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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泰(1742-1813)，字啬生，宝山人。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恩科举人，四十五年庚子进士，曾为扬州府教授，历三十年，博综经史，善诗古文词，尤熟于赵宋人文集。他为人宁谧自守，读书论文外不及他事，晚年卜居昆山，与嘉定钱大昕、元和王鸣盛、仁和卢文弨、桐城姚鼐等人交好，并深受他们敬重。该跋作于乾隆五十八年，时李保泰当在扬州府教授任上。吴瀓埜即吴绍灿(1744-1798)，字澄野，一字苏泉，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五年恩科举人，乾隆四十年进士，官编修，曾编《金薤集》。吴锡麒有《家苏泉编修传》。赵翼《途中杂诗》(其三)后小注云：“昔与吴瀓埜、李啬生同游焦山，宿巨超禅室。今瀓埜先殁矣。”③可见，李保泰与吴绍灿为同年举人，二人关系颇善。李氏抄本所据为丛书楼本。丛书楼为清代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藏书之处。马氏兄弟酷爱典籍，好刻书，人称“扬州二马”，建丛书前、后二楼，藏书百橱。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马氏后人马裕进书甚多。尹洙《河南集》四库提要云：“《河南集》二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④可见，四库本《河南集》亦出自马氏丛书楼，但由于马氏藏四库底本不知所在，二者所据是否相同，暂难以考证。 李保泰跋后有翁同书二跋(图见封二)： 师鲁与欧阳永叔同时，以古学提倡后进。师鲁文章古淡与永叔相近，而峻洁过之。其集流传极尟，此本从扬州马氏丛书楼藏本录出，人间罕觏。军政之暇，点读一过，并校正其讹字。咸丰七年正月，翁同书记。(钤“翁伯子”印) 是书为宝山李啬生先生保泰藏本，末有跋语，十七卷以后先生手钞也。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最久，一时名宿皆与还往，尝刊惠定字《后汉书补注》行于世。其后人侨寓吾邑，以跋中不著姓，故备记之。同书。(钤“同书”印) 啬生先生次子同文，字竹农，道光甲午北闱举人。 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又号顨斋，江苏常熟人。翁心存长子，翁同龢兄。翁氏父子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藏书家，其常熟祖居设有“双桂轩”、“柏古轩”、“借一瓻馆”等藏书室，藏书蔚为大观。咸丰三年(1853)，翁同书被派往扬州，佐钦差大臣琦善军事，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军旅生涯。翁同书十多年戎马，虽在军中，依然丹黄不离手，读书校书不辍。据《顨斋自订年谱》，咸丰七年正是他进攻瓜州，战事正酣之时。又据翁同书《禀父母》(《翁氏家书》六)记载，其咸丰八年从军营寄回京师家中的书籍中有《河南尹先生文集》，当是此书。 综上，乾隆五十八年，李保泰于友人吴绍灿处获见扬州马氏丛书楼藏《河南尹先生文集》，属友人录之而未能终稿，卷十七以后乃其闲暇之时亲自抄写完备。因第二十六、二十七卷《五代春秋》已有任大椿刊本，不复重写，故存二十五卷。翁同书得到此书，咸丰七年利用军政闲暇对之进行了批校，并于咸丰八年寄回京师家中，故而得以保全。 翁同书对该书版本源流做了考证，并对文字进行了校勘。如《故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枢密使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四千百户食实封一千四百户赠太保中书令文康王公神道碑铭》“公上疏曰：‘昔鲁桓、喜宫灾，孔子以为御名、喜亲近，当毁者也’”⑤句，翁同书眉批云：“‘御名’乃‘桓’字，宋人避讳，可验此本从宋本传录。同书记。”且文中“桓”字右夹批“亦当注御名”，“御名”二字右夹批“‘御名’二字，当用小字夹注”。又《故大中大夫右谏议大夫上柱国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太傅韩公墓志铭》“永济生太子中允、知康州事(今讳)即上御名，始迁相州安阳”句眉批：“本作‘构’。此乃南宋刊本避讳。”宋钦宗名赵桓，宋高宗名赵构。翁同书根据文中“桓”、“构”二字避讳的情况，得出此本从南宋本传录的结论，无疑使其版本价值大增，颇值得重视。 依据祝尚书先生《尹洙〈河南先生文集〉版本考略》一文，尹洙文集整理较好者当为《全宋文》本。此本虽有舛误，但从南宋本传录，文字颇有可取之处，可校补《全宋文》之失。如《秦州新筑东西城记》“城，武备之一，譬于兵，为器之大者也。古圣王捍患庇民，弓矢甲胄，与城郭沟池交相为用，以利后世”、《答河北都转运欧阳永叔龙图书》“圣上慈明，永叔以忠亮被遇，不当以外内易虑，忘怀本朝也”二句中，“庇”、“忘”二字，《全宋文》本分别作“底”、“志”，颇不通，作“庇”、“忘”为胜，当是《全宋文》所据底本形近讹误所致。 翁同书校勘之文字，亦有能补《全宋文》本之处。如《故大中大夫右谏议大夫上柱国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太傅韩公墓志铭》“代还，授太子右赞善大夫，旋以例补外幕，授安德军节度判官”句眉批：“‘安德’，《碑》作‘彰德’。下云‘佐彰德军，年尚少’，似‘彰’字为是。”此文乃尹洙为韩国华所作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所收明抄本、《全宋文》本此处皆作“安德”。翁同书据《碑》文和下文认为“安”当为“彰”。参校《韩国华神道碑》云：“代还，迁右赞善大夫。会诏与相帅择贤佐，改彰德军节度判官。”⑥《宋史·韩国华传》云：“代还，除彰德军节度判官，迁著作佐郎、监察御史。”⑦可见，翁同书所校为是。又如《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西京上柱国陈留县开国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谢公行状》“江夏黄叔才尝作《杨允恭墓铭》，甚负其文，顾公曰：‘能损益一字者，我当辨之。’公削去二十一字，叔才叹服不已”句中“辨”字，《全宋文》本亦如是。翁氏夹批云：“当是‘拜’字。”据文意，此处乃表达敬佩之意，翁同书所校较原文更为妥帖。再如《上吕相公书》“夫三千之御三万，与三万之御三十万，其势甚易”句中“易”字右批：“异。”此字《全宋文》本亦作“易”，然根据前后文意，此处当是表达二者之势的不同，“易”字虽有改变、变化之意，但多作动词，“异”字则甚契文意，且后文亦云“三千之御三万，则异乎此”，翁同书所校为善。可见，无论是文本还是翁同书校勘文字，此本都颇能补《全宋文》本之不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