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给我的启示

严家炎

范劲先生在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译后记》中说：他怀着很大的好奇心“想知道洋和尚葫芦里有什么药”。我是个地道的本土和尚，最近六七年又和几位朋友写着一部规模大一点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当然更有兴趣想拜读顾彬教授的大作，并且很乐于说说自己读后的一些感受。

我觉得，顾彬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一部个人撰写的颇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专著。它不仅显示出作者的勤奋刻苦和博学多能，而且显示出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了解得相当深刻。

文学史的撰写，本来应该以个人方式为最好。然而由于中国几十年里的不正常情况，这类个人著作实际上非常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产生过个人写的新文学史，最早是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但反胡风运动后，王瑶的这部“史稿”因为较多引用胡风的文字就不能再用。记得1956年北大招考副博士研究生时，指定的参考书是武汉大学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反右派斗争以后，刘绶松和其他人的书也都不能用了。于是六十年代初，在中宣部、教育部领导下抽调教师，以唐弢先生为主编，有组织地集体编写新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但新的教材未及公开出版，文化大革命又爆发，而且一搞就是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不但耗占了学者们大量宝贵光阴，而且直接冲击着他们从事专业研究、发表个人见解的热情和信念。九十年代以来，倒是出版了若干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或叫做“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却又似乎受制于商业利益的驱动和诱惑，大多采用了工程发包的方式，组织二三十人以上的队伍高速度地突击完成。所以，就人们的内心要求而言，早就渴望读到学者个人经过较长时间研究写成的文学史专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被译成中文出版，与中国同行交流，真使我们产生一种“久违了”的倍觉亲切之感。

 顾彬这部著作的一个明显长处，是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把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放在世界近现代文学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马力安·高利克教授曾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果脱离了西方语境就无法被理解。”此话确实非常中肯。顾彬的这部著作就很注意吸收和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的方法和成果。例如，在顾彬看来，鲁迅是一个世界性的作家，因此他特别注意《呐喊·自序》中的“荒原”意象，也就是“旷野中的呐喊者”的意象，由此追溯到《圣经》和尼采、T.S.艾略特的作品，从比较中揭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独特性——它所担负的与民族复兴相关联的极为艰难的启蒙使命，以及鲁迅本人在序中所包含的反讽意味。又从鲁迅“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即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联系到鲁迅受过影响的梁启超和西方的赫尔德、史密斯、罗素的相关看法，一下子把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某些“母题”的研究拓展得相当宽广和深人，大大加深了读者的理解。这是很不容易的。它实际上弥补了中国同行往往专注于本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却相对忽视了与此相关的西方语境方面了解的不足。在郁达夫研究方面，顾彬教授也认为，由小说《沉沦》起，这位作家的一系列作品在中国可能受到低估，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把他的作品充分纳入世界文学语境中，才导致了阐释上的不当”，发生方向的偏离，“容易被滥用为反日的极端民族主义”（52页）。在顾彬看来，郁达夫本人接受的是世界文化的影响：“小说原来的题材——忧郁少年——源于西方精神史，该历史由歌德的维特所开启，至今不绝”，人们从郁达夫小说中直接用了德文或英文的“妄想狂”（magalomania）、“忧郁症”（hypochondria）一类词语也可看出。顾彬还列举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活尸》和布里埃尔·邓南遮的《死城》同郁达夫作品中的“死城”意象加以比较，论述了郁达夫笔下人物那些“现代病症”的典型意义，纠正了有些中国学者简单地将郁达夫归为“颓废”的说法。有的学者习惯于把郁达夫看作是个非常感性的作家，但顾彬认为：“如果我们把他（指郁达夫——引者）作为青年病症的分析家来认真地对待，就应该将他归入理性的代表这一类，哪怕他所描写的人物毫不隐瞒自己在情感王国的存在。”（62页）我觉得，这在学术上是值得人们重视的一种新的见解，至少应该是“一家之见”吧。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另一个突出的长处，是作者的艺术感觉非常敏锐，论评相当简洁，却能一语中的，有很高的审美鉴赏能力。这可能同他自己是学者又兼诗人的特定身份有关。他自己说：“我本人的评价主要依据（作家的）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精神的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标准。”（2页）实际上，他主要凭着自己的艺术感觉来把握作品的审美评价，能够分析得相当明快和犀利。我可以举一些阅读中印象较深的地方作为例证。像评析《老残游记》，顾彬就抓住“主人公取着一个有象征意味的名字”，通过“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这番深沉感叹，点出“残”字背后蕴涵的丰富内涵，说“他生活在‘残’中，却以补残也就是创造秩序为己任”，力求挽救中华这艘业已破损的客船的命运。这就从审美上渲染和烘托出作品的时代气氛，给予这部较其他“谴责小说”文学性要强的作品以相当准确的评价。对于苏曼殊那些用文言文写的小说，顾彬也切中肯綮地指出，其贡献在于“对病态作了不加粉饰的描写”。一般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不大提到叶圣陶的《马铃瓜》这篇小说，可能认为它描写得过于琐细，但顾彬却指出，这是叶圣陶“一篇了不起的短篇小说，肯定也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认为“这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幽默，就像是出自一位头脑清醒的同时代者，他在对历史的回顾中了解到，新旧之间并不像它们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径渭分明”。（68页）顾彬对《围城》中“好像一只只刺猬”的人际关系，也作了精辟的分析：“钱钟书勾勒出现代人的模型来，他们只能一直在途中，但是不能达到目的地，因为每次的到达都会导致无聊产生。”“在精疲力尽之时，现实的困境才显露出来，其丑陋的的侧面再也不能被掩盖。初时的幽默变成了严肃，嘲讽化为了绝望。”（208页）顾彬认为：“钱钟书是那些硕果仅存的作家中的一个，他让小说主人公去反思自我的丧失。”（209页）对于丁玲和萧红两位极有才华的女作家的小说成就以及曹禺话剧特别是《北京人》的贡献，顾彬也作了很出色的分析和展示。我还特别欣赏顾彬对《李顺大造屋》那种不同评价间的开放性处理，这不仅涉及高晓声一个作家，也牵连到王蒙、陆文夫等其他作家作品的如何对待，它显示了评论者的智慧。顾彬自己也是一位诗人，他在分析论述一些诗人的作品时更显得精彩，如对冯至，对九叶集的郑敏、陈敬容，对北岛、顾城、杨炼、欧阳江河等一批年轻诗人诗歌的评点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情况都证明，顾彬作为学者是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的。他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感觉，坦诚直言。尤其令人感动的是顾彬为茅盾在长篇小说贡献方面所做的相当公正的辩护。当中国有些年轻的学者指责茅盾的长篇有概念化的毛病时，顾彬一方面充分肯定和吸取了普实克、葛柳南、高利克等一些重要的汉学家研究茅盾小说的至今仍未被超越的成果，另一方面自己动手对《子夜》、《蚀》为代表的长篇小说艺术成就作了许多很见功力的论述，证明了茅盾“是一个技法高明的作家”（112页），“现代‘历史性’长篇小说创作在茅盾引领下没有失败（l07页）。

最后，我还想说：我自己很欣赏顾彬先生这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结构方法和写法。它写得相当潇洒活泼，叙述上绝不拖泥带水。作者取若干个点，连成一条线；各部分之间，各种作家风格类型之间，在转折和连接上都非常灵活，有一种灵动之气。读起来完全没有一般文学史那种编内套章，章内套节，节内套人所带来的固定、刻板、滞重的感觉。这也颇能给人启发。

当然，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具有上述这些长处的同时，也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和短处。

一是疏漏了若干较重要的作品：如果从现代性角度以及艺术成就看，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值得重视。如果论写农村合作化，那么柳青的《创业史》远高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成就和问题都更有代表性。说到姚雪垠的《李自成》，“左”的影响并非绝对没有，但其成就在于对历史（包括野史）的深刻把握以及艺术上获得的多方面的成功，我是在读了明末清初的十多种野史之后才有此体会的。

二是误读：举细小的地方说，像田汉《回春之曲》中的梅娘乃虚构人物，与四十年代北平沦陷区的女作家梅娘绝对没有关系，注上“生于1920年”（173页）乃误会了。

较大的问题，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明显受了林毓生教授《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的影响（23~24页，43页）。其实，《新青年》成员虽然不免幼稚，却从来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相反，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还曾要求中国青年在人生态度上应该以孔子、墨子为榜样。《新青年》正面提出的三个口号是“民主”、“科学”、“文学革命”，辅助性的则有“人的文学”、“思想革命”，这些口号都没有什么毛病，它们推动着中国历史向前进步。之所以会牵扯到“孔教”，来由在于康有为公开发表的《致总统、总理书》，他主张恢复君主制，故而提出要把“三纲”为核心的“孔教”定为国教，列入民国时代的宪法。因此，《新青年》在1916、1917两年内发表许多文章，坚决反对“三纲”，反对君主复辟，如《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复辟与尊孔》、《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都是批判康有为的。胡适到1921年为《吴虞文录》写序时夸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并无“倒”字），那只是一句文学性的戏言，哪能算作口号？！至于林毓生先生把五四称作“文化大革命”的源头，认为没有五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那实在离事实太远，完全走向了真相的反面，我已发表过《“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等文章作了批评，这里就不赘述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邮编100871）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罗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