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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创作过大量的庭园诗歌，并在其中寄予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杨万里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庭园诗人，他一生酷爱园林，在游园、造园和写园中，通过想象、建筑和书写，建构起了“图景式庭园”、“实体庭园”和“书写中的庭园”三重与自己知音相契的文人庭园，在庭园中数次拒仕不出，“笔落而逝”，殉于精神的清野。而庭园作为文人士大夫与政治的触媒，不仅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可居可游的知音场域，保全其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坚守，而且通过文人士大夫的书写得以留存，记录并延续了千古文人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执着的姿态。 关 键 词：文人庭园/诗歌书写/杨万里/东园/精神建构 作者简介：马东瑶，王润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人庭园”，指的是文人的居游之所，它与“文人园林”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文人园林是以植物、山石、水体、建筑等为素材，在造园思想、技巧和手法上融入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和诗情画意，创造出的供人游憩和赏玩的现实生活境界；而“文人庭园”，虽然也有建筑和山水审美的追求，但与建筑学界所强调的须在物质空间上富有特色的“园林”不同，它在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象征性和写意性更被凸显与强调，与文学创作也往往有着更多关联。杜甫的浣花溪草堂、司马光的独乐园、王安石的半山园、苏轼的东坡雪堂、朱熹的武夷精舍，以及杨万里的东园，大体属于这类文人庭园。杨万里曾在诗中说：“金谷惟堪贮俗尘，辋川今复得诗人。先生道是贫到骨，犹有山园斗大春。”(《寄题俞叔奇国博郎中园亭二十六咏·亦好园》)①将王维诗意的辋川别业与石崇富丽而鄙俗的金谷园相对照，又称誉俞叔奇虽小而有诗人高格的“山园”，正象征性地体现着对于园林、文人园林和文人庭园的态度。本文试从杨万里有关庭园的诗歌文本出发，通过考察诗人的游园、造园、写园等活动，结合其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和价值追求，探讨杨万里图景、实体和文本三种知音相契场域的建构，并由此考察文人庭园与诗歌书写的深层关系。 一、游园与造园：从图景想象到实体营构 古代的政治体制决定士大夫往往过着仕宦漂泊的一生，生命中大半的光阴都在流转的官任上，拥有稳定的小家尚且是个奢望，要筑得相伴心影的庭园谈何容易？好在他们虽不能以“主人”的身份拥有园林，作为“客人”还是可以时时游赏的。那么，这些游园的文人士大夫在作为“客人”游赏时是否在心中也曾构筑过与自己情性契合的图景式庭园？如果将来自己有机会筑园，要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杨万里正是这样一位酷爱园林，虽然迟迟没有机会置园而又始终怀抱园林理想的文人士大夫。 自绍兴二十六年(1156)赴任赣州司户参军以来，杨万里转徙于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安徽等省，不可谓不漂泊，但也因此得以游赏了多个园林景点和私人宅园，并作了大量游园诗。仅临安附近，诗人就游历过林逋孤山山园、裴禧宅园、张氏北园、天竺古园、徐载叔双桂园、张功父南湖园等，以及普明寺等寺庙园林；在地方任官时，零陵唐德明玉立斋、苏州范成大石湖、广东常平西园、筠州碧落堂、建康的郡圃及南园等地方名园，杨万里亦优游其间。甚至寓居之处简陋得几不能称其为“园”的小圃，杨万里也饶有兴致，《后圃散策》、《后圃秋步》等记下了诗人惬意的心情。 “诗者，志之所之也。”(《毛诗序》)杨万里在诗中留下了诸多对于理想庭园的图景式设想的痕迹。这首先表现在诗人对梅、竹、菊的钟爱。据统计，“梅”的出现竟有437次之多，“竹”出现了286次，“菊”也有96次②，这些数据在宋代诗人中皆居于前列。园林风物如此之多，杨万里为何格外关注这几种？梅在诗中出现较晚，宋初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可谓梅的写意描写之滥觞。此后，王安石、苏轼等都有著名的咏梅诗，进一步赋予梅人格化的高格雅韵，杨万里继承了这一文化特征。他爱梅惜梅、画梅写梅，在诗中多次将梅称作“梅兄”：“道是梅兄不解琴，南枝风雪自成音”(《和张功父梅花十绝句》)、“梅兄冲雪来相见，雪片满须仍满面”(《烛下和雪折梅》)等，不同于以往梅被描述为女性形象，而赋予梅以之比德的君子气质。其诗还往往出现梅与雪的联袂，以此凸显梅的铁骨冰姿、坚韧高洁。事实上，“梅妻鹤子”的林逋在当时已经成为士人们竞相效仿的人格和德行的典范。杨万里有些诗更是直接表露了对林逋高蹈品行的钦慕。如林逋般以鹤、琴与梅相伴，恐已成为杨万里理想园景之一隅。 对于竹，苏轼曾嗟叹：“宁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于潜僧绿筠轩》)杨万里回应道：“坡云无竹令人俗，我云俗人正累竹。玉立斋前一万竿，能与主人相对寒。”(《题唐德明秀才玉立斋》)爱竹慕竹之情丝毫不减于苏轼，诗人在清高的竹前甚至显出几分惶恐，怕竹嫌弃自己刚作的诗不够清绝。诗人以竹为友，强调竹之风节，其“春风吹堕锦衣裳，仰看青士冠剑长”(《西斋旧无竹，予归自毗陵，斋前忽有竹满庭。盖墙外之竹，进逸而生此也，喜而赋之》)完全将竹视为临风的高士了。杨万里诗中对菊的喜爱则往往与陶渊明有关：“菊生不是遇渊明，自是渊明遇菊生。岁晚霜寒心独苦，渊明元是菊花精”(《赏菊》其三)，“平生不解渊明语，菊却犹存径却荒”(《寄题俞叔奇国博郎中园亭二十六咏·菊径》)。周敦颐称菊为“花之隐逸者”，菊在宋代受到频繁的歌咏，正因其代表了陶渊明田园隐逸的人格与情怀。梅、竹、菊便这样在杨万里的想象中成为理想庭园的必备花木。 杨万里不仅关注园中景物的格调，还极重视这些景物与园主胸襟、情性的契合。其诗《题唐德明玉立斋》以竹喻主人唐德明，又作《玉立斋记》赞美园内美竹“不为雨露而欣，不为雪霜而悲”的品格，实际上却是宅园主人唐德明“庄静端直”、“抗节玉立”人格的映射。文末借登玉立斋的游者之口巧设一问：“人观竹耶？竹观人耶？”进一步体现了杨万里对庭园风景与园主情趣、人格一体化的审美追求。其《贺澹庵先生胡侍郎新居落成》诗云：“眼高不肯住清都，梦绕江南水竹居。却入青原更青处，饱看黄本硬黄书”，亦称赞胡铨“拆洗乾坤”的铮铮铁骨、高尚品德与“江南水竹”、青山绿水的庭园风光相映相契。而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据《宋史》载，韩侂胄“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万里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③这固然反映了诗人近乎倔强的不畏权贵，然而也从另一方面道出其同样执着的对庭园与主人须品性相契的审美追求。在杨万里眼中，韩侂胄为人奸邪，品格恶劣，这与南园“取天地之造化，极湖山之优美”的雅洁美好是断不相配的。 杨万里书写庭园的作品中，有大量“寄题”诗和组诗，其中不少庭园其实是其一生不曾游赏过的，因而这类诗最为明显地体现着杨万里对于庭园的想象。其想象的依据，一是庭园的题名，一是园主的性情气质，二者又浑融一体、实不可分。如《次韵寄题马少张致政亦乐园》：“亦乐园将独乐园，两园谁窄复谁宽？似闻闾里溪深处，下有蛟龙水底蟠。黄帽已捐苍玉佩，朱颜不借紫金丹。刺桐花发梅花落，安得乘风去一观？”马氏亦乐园在其家乡建安，从诗意来看，杨万里多半并未亲至，诗歌主要围绕“亦乐”之名和马氏致仕之意做文章，作者将“亦乐园”与北宋司马光的独乐园联系起来，从而也将两位园主精神气质的传承联系起来。 杨万里又有《寄题俞叔奇国博郎中园亭二十六咏》、《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十二咏》、《芗林五十咏》等，多是应园主之邀，对园中景致逐一赋诗，从而形成颇具规模的组诗。如为俞叔奇磬湖园所赋二十六首七绝，包括亦好园、磬湖、钓矶、芦苇林、酴醾洞等二十六景，诗人多因题名而想象而书写，于是现实中俞叔奇的磬湖园，便成了诗歌中杨万里的磬湖园。如《爱山堂》，表现心性淡泊虚静的“诗人”，在爱山堂中竟日流连，乐而忘返。诗歌将平淡而超脱尘俗的自然景物，描绘得如同写意的风景小轴，而流连其间的“诗人”，与其说是园主俞叔奇，毋宁说是沉醉于庭园想象中的作诗者杨万里。 为向子諲芗林而作五十首五绝，也是按园林景致，分别题咏。这组规模宏大的组诗，实为追和园主向子諲之作，与园主进行精神沟通与对话的写意性明显更胜过对园林景致的写实。如《归来桥》暗寓向子諲四十多岁便求终老芗林之事，围绕桥名的“归来”之意加以申发；《白鹤亭》则由亭名而联想“白鹤”的幽居林下和叫月之声，揣测向子諲或许也有未竟的“冲天之志”。在一组诗的不同作品中写出仕与隐的矛盾，既是为他人写心，更是抒自我之意。至于《梅坡》、《菊坡》、《竹斋》、《岁寒亭》、《读书堂》诸诗，无不是以诗意想象营造出的充满文化气质的庭园图景。不管是否亲自游赏过那些庭园，在“寄题”中想象和书写，既是与园主精神的沟通，又是杨万里对自我设想中的庭园图景的勾画。 对于杨万里来说，正是多年的游园经验和个人情性的取向使他心中建构了一个图景式的庭园。这个理想中的庭园从林逋那里借得一树梅，从王子猷、苏东坡那里讨得几竿竹，更植了陶渊明南山下的菊，还有鹤、有琴、有溪、有山石，都是和自己心性融洽的风物。神游其间，在园中景物的变化中静观自然代序，体悟人生宇宙，兴来则赋诗小唱，亦可架花理蔬。常约三五好友，流觞把酒，琴声伴笔墨，何等快意悠闲。 绍熙三年(1192)，杨万里上书谏阻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得罪权相韩侂胄，改任赣州知州，不赴而乞归南溪故里，从此开始退居生活。绍熙四年(1193)正月，杨万里自辟东园。占地虽仅一亩，但杨万里极具审美的眼光和智慧的造园能力，将其构筑得雅致而灵动。依傍旧宅，顺应山势和周围的自然状况，杨万里在东园开得九条花径，命名为三三径④，并赋诗曰：“三径初开自蒋卿，再开三径是渊明。诚斋奄有三三径，一径花开一径行。”(《三三径》)轻松愉快的心情中正透出诗人早有的隐逸情怀。后又因白乐天有《洛阳春》和《游赵村杏花》诗，素慕乐天的杨万里便又将杏花径中小亭命名为“赵村”，并赋诗：“杏花千树洛阳春，白傅年年爱赵村。月蕊晴葩风露格，老夫移得在东园。”因了杏花这并不罕见的花，以及赵村这毫不起眼的命名，诗人与数百年前的白乐天有了知己同道的愉悦神交。 庆元元年(1195)，周必大来访，有诗曰：“杨监全胜贺监家，赐湖岂比赐书华。回环自斸三三径，顷刻能开七七花。”⑤除了赞赏三三径的“意象绝胜”，还用贺知章以秘书监致仕时玄宗御赐镜湖一曲之事作比，“赐书”之事，指“光宗尝为书‘诚斋’二字”⑥。杨万里的这一书斋名，既因皇帝的御书而代表着一种荣耀，更因与理学的关系而在其庭园中有着象征性的意义，故以精石刻之，立于“钓雪舟”前。“钓雪舟”为一小斋，因其形状似舟而得名。以“雪”命名的另一景致是“度雪台”，从杨万里同题诗可知其为遍植酴醾、金沙等花草之所，与三三径既有关联，又自成一方小世界。“万花川谷”同样是以花为主角的所在。杨万里为其写诗：“无数花枝客说些，万花两字即非夸。东山西畔南溪北，更没溪山只有花。”其实作为占地仅一亩的东园中的一景，无论如何也没有“万花”之多，而“万花川谷”，既以“更没溪山只有花”的巧妙布局造成繁花似锦的眼前实景，更以诗意的题名在读者的想象中营造了繁花似锦的图景。 杨万里平生极好泉石，至于膏肓而不改其衷。恰逢乡友之子王子林来，赠其永新怪石，于是便建成假山，又浚旧泉，泉冽而甓池，在池内“植以芙蕖，杂以藻荇”⑦，机泉喷射，流水潺潺，整个园子顿时生机勃发，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所讲究的“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在杨万里这里都成了发自内心的自然创造。杨万里还手植罗汉松，并赋《松关》诗：“竹林行尽到松关，分付双松为把门。若教俗人来一个，罚渠老瓦十分盆。”可知这松紧挨竹林而种。将竹引入东园，正是杨万里对早年设想的庭园图景的实现，松，则是与竹一样被寄寓着品性风节的宋人喜爱之物。杨万里这首以俗语写就的谐趣之诗，却恰恰是对“俗”的拒斥，是文人对雅洁品性的追求。种竹为林，以松为关，松竹之间，又恰成翠色蓊郁的“碧瑶洞天”。于是，荷池、松关、赵村、三三径、泉石轩、度雪台、万花川谷、碧瑶洞天，小斋钓雪舟、云卧庵，加上书房诚斋，东园已初具规模。花木相映，松竹苍翠，泉石唱和，鱼跃鸟飞，满目的鲜活可爱。园内可读书、可小憩，可闻醉人花香，可听起伏松风，园外则有南溪水潺潺流过。 杨万里珍惜与东园相处的每个朝夕，几乎日日必来，来则赋诗。偶尔因病不到园中几日，诗人便因又错过了某场花事，又误了与东园的某个约定，而感到万分遗憾。杨万里收集东园每个变化的表情，赋之于诗，不是如宇文所安所说将园林视为情人⑧，而是将其当作最理解自己的子期，当作仕宦退守后珍贵的人格依靠。 二、写园：诗人之心、学人之眼与士人之退守 庭园景致的布置完工并不意味着庭园生命的开始，作为主体的人居住与游赏其间，才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当杨万里将东园作为表现对象来抒写，便如同面对一位可以与之谈心的知音。早在东园尚未布置完全时，杨万里就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兴致勃勃地邀人前去游赏：“草草东园未整齐，却于看雪最清奇。莫嫌踏湿青鞋子，自有琼瑶隔路泥。”(《与子上雪中入东园望春》)不游则已，游必有诗，在与东园朝夕相对的日子里，杨万里的诗心诗情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与“泛滥”。 诗人写梅、荷、牡丹，写明月、松涛，写新晴、雪霁，写夏热、冬暖。即便园中不起眼的细物，如荷池中的小莲蓬，杏花上的小蜜蜂，也满怀情致地为其赋诗；即便园内最细微的变化，也能迅疾捕捉于笔底。他写雨打荷叶：“雨声一阵打疏篷，惊开睡眼初朦忪”(《小池荷叶雨声》)；写桃花穿径：“可是桃花逞颜色，一枝穿过李花来”(《庚申东园花发》)；写鱼儿戏水：“一鱼试前行，似报无他故。众鱼初欲随，幡然竟回去”(《观鱼》)。诗人在园中细细体悟自然万象，于是花草季候都浸染了诗意，鸟雀虫鱼都充满了灵性。 这诗意与灵性，不仅在于杨万里具有敏感细腻的诗人之心，也因其有着擅长“观物”的理学家之眼⑨。早在为向子諲所题咏的《芗林五十咏·文杏坞》诗中，杨万里就极有深意地写道：“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文杏坞当是遍植杏树的所在，当杏花满坞时，可以想见一片灿烂的红白之色。在一个纯粹而感性的诗人眼中，首先吸引他的也定是这满目的绚烂，杨万里却强调，不要被表面的鲜艳所迷惑，因为更重要的是探寻红白背后的“天工”。其中所体现的，便是理学家的观物态度。正因兼具诗人之心与学人之眼，杨万里对园中风物有着非同寻常的浓厚兴趣，能于细细观物之时发现旁人所不察觉的丰饶诗意，并用其诗笔极为灵动地表现出来。 杨万里常邀亲朋好友来东园游赏，留子西、材翁晚酌，同子文、巨济望月，和子仁看梅，与周益公读诗，烹茶抚琴，题画品藻，在钓雪舟中、度雪台前，将诗、酒、茗、琴一并醉成了花香与流岚。但更多时候，东园是杨万里一个人的东园。独自漫步园中，观雨后新晴、雪霁天朗、月上山头，诗人无数次甘愿沉入庭园诗意的魅惑。在东园，他不是园主，而是和东园融为了一体，“我乐自知鱼似我，何缘惠子会庄周”(《荷池观鱼》)、“醉倒落花前，天地即枕衾”(《又自赞》)、“醉入梅林化作蜂”(《雪后东园午望》)，正道出了诗人庄周般的“迷糊”，但不同于庄周的是，杨万里对东园是一种主动的靠近，同时也是一种与外界纷扰的自觉的区隔。“孤吟莫道无人觉，松竹喧传菊细听”(《新晴，东园晚步》)，独自吟咏的诗人并未感到无人听赏的寂寞，松风阵阵，竹影摇曳，菊花静放，都是在与他相和相应。 寓居东园，与自然万象同归于适意，心绪本该是卷舒悠闲的，然而杨万里却常常深夜无眠而独自散步于园中月下。《诚斋步月》、《八月十二日夜，诚斋望月》、《钓雪舟中霜夜望月》等诗的背后都有一位找不到睡眠的诗人。这照着东园的月，似乎也成了东园的一部分，它能和东园一样慰藉诗人的心灵吗？“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夜读诗卷》)，杨万里的万古之心，又是什么呢？从游园中理想图景的建构到现实中终于营得一方小园，奔波宦途大半生，从此本当无忧无绊，超然物外，明月清风我，与天地共徘徊，然而，我们为何又总能感受到诗人徘徊小园时流露出的孤独呢？ 绍熙五年(1194)，朱熹在写给杨万里的信中说：“时论纷纷，未有底止，契丈清德雅望，朝野属心，切冀眠食之间，以时自重，更能不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毋过于优游，毋决于遁想，则区区者犹有望于斯世也。”⑩朱熹是杨万里的同道好友，但他从未像周必大、张镃等人一样写过称颂东园的诗，相反，在这封信里，他表达的是对杨万里醉心园林、忘却世事的责备。那么，以儒家正心诚意之学自励的杨万里，果然是满足于一己之园的悠游享乐生活而“忘与人同忧之忧”吗？若果如此，既已有了东园，为何又常常并不开怀呢？事实上，与石崇金谷园一类主要是联系着奢华与财富的园林不同，文人的庭园往往联系的是政治上的退守和精神上的慰藉。从建筑空间来说，这些庭园大多只是一些并不宽展的小天地，没有值得夸耀的亭台楼阁、奇花异草，而它们之所以能传世，在于庭园主人以诗文的书写传达出寄寓于庭园上的丰富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从而使坍塌湮灭的物质处所在文字的流传中成为经典，引人回想。而在文人庭园的文化意蕴当中，与政治的关联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庭园以山石花木营造出自然和山林的气息，本就隐含着与朝市的对立，文人在庭园的诗歌书写中，有着与政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杨万里的东园诗，亦是如此。 早在淳熙十六年(1189)，杨万里因好友周必大解机政而作《感兴》诗：“何似闲人无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已表达出对政争的厌倦和归隐之心。故而当卷入赵汝愚与韩侂胄之间的斗争的朱熹力劝杨万里出山以挽狂澜时，尽管不齿韩侂胄的作为，杨万里却坚拒再次出仕。同为理学家，同处儒学由“外王”转向“内圣”的时代，杨万里和朱熹此时却有着不同的选择。朱熹选择了“外王”，杨万里则选择政治上的退守和人格的修持与完善——东园的营造，正是他表明这种态度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对于杨万里来说，东园是一座可栖身的小园，更是与政治纷扰相抗拒的栖心之所。 庭园之于文人士大夫，是为其心灵找到栖息地，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庭园居住悦游，炼造心性，纵怀宇宙，以达到人格的完善。杨万里在东园观物，在诚斋读书，便都与他作为理学家的修为和追求有关。另一方面，这种人格完善的追求，其最终理想却是通过对士大夫精神、品格、尊严的坚守，来捍卫士大夫阶层在社会机制中“外王”的能力与位置。因为“脱离‘兼济’这一最终目的的‘独善’对于整个士大夫阶层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也不为社会机制所需要而有发展的可能。”(11)所以，即便是退守于庭园，家国之忧仍然是文人士大夫精神的碑石。庭园作为特殊的文化空间给士大夫提供了退守以持道的知音场域，使士大夫能于其间养浩然之气并力图使之充塞于天地，达到人格的完善。然而肩负天下的本体担当却注定了这种人格完善的磨难。对于杨万里来说，从不曾忘却世事的蒿目忧世之心，注定了给予他精神慰藉的东园，却并不能消弭掉他的孤独。他在《十六日夜再同子文、巨济、叔粲南溪步月》诗中说：“天下无人闲似我，秋边有句说从谁”，这“闲”似乎是呼应当年《感兴》诗中所说要做个“闲人”，然而正如夜游承天寺时自称“闲人”的苏轼和退居半山园时“寓悲壮于闲淡之中”的王安石，他们的“闲”，都类乎反话，杨万里诗的下句“秋边有句说从谁”便正是对上句的颠覆，写出无人“知予万古心”的无限孤寂之意。 据《宋史》本传：“(杨万里)卧家十五年，皆其(韩侂胄)柄国之日也。侂胄专僭日益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忧国也，凡邸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这段记述仿佛宣告了孤独的胜利，最终以其冷峻和残酷打破了杨万里关于庭园的构梦。然而杨万里用踽踽一生建构图景、实体、书写三种知音相契的场域，已经实现了士大夫人格的完善。在庭园中数次拒仕不出，节操的坚守贯穿始终，“笔落而逝”，殉于精神的清野。 三、精神建构：诗歌书写中的文人庭园 事实上，庭园的建构从来就不是从一砖一瓦的实体开始，对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而言，他们积极参与造园、艺园，那些游园的经历和前人对于庭园的审美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到他们自己的庭园蓝图中来，这是经验与习得的问题。只是，这经验中又有着选择，譬如杨万里在众多园林风物中尤为钟爱活泼的泉石和高洁的梅兄竹君，在众多的园主中更愿意亲近陶渊明和白居易，可见，想象中的文人庭园图景实际上是在经验的基础上糅进了文人士大夫自身的精神气质。经验穿过文人士大夫精神与气质的滤网，最终形成的图景式庭园自然脱不了他们自我情性的色彩，然后在实体的营构中尽量与那个图景靠近。而这种靠近，并非实物的重现或模仿，它更重视的是写意性的模范，是通过题名、诗歌咏唱或其他象征的方式创造性地与理想图景达成一种精神气质的贯通和联系。 文人士大夫以庭园为屏障，作为对尘世和政治的主动区隔，摒弃了外在现实世界的纷扰，一方面是对天地和自然的靠近，对自己理想图景的贴近，故而耳目得以清净，身心得以舒放。文人的诗心诗情和学问修养有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和土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诗歌的生长，进而拓宽了诗歌对于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的探索；另一方面，庭园的建构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可居可游的场所，使得有着家国责任本体担当的他们因为庭园的区隔，更容易清晰地反观内心和反思政治，正如杨万里于东园的静谧中照见自己忧世的孤独，在观物与诗酒中深刻体认到现实政治的痼疾。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政治理想与现实产生冲突时，庭园作为文人士大夫失意后的退守之地，成全了他们人格的坚守和完善。如此，进则有功，退则持道，文人士大夫才能成为裕然于仕与隐的君子，而不至沦为进退失据的小人。文人士大夫于庭园中养天地浩然之气，锻造心性以追求人格的完善，那么，仕途风波便不能湮没其理想与节操。同时，通过这种“内圣”的人格坚守和完善，也就捍卫了士大夫阶层在社会机制中对于“外王”的追求。苏舜钦的沧浪亭和司马光的独乐园，便都隐含着这类政治的因素。苏舜钦因“进奏院案”废居苏州，购园圃而名其亭曰“沧浪”，直指“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孺子歌》)的隐喻以及与忠而见谤的屈原的联想。尽管舜钦之濯足“沧浪”并非自愿的选择而只是仕途失意者的无奈接受，然而其后期的“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懑于歌诗”(12)，才使他完成了不惟“兼济天下”、且又“独善其身”的儒家文人士大夫的形象塑造。他的“时时携酒只独往，醉倒唯有春风知”(苏舜钦《独步游沧浪亭》)的孤高幽独之态，便因此鲜活在了后世文人的咏唱中：“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识春风载酒人”(沈东《游沧浪亭》)；“醉倒春风载酒人，苍髯犹想见长身。”(程俱《和张敏叔游沧浪亭》)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退居洛阳，建“独乐园”，并作《独乐园七题》(13)。诗歌以读书台、钓鱼庵、采药圃、见山台、弄水轩、种竹斋、浇花亭为题，分咏董仲舒、严子陵、韩伯休、陶渊明、杜牧之、王子猷、白乐天等，司马光对他们的“穷经守幽独”、“爱君心岂忘”、“退身家履道”大加称许，不难看出正是自述心志。他更与同道聚饮于独乐园后见满窗明月而抒怀：“只疑玉壶冰，未应比明沽。”(14)与苏舜钦的沧浪亭一样，独乐园见证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失意、坚持与理想节操的坚守。 由于家国天下并不随时在场，对于庭园的诗歌书写自然亦录下了文人士大夫对庭园风物和自然万象的单纯喜悦，这种喜悦融汇着文人士大夫的诗情和学养，浸在笔里，便点落成映雪的梅花、田田荷叶间俏皮的鱼吻，以及庭园雨中不可捉摸的氤氲烟气。而相对于庭园和庭园生活的单纯喜悦，因了特殊的身份与责任，文人士大夫面对历史政治时的态度和情感在诗歌书写中并不容易被隐藏。于是，书写传达的不仅是文人士大夫的品位好尚，更留下了他们的人生历程和品格追求的印记。由于这类文人庭园并不十分突出园中建筑和景物布置的精美，而重在通过文人的方式(如想象和书写)来形成具有象征意义的知音场域，故而实体庭园的筑成并不能代表“文人庭园”的完成，它和文人士大夫设想中的图景式庭园或多或少还存在着距离。当诗歌作为一种书写方式参与进来，用纸笔搭建起书写中的庭园，才真正填补了“文人庭园”精神的部分，赋予物质实体的庭园以灵魂，从而与想象中的图景式庭园更为贴近。例如同为安史之乱后的政治失意者，王维和杜甫，同样以远离朝市的文人庭园拒斥政治、慰藉心灵，而他们的庭园又因诗人主体精神旨趣和书写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王维的辋川别业既是一个物质的庄园，更是诗人精神的依归之所。作为物质实体来说，这别业里的花、鸟、竹、明月、青苔、深林，似乎与其他人的别业并无二致，然而在王维诗意的书写中，缺席的他者，明月相照的深林，独坐于幽篁里弹琴长啸的诗人，空山涧户中自开自落的辛夷花(15)，远离尘俗的宇宙与自然的生命的永恒存在与自在，构成一方自足的净土，而诗人不是这个世界的闯入者，是与那自然融为一体的。相比王维的辋川别业，杜甫的浣花溪草堂自是简陋得多，然而“浣花一草堂，遂为千古宅”(王嗣奭语)，千载之下，人们依然时时流连于此，追想诗人当初“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杜甫《寄题江外草堂》)的风姿。尽管连衣食都尚无着落，诗人仍兴味盎然地细细经营着他的草堂，不仅“台亭随高下，敞豁当清川”(杜甫《寄题江外草堂》)，结构殊不草草，且从这里觅得绵竹、桤木，去那里讨得松子、桃树、果苗(16)，栽满堂前屋后，将这仅一亩见方的小小草堂绘成了浣花溪边的一幅水墨画。诗人无日不在思乡，是“卜居”而无长住打算，却不辞辛苦地种下松竹之属，正是这根深蒂固的文人趣味将一个简陋不堪聊以栖身的草堂变成了诗意的文人庭园；诗人因狂风卷走屋上茅而发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慨叹，则使杜甫的浣花溪草堂相比王维的辋川别业，同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文人庭园，却因诗人精神追求的不同，有着截然不同的象征性意义：一个关注个体的内心，一个悲悯众生的世界。 在游园、造园和写园中，通过想象、建筑和书写，杨万里们实际上建构起了“图景式庭园”、“实体庭园”和“书写中的庭园”三重与自己知音相契的文人庭园。但是并非所有文人士大夫都有如此幸运，他们中不少人其实终生都难以实现构筑实体庭园的梦想，所以常常是作为“客人”，在身游和心游中勾勒自己理想中的庭园图景，以及将这种情感连同自身的精神气质置换成笔下流淌的文字，构建书写中的庭园。最典型的如死于阵前一生不得置园的卢象昇，将满心的向往托付给了纸上的庭园。卢象昇所设想的湄隐园，被远岫烟村、篱落鸡犬所环绕，千柳垂垣、清流绕垞，遍植莲菊兰桂、松桧竹柏，处处瘦石短草，欹花掩映，其间亭台隐现，读书楼、石友堂、双桂轩、听鹤山房……可以临流垂钓，可以月下抚琴，可在楼中读书，可在雨中吟诵，亦可荷锄戴笠，亲执其役，以察物理(17)。卢象昇生当明末乱世，二十余岁考中进士后，便奔波于内忧外患的险恶宦途中，最终在三十九岁时为国殉难。写于其殉国前两年的长文《湄隐园记》，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在“仕”与“隐”的矛盾中的向往、挣扎以及最终的抉择。正如其园名“湄隐”所示，卢象昇渴望临水而隐，他所设想的园居生活，也正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图景。卢象昇最终选择了大义，湄隐园成为从不曾真实存在过的幻梦，然而，“兰亭梓泽，转瞬丘墟，何物不等？”(18)兰亭也好，梓泽(金谷园)也好，物质的庭园早已湮灭，兰亭因诗笔文字中的文人风流尚得以流芳千古，曾经无比豪奢的金谷园，却还比不上湄隐园这纸上的庭园。留存着卢象昇的向往、挣扎和抉择的湄隐园，以幻梦而不朽，永久地留存于世人心中。 可见，庭园实体的坍塌在所难免，和庭园实体一样逝去的是众多的人生，而书写才真正保存了庭园这张镌刻着文人士大夫情性的脸孔。接下来它经历了被模仿、被流传、被记住的历程，士大夫最珍贵的坚持和人格魅力因而得以保存，并对后世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书写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和精彩的一笔。由此，我们才能借助诗歌书写的碎片，跨越时空去辨认庭园当时的风物，感受园主的庭园生活。以诗歌作为感受的附丽，进而真切地触碰到庭园主人的人格情性和价值追求，甚至窥见他们情感和心态背后历史的车辙和政治的刀剑。 在诗歌书写中文人庭园得以流传，同时，作为一种极易消逝的物质空间，文人庭园在流传中得以永恒。换言之，文人庭园通过诗歌书写已然超越了作为物质空间的存在，也超越了单纯的文字记录，逐渐成为一种回响着文人士大夫情性和人格理想的精神符号。文人庭园因了一代代文人层层叠叠的诗歌书写而变得意蕴深厚，与其说诗歌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不如说前在的诗歌引导着后来的读者的感受、感受方向和方式，这种引导有时甚至抢在人们自身官能和情感的前头，将人们领入曾经的庭园，和已然消逝的园中人情性相通。它开启了某种想象的空间，使后来者得以跨越时空的阻隔，与先贤进行精神的交流。后世的人们观菊时会不自觉地遥想南山下陶渊明的草屋东篱，赏梅时脑海中会自然地浮现西湖旁林逋的山园茅舍，当后来者遭遇相似的场景时，总有一座文人庭园矗立在历史的时光里，作为忘年的知音和精神的寓所，为他们带去心灵的抚慰。 在朝代的更迭和时光的流转中，庭园偶然又必然地成为文人士大夫精神人格与历史、政治的触媒，它见证了文人士大夫与政治相对的过程也正是不断与孤独倔强相对的过程。仿佛他们追求其理想一日，孤独便有机会生存一日，于是这种倔强相对就有了西西弗斯推石而上的意义，然而即便是西西弗斯，也从未被描述为失败者。诗歌记录并敷演了文人庭园的美丽与孤独，使得“文人庭园”成为文人士大夫人格精神的符号，为无数的后来者提供了精神的栖息之所。正是依托庭园，文人士大夫将坚守人格理想的执着站成了一种不朽的姿态，比对过去，昭示未来。 注释： ①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本文所引杨万里诗文皆出自此书。 ②据北京大学2005年研发《全宋诗》检索系统统计所得。 ③脱脱：《宋史》卷四三三《杨万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70页。 ④《吉水县志》，清光绪元年刻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48页。 ⑤周必大《益国文忠公集》卷四十一《上巳访杨廷秀，赏牡丹于御书扁榜之斋，其东园仅一亩，为术者九，名曰三三径，意象绝胜》，四部丛刊本。 ⑥脱脱：《宋史》卷四三三《杨万里传》，第12870页。 ⑦置假山、浚泉、筑池等事见杨万里《泉石膏肓记》。 ⑧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陈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4、115页。 ⑨杨万里诗与理学的关系详参张鸣先生《诚斋体与理学》，《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 ⑩朱熹：《晦庵集》卷三十八《答杨廷秀万里》，四部丛刊本。 (11)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8页。 (12)脱脱：《宋史》卷四四二《苏舜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081页。 (13)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四部丛刊本。 (1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南园饮罢留宿诘朝呈鲜于子骏范尧夫彝叟兄弟》。 (15)王维《辋川集》二十首，包括《鹿砦》、《竹里馆》、《辛夷坞》等。 (16)杜甫《杜少陵集》有《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诣徐卿觅果栽》等。 (17)卢象昇：《忠肃集》卷二《湄隐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卢象昇：《忠肃集》卷二《湄隐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