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到本文开始的悖论，我所关心的并不是青年写作是否有同质化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相反，我关心的是这样一种话语及其正确性、正当性产生的机制，以及对青年写作、青年文化所造成的伤害。在这样一种话语生产机制中，蕴含着如下的逻辑：“青年”既是希望，也是问题，他们既要领受前辈或老年人的赞美，也要心悦诚服地面对他们的“指责”、教训和引导，而不需要、也不应该对此进行辩驳和质疑。这样的话语逻辑往往隐藏了最后的秘密、最本质的因果关系，即老年人、年长者才是青年人那些被前者揭示、批评的“病症”的制造者——尽管他们常常带着“正确”的“经验”的面具。在本雅明的《论经验》中，他认为青年人要与戴面具的成年人斗争，成年人戴的这个面具的名字叫“经验”（Erfahrung）：“没有表情，无法看透，永远相同”。“他们可曾鼓励我们去追求新的事物，伟大的事物，属于未来的事物？并没有，因为这是不能被经验的。一切的意义，真的，善的，美的，都是在自身中确立的；我们能在那里有何经验？——而秘密正在这里：因为他从来没有抬头去看伟大的和有意义的事物。为此，经验成了庸人（Philister）的福音书”。“因为除了那庸俗的，那永远属于昨日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能和他的内心向联系”；“因为如果他要进行批评，他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创造。这是他不能做到的。” 对于青年写作同质化这样一种“经验”而言，我们也必须警惕其背后那“庸俗”的、“永远属于昨日的东西”。其实，所谓对抗同质化的异质性、个人性、独特性、创新性等审美想象，也不过是一项80年代的美学遗产，“正确”而空洞地指引着青年写作者的方向和“终极目标”，经常是徒劳地耗费着青年人的青春、热情和渴望。这样一种“经验”、一种规训，牢牢地把青年人拘囿在有关“文学”和“创新”的狭小疆域，追寻着“小小的孤独游戏”。媒介的巨大革新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早已深刻改变了旧有的文学观念，学者们反复提出“文学之死”、“小说之死”，或者宣称“阅读时代”已经走向尽头，“再生的神权时代将会充斥着声像文化”（布鲁姆），以及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已经不可能再出现提供“新感受力”的典范之作（桑塔格），诸如此类的论调，常常被我们认为不过是“危言耸听”，或者仅仅作为一种也算正确的观点简单视之，而不能促使我们从根本上去审视旧有的文学观念的问题和局限，从更深刻、衰微的当代性中理解文学的功能和未来。事实上，当自认为更有文学经验的前辈指出青年人写作的所谓问题时，往往是在有意无意地把青年人引向“庸俗”的老路，那些看起来正确的、必需的文学前景的描述，往往是轻佻的、无效的，只会陷入无意义的动情互喊、相互缠绕。病症永远是病症，药方还是那些药方，文学话语借此反复滋生。陈旧的文学观念对应的是陈旧而强大的文学权力，他们只有拒绝反省、坚持成为本雅明所说的无精神之人(Geistlose)，才能牢固地维系和保有这样的权力，因此他们并不真的渴望异质性、渴望有反叛意愿的个人化，而是在想方设法抑制这些倾向的出现。 1925年，鲁迅在回复《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调查时，留下这么一句饱受争议的话：“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同样的道理，倘若青年们真正拥有了自由、创造、异质的权利和空间，那他们的写作有一点同质化“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而缔造这样理想的“青年之国”，可是比所谓“写出好的作品”、“抵抗同质化”要艰难和重要的多。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由，我把青年写作的同质化问题当作一个真的“问题”——包藏着复杂的文化症候，同时又是一个“伪命题”——仅仅局限在文学范畴中讨论是伪饰性的、没有意义的。而我们当前使用的文学话语中，类似的话语症候和伪饰还有很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