学史学神话地理文字等)的娴熟掌握，没有对世界(包括西亚希腊印度等)文化的娴熟掌握，很难想象可以对如此难题下手，更枉谈做比较考证了。一个能够对中外文化作比较研究的学者，不论其研究成果的水平会如何，起码他着手研究之前，必须具备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相当基础，是毫无疑问的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有扎实的中外文化(包括文学)的功底，才能够谈得上是否有资格碰这个课题。苏教授在这一点上，则是无可置疑的远远领先于许多学者的。读苏教授的这方面论文，我们的感受是：十分惊讶她的渊博的学识，她的信手拈来的丰富材料，她的鲜明而有魄力的比较，以及由此而作出的大胆判断。尽管她的结论未必会被读者所完全接受，甚至有的还会提出疑义，但论文本身所包孕的上述成分，已足以使我们深深佩服了(这也许不是笔者个人的一家之言)。
    四
    
    笔者以为，探讨论述苏雪林教授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重要的是了解并总结她在研究过程中独具的宏观视野，渊博学识，和鲜明的比较意识，以及由此对中国文化作深层次大胆探索的可贵精神，这是很多中国学者所难以达到和做到的。虽然她的一些观点，至今或许难以被人们所接受(包括大陆和台湾学者)，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忽略或轻视她的研究，尤其是她在其论著中所展示的渊博而又丰富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所表现的鲜明的极富个性特色的比较意识，所流贯的对学术作独立思考和果断判断的勇气与毅力，都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值得提出的是，苏教授作中外文化比较研究还有一个很鲜明的目的，即希望通过比较，让人们认识世界文化乃同出一源，而文化既然同出一源，那么人也应同为一家，全世界各民族人民都是同胞兄弟，大家情同手足，和睦相处，共同为世界文明与进步努力，而不应该互相残杀，视如仇敌。由这一点，我们可以充分看到，苏教授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学术研究本身，其间还贯穿了她拳拳爱世界爱人民求世界文明求全球和平的赤诚之心，这可真是难能可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