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周会凌

1976年，是一个非常态的时代的尾声。

这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某种标志性意义的年份，既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随着它的远去，很多东西由于历史的迷雾而日渐模糊，辨识、纪念它的最好方式是追忆、追寻和追问。袁敏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以下简称《重返1976》）就是一本追寻之作，她将1976年“总理遗言”案亲历者的经历与心灵历程真实记录下来，以纪实的方式执著地追寻历史冰层下的记忆与真相，通过微观历史关注，去探询她所熟悉的一群人的生命品性，以期“用文字撩起并解读过去的忧伤”。它最初是《收获》杂志上的专栏文章，发表时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今集纳成书，尤其能让人看出一个时代的创痛和感伤。

一

中国自古以来尤重历史的书写，历史大叙事与历史小叙事是两种不同的历史书写的叙述视角与切入模式。大叙事表现了历史的进程及其进步的意义，具有高度的概括意味，而这一意义被持续地模式化、经典化与公共化，往往会流于宏大而显得冷漠。随着这个时代商业权威的兴起、政治权威的弱化、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等，文化与文学开始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局面。新的历史书写的视角，即小叙事的角度，从家族、村落或个人的角度来叙述历史，是对以往固化的历史的一种补缀、丰富、深化甚至是对抗。“历史都是国家民族的历史，即所谓‘大叙事’，而当‘大叙事’走到尽头时，就要用老照片来代表个人回忆，或某一个集体、家庭的回忆，用这种办法来对抗国家、民族的大叙事。”①在这里，个人的历史叙述与老照片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私人性的历史叙事，在公共性的历史大叙事中处于一种被遮蔽与消解的位置，“在官方的大叙事中，有些照片中的人物是或隐或现的，有时出现，有时又被抹掉”。②。但正是这种从私人性的个人感觉、个人记忆来书写历史的小叙事，敞开了以一种更为人性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可能。

《重返1976》是以一种微观历史关注的方式。去讲述属于“总理遗言”案亲历者们那个群体不可复制的时代体验、生命经历和面对历史的姿态，去展现小人物的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跌宕沉浮，使文字涉及的历史同时也成为个人心灵的历史。但又不止于此，其还有着更广阔的关怀视野，即对于一代人的精神解读，那细屑而丰盈的“小历史”背后，隐藏的是“大历史”那沉重的面影。

1976年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案就犹如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点，而正是这个点，成了一群人生命抛物线中永远无法磨灭的原点，他们在历史的惊涛中曾被推至时代的风口浪尖，又被抛至命运谷底，被历史所遗弃。凡是这场劫难的亲历者，或许都希望忘却它，但情感可以淡化，灵魂里的伤口和烙印却无法忘怀。对于一段过去的伤痛岁月，文学家与史学家有着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更为重视受难者的心灵。《重返1976》的作者正是要我们走近当时“总理遗言”的制造者“蛐蛐儿”李君旭和传播者“瓜子”袁中伟、阿斗、大耳朵、晨光与毛宁等人，以期对一段生命经验进行挖掘。

从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作者的家被查抄，外出的哥哥“瓜子”与家中的父亲、姐姐相继被抓，作者与母亲被软禁在家，从而引出了对“总理遗言”案的再现。外号“蛐蛐儿”的李君旭是“瓜子”的同学，他外表俊朗阳光且颇有文才。李君旭与“瓜子”、阿斗、大耳朵、晨光等热血青年有一次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的聚会，这群感时忧国的年轻人聊起了周总理逝世后是否留有遗言、如果有遗言内容如何等问题。正是基于这次聚会上朋友们的猜测与讨论，再加上自己的构思，李君旭偷偷创作了那份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总理遗言”。他笔下的这份“总理遗言”文字简洁节制、分寸把握精当，极符合人民心目中周总理的秉性与风格，更为重要的是符合那个“非常态”的政治年代内心普遍有着压抑情绪的民众的心理渴望与政治寄托。正因为如此，短短两个多月里，这份“总理遗言”已经传遍全国，由此引发了国家对伪造的“总理遗言”的追查。不到一周时间，“总理遗言”制造者李君旭就被公安局收入网中，但在那个特殊时代，中央高层中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总理遗言”案是重大的政治案件，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与政治阴谋。在政治高压与疲劳审讯之下，李君旭最终说出了“瓜子”等人的名字，导致雪球越滚越大，身边的朋友与亲人都牵连其中，分处关押。在漫长的羁押生活与无休止的反复审讯中，李君旭、“瓜子”等涉案人员都度过了人生中犹如梦魇的一段日子，他们每个人都为此而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心力交瘁的大耳朵在恐惧中试图用掰成两半的小圆镜子割脉自杀；“瓜子”因关押在京城监狱时种下病根，出狱后与病魔和死神搏斗整整六年才捡回一条命；李君旭因在监狱里长期失眠，靠吃大量的安眠酮才能入睡的依赖性已经等同于毒品上瘾，彻底毁灭了他，他被历史与命运所抛弃，失去了家庭、婚姻、健康与工作，脑部受重创，终日蜗居在斗室之中消磨残生……这一群人当时都还是些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人，他们在生命最美好的时期被“政治”猛然拉离自己正常的生命轨道，虽然在这之后他们与同辈人一样工作、结婚、生活，但他们却对于历史和生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感悟，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就已承受了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重压。

在作者朴实的回忆中，一种悲剧气息弥散在字里行间，它仿佛在哀悼青春岁月的逝去。作者写到袁中伟出狱时的审查结论材料的“右下角那枚带着国徽图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印章有着一种赫然和庄严”③，后来的平反材料“后面的月和日被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章上庄严的国徽盖住了，努力辨认了半天还是看不清楚，便放弃了努力，因为我从心里觉得，这样的平反决定对我们亲历这个惊天大案的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④——这样的细节让人真切的感到：在威严的政治面前，个人是多么的渺小。

《重返1976》力图在“个人自述”和“他者重构”中填补历史的缝隙，去追寻、补缀或恢复历史的本真面目，再现历史的真实。作者曾经与晨光、大耳朵与毛宁这三位当事人重返当年他们被关押的临安天目山留椿屋，去寻觅1976年的风雨烟云，还到关押过核心案犯“瓜子”、李君旭、阿斗以及他们父亲的北京白云路中央政法干校南门附近的那几排绛红色的砖坯平房去走访。这是穿越历史隧道、试图重返历史现场的一种执著的尝试。

许多时候，我更愿意看这种具有实证精神的作品，而拒绝看那些夸张、铺陈的回忆录或名人传记，因为那些作品里有太多想当然的、纯属虚构的场景、对话描写，缺乏的正是实证精神。我当然知道，并不存在一种完全可靠、不被篡改的历史和事实，因为事实一旦成为历史，它的真实性也就随之消失了。任何人记住的都只是自己生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经验和常识。记忆的选择性，决定了人在多数时候是永远不知道真相为何物的。有时，你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其实你看到的很可能还是假象——这个世界，谎言和欺骗总是比真实多得多。所以，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说，“回忆就是想象力”——这话显然在提醒我们，任何的回忆录都不会是记录历史真实的可靠文本，它只能是想象的文本，是作者想象力的一次语言旅行。为此，克尔凯戈尔还专门辨析过“记忆”和“回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他在《酒宴记》中说，你可以记住某件事，但不一定能回忆起它。“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确保他在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而简单的记忆，记住的不过是材料，它因为无法拥有真实的、个人的深度，必定走向遗忘。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说，回忆有时比记忆更有价值，精神的真实有时比经验的真实更为重要。

二

“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⑤确实，对历史的叙述，如果没有一些“决定性的瞬间”，历史不过是一个苍凉的手势而已。

读《重返1976》，我看到了1976年之前这群年轻人在中学毕业时拍的合影，他们都微笑着，显得青春洋溢、神采飞扬，而三十年后这几位“总理遗言”案亲历者们为“蛐蛐儿”李君旭庆祝五十三岁生日的聚会上再一次合影，那段用血泪书写的岁月带给他们的伤害也昭然若揭。但照片上的这群当年的“总理遗言”案亲历者却都有着一种安详的微笑，也许这群从历史的风云中走过来、曾经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们都真切地意识到：活着真好！他们“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殊死搏斗的瞬间”，今天回想起来，未尝不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见证。创作“总理遗言”的李君旭，他到底是时代造就的“英雄”，还是一个走在钢丝上的“说谎者”，还是如“瓜子”等人说的那样是一个“编故事”的人，其实这都不重要了，那份曾经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虽然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但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刻“顺应了民心，张扬了民意”，自有它的历史能量。正如1976年那个冬夜里“瓜子”、李君旭、阿斗、晨光等忧国忧民的年轻人围着火炉激动万分忧心天下讨论时政的情景；“瓜子”只身一人去全国各地进行社会调查，下工厂车间和产业工人对话，到部队与军人长谈，了解全国情况；看到“总理遗言”的每一个人都激动不已地埋头抄写下来，再以最快的速度传递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这些场景和细节，都是构成一段历史不可遗忘的瞬间，有了这些瞬间，我们才不会对于已经远去的历史或曾经在历史潜流中跌宕起伏的人物进行粗暴的单向度的判断，才会有一种求真的意志和求实的态度去解码一个时代的精神，去探索历史、民族与生命存在的复杂性与多义性。

波德莱尔在《现代性》中谈到艺术家的作品与时代的关系时，强调艺术家应该以一种思辨意识去寻求时代还可能存在的价值，去提取“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他认为艺术作品对时代“绝对的否定”是“一种巨大的懒惰的标志”，“因为宣称一个时代的形式中一切都是绝对的丑要比用心提炼它可能包含着的神秘的美（无论多么少多么微不足道）方便得多……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仪态、目光和举止。”⑥当我们真正试图在复杂的历史中寻找民族的或个体的存在性的时候，应该对其中的历史事件与历史场景所蕴含的复杂性贯穿更深层的思考。在《重返1976》中，我们幸而看到的不是“绝对的丑”，我们还在那一群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美”：他们对于人性中某些弱点的真诚的宽容，以及感时忧国的“天下”意识与责任感，可以说是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之美！“在那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高压下，蛐蛐儿这么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为了寻求自身的解脱，他就会下意识地编故事”⑦，因此而受到牵连的“瓜子”等朋友们都没有怪过他，反而是后来在他病危之时“瓜子”不顾自己的病疴之体而拼死将其送入医院进行疗救。李君旭的命运充满了悲剧性，失去了原本拥有的一切，只能以病躯蜗居于斗室了此残生，晚景凄凉，而正是当初的那一群“总理遗言”案的老朋友凑钱为其买轮椅，策划着为其创办一个民间基金、为他庆祝生日、为脑部受重创的他带来温暖。在那个癫狂而惨烈的时代，人性有过太多的背叛与谎言，也有过太多的软弱与自私，但当我看到：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瓜子”等关押在北京的犯人有了每天放风半小时的待遇，突然有一天，“瓜子”在放风的院子的一个墙角的砖壁上看到了一行小字：小弟，对不起！这是李君旭写下的，他为连累无辜的人而发出的“灵魂的呻吟”⑧——读到这个小小的细节时，一种强烈的悲剧感油然而生，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这些小人物都会被湮灭在“轰隆隆”而去的巨大历史车轮之下，他们生命中的一些东西会被轧得粉碎，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但他们的真诚呼告、灵魂自白，我想，会被那些有心人牢牢地记住。它是历史幕布中不可缺少的亮色。

按时下常用的代际命名的方法，书中提到的李君旭、“瓜子”、晨光等人应该属于“50后”，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与深切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这群年轻人经常聚集在李家那间十几平方米的低矮阁楼上“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他们对于时局的那种忧虑，对于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有一种使命感，在他们的血液里，有着那个时代刻意赋予他们的精神营养：诸如革命、英雄、奉献、理想等宏大的信念在激荡，在燃烧。我相信这是整整一代人所共有的“集体无意识”。

今天看来，他们那时的激情或许显得过于高蹈了，但以他们的人生对照当下的中国，是不是也能发现新的贫乏？当现在的年轻人都在追求特立独行的时候，不可否认，他们身上也强烈地带着消费社会的精神贫血，这与上一代因政治造成的贫血其实并无两样。于是，这些新一代在躯体的欲望与狂欢中沉浮多年之后，脑袋就开始起来造反——过早地体会到了欲壑难填，生活无趣。一些年轻的小说家在作品中宣称，“所谓的幸福所谓的激情、爱欲，都不过是转眼而过的神话。面对生命的荒谬，我们唯一的合理姿态就是神采飞扬。”“很多人在频频发生艳遇，伤心或狂喜，暴富或潦倒，失眠或酒精中毒，写作或歌唱，拉帮结派或相互攻击，达达或啦啦啦。”这是另一幅生活图景，说出的是一种总体性丧失、个人崛起之后的新的生存现状，或者说生存危机。就此而言，李君旭、袁中伟、晨光等人的人生，可以视为一种理想性人生的参证，他们的激情与付出，体现出的同样是个体的尊严所在，因为真正的个人，他的精神并非只是单一地指向自己，他总是要回应内心和社会的某种要求的。

三

《重返1976》将重大历史事件、公共记忆的思考进行个人经验化的讲述方式，以大量丰富的细节而呈现出“碎片化的历史”，这也是一种写作上的探索。

正如弗朗索瓦•多斯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一书中论述的那样，微观史学是当代西方史学的重要趋势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学向更深层次演进的倾向。这种历史的“碎片化”或许会导致我们失去对宏观的把握，但是一种能更好地解释历史事件的历史学，恰恰是通过对这种“碎片化”的历史进行整合后建构起来的。旧有的对于历史整体的把握，多是建立在虚构的结构、意识形态和不可靠的关联上的，而更有质量的宏观综合还是需要“碎片化”的历史来支撑。作者在史实的细节上作了深度挖掘，从个体的记忆中聆听那些被历史烟云所湮灭的声音，从而对历史有了更丰富、更有质感、更立体化的发现。这种私人化的亲历倾诉，是对我们已知的正统的公共历史的另一种言说，这些细小的声音，在对正统历史进行“解魅”的同时，也为作者的历史反思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写作基础。

“总理遗言”案过去了不过三十余年，当时的年轻人几乎都还活在人世，而且都还未至耄耋之年，但在书中可以感觉到，虽经作者与其他亲历者的执著追寻与还原，但该案仍在一些关键性的地方存在着幽深而不可知的内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历史的某些真相，将永远埋藏于“总理遗言”撰写者——李君旭一个人心中。因此，对待历史，任何单一的视角都无法涵盖与支撑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我们应学会在多维视野中去甄别和思考。

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人们之所以建构历史，是为了理解自己，历史是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我们谙熟的，而且我们也是从那里生活过来的，倘若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消失在虚无迷惘之乡，而要为人性争得一席之地，那么这种对历史的回忆便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⑨《重返1976》的作者也是当事人之一，她追问这段历史，的确不是为了书写一个传奇，或者简单地为某些人辩解、立传，而更多的是对自我的确认，对一种精神的召唤。确实，这一段历史已经内化到了作者心中，它是一次集体的受难，也是一种个体的创伤。看清自己是怎样走过来的，是为了自己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也许需要记住像“瓜子”这样的人，他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释放出来后面对想采访他的媒体说：“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他温和、隐忍地面对历史与命运，他没有执著于仇恨与过往，而更多的是以一种理性的姿态去思考自己的生命走向，即使后来面对着狰狞的病魔与死神，他仍然像当初被关押在监狱里那样，以一种朴素而强烈的生命理念来支撑自己与之抗争：“活下去，活着真好！”在这种生命尺度里，一切历史苦难和历史变迁都成了个体生命的一部分，他不是在对历史的责难中生活，而是带着历史生活。历史就在他的身上。与之相较，李君旭生命意义的悲剧性就被深刻地凸现了出来。这种悲剧性既隐含着生命在宏大历史面前的低微、无助，又折射出脆弱的生命个体无法跨越自身精神囹圄的悲哀。他到最后都没有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一生，终究也没有说出“结果清清楚楚，过程模模糊糊”的“总理遗言”案的一些关键性的真相。人性如此复杂，最终也使本来就纠结不清的历史更加迷雾重重。也许历史终归成为遥远而虚妄的记忆，而苦难历史中那些许美好人性的呈现和勃发的生命强力却仍然能让我们为之震撼，这是对历史中不断被异化和扭曲的人性的一种纠正。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人转瞬间即已成为过往，芸芸众生的身影在历史的困境中悄无声息地存在着，然后又被巨大的历史大潮裹挟而去，终而弥散。谁为他们的存在作证，去勾勒出他们那依稀的背影，去聆听他们在历史中心之外的边缘的声音？文学是人学，是个体心灵的历史，文学是对于“人”的精神关怀与烛照，是对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的一种深切的关怀与体认。在一个历史真相还在被各种话语所改写和遮盖的年代，“的确是需要有一些人，愿意面对历史的黑暗角落，进行心灵的逼问和审视，否则，那段历史就会轻易地被权力篡改，归于虚无。”⑩正是基于此，《重返1976》将亲历与寻访结合起来，使一段湮灭的历史浮出水面，在时空坐标点上复原“总理遗言”案的始末，并将笔触伸入个体生命的深层体验，去表现人性的隐忍、搏斗、无奈、纠结与坚韧。作者从个人记记出发，没有沉迷于历史秘闻的炫奇，而是基于自身的生命立场去发现历史，追问历史，也由此领会历史给予人生的启示，使我们在对历史的回望、对人性的审视中，得以将目光越过那些个人的肩膀，去发现其背后巨大的历史存在。

雅克•德里达说：“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11)《重返1976》是一声叹息，也是一声呼喊，它值得我们记住。

注释：

①②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③④⑦袁敏：《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版，第47页，第50页，第137页。

⑤［日］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4页。

⑥［法］波德莱尔：《现代性》，《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485页。

⑧王旭烽：《人间四月三十年（代跋）》，见袁敏：《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

⑨［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⑩谢有顺：《话语的德性》，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11)［法］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第1页，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谢有顺，周会凌，中山大学中文系

（转自：《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版》(长春)2010年8上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