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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弘治刻本《枫林先生文集》价值考述(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献》 唐新梅 参加讨论

    二、《枫林先生文集》的史料价值
    弘治刻本《枫林先生文集》不见于万历刻本的38篇文章,无论对于研究朱升生平事迹,还是对于明史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首先,《枫林先生文集》能够澄清有关朱升生平事迹的不少疑问。例如,至正十七年,朱升归顺朱元璋,但关于朱升首次面见朱元璋的形式和地点,文献记载很不一致。一说朱升被征召至金陵,一说朱元璋亲自到徽州微服造访,夏玉润根据朱升所作《题柏山齐祈寺和唐子华韵(丁酉赴召时作)》二诗考证,当以前说为是⑧。在弘治刻本所载“藤溪陈氏”撰写的朱升传记中,明确记述为:“岁在丁酉秋,太祖高皇帝遣使即其居聘召至金陵,自是凡往。”⑨休宁藤溪陈氏为新安望族,朱升曾经师从这一家族中的陈栎,其家族成员的记载应该真实可信,且与朱升诗自注相吻合。又如,陶安撰写的《朱升除翰林侍讲学士诰》,是有关朱升传记的重要资料,但各种文献所载该诰的首尾日期和行文格式颇多歧异:《明文衡》始于“朕闻洙泗集群圣之大成”,终于“宜令朱升准此”⑩,仅有正文部分;《新安文献志》开篇署“吴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讲学士制”,末尾无“宜令朱升准此”六字(11);万历刻本《朱枫林集》前有“奉天承运,吴王圣旨”八字,后有“吴元年四月御宝日”(12);而弘治刻本前有“洪武元年,钦授诰命”八字,末尾以“宜令朱升准此”(13)结束。根据《明实录》,朱升由翰林侍读学士升翰林侍讲学士是在洪武二年正月戊申(十三日)(14),弘治刻本署为“洪武元年”,很可能是洪武元年年底就拟好了诏诰,次年正月十三日才正式颁布诏命,相比于《新安文献志》和万历刻本《朱枫林集》所署“吴元年”,这一日期更为可信。
    其次,《枫林先生文集》能够订补《朱升事迹编年》的阙漏。有关朱升的事迹编年,已有刘尚恒《朱升事迹编年》和王旭光《<朱升事迹编年>补遗》(15)等成果。根据《枫林先生文集》,还可补充以下编年事迹:
    后至元元年乙亥(1335),友人黄君启自歙南教馆辞归,作序赠之。(《赠古林黄君启先生序》)
    至正五年乙酉(1345),至友人戴庭芳所居之悠然阁,作七律一首,并撰《书戴庭芳悠然阁卷后》。
    至正十五年乙未(1355),撰《医僧寓上人诗卷序》。
    四月,为赵访所撰《黟令周侯政绩记》作跋。(《跋县令周侯政绩记后》)
    至正十八年戊戌(1358),为歙县丞胡君撰《春晖堂记》。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1361),撰《断石桥记》(桥在休宁县西溪上)。
    冬至,撰《送汪得玄万户谒选序》。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1363),休宁县丞徐安卿任满六年,升迁至繁昌县,为撰赠序。(《送休宁徐县丞饯行序》)
    洪武元年戊申(1368)冬至,为同里余元德之族谱作跋。(《跋竹轩余公谱序》)
    洪武三年庚戌(1370),撰《汤和诰》《陆仲亨诰》《廖永忠诰》《王志兴诰》《郑遇春诰》《费聚诰》《顾时诰》《耿炳文诰》等诰文。
    十一月,友人李子初出示叶斗南居所画幅,忆及往事,宛如梦幻,撰《题叶斗南诗卷序》。
    再次,《枫林先生文集》保存了多篇明初开国功臣诏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朱升作为文臣,在朝政上的功绩是参与了礼仪的修订,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注释了很多儒家经典,在文学上的成就是起草了大量制诰。尽管《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文章乃非所长,诗学《击壤集》而不成,颇近鄙俚”(16),只将《朱枫林集》著录于“别集类存目”,但诚如程迩在《枫林先生文集序》中所说:“天下初定,授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凡大制作必出其手,而朝廷表笺仪式,当时文章诗赋,权舆于世也。”(17)这才是合乎历史事实的评价。朱升所拟诏诰,除万历刻本收录的《中书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封宣国公诰》、《中书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封信国公诰》、《中书平章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封鄂国公诰》、《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邓愈诰》、《太史令刘基诰》、《翰林院学士陶安诰》等十九篇重要诰文,仅见于弘治刻本的还有《汤和诰》、《陆仲亨诰》、《廖永忠诰》、《王志兴诰》、《郑遇春诰》、《费聚诰》、《顾时诰》、《耿炳文诰》等八篇。根据相关史实,前者大致撰写于吴元年至洪武元年左右,而后者全部撰写于洪武三年,其时天下平定,大封功臣,上述八人皆得以封侯,分别是中山侯汤和、吉安侯陆仲亨、济宁侯顾时、长兴侯耿炳文、六安侯王志、荥阳侯郑遇春、平凉侯费聚、德庆侯廖永忠。《明史》本传中对各人封侯之事的记载比较简略,但都提到了“予世券”(即“免死铁券”)一事,朱升所拟八篇诏诰中的文字可与之相印证:“今天下已定,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礼典,兹与尔誓:若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18)可惜的是,尽管有“免死券”,但这些功臣中的大多数在后来还是死于非命;朱升虽因年老退休而得以善终,他的儿子朱同却没有那么幸运,仕至礼部侍郎,也于洪武十八年(1385)遭诬获罪。由于朱家五代单传,文献散落,使得《枫林集》的早期传本没能流传下来。因此,作为存世朱升文集的最早版本——弘治刻本《枫林先生文集》,既具有非常珍贵的版本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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