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忽略了资本和媒体环境形成的诗歌之“伪”和诗歌之“恶”。媒介话语一旦受到追捧成为一种主导性权力，这种媒介就不可能不偏不倚。资本和媒体塑造并规训了这个时代的诗歌生态，更多的人却是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随着个人、团体、机构等对诗歌节、诗歌奖和诗歌活动以及诗歌出版、传播的深度参与，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包含炒作、营销因素在内的持续升温的诗歌局面。资本话语和媒介话语进一步形成了权力话语，并进而导致了泛诗歌、伪写作、恶俗诗人的大批出现。 时下的诗歌批评者不仅缺乏批评的勇气，处于无效的失语和不作为状态，而且还沦为了文化投机者和捡拾诗歌垃圾的人。” 与当下诗歌的火爆、分化、裂变、多元和无序的状态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无力的失语的甚至不作为的诗歌批评。诗歌批评深入当下、直指命脉、一语中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能力普遍偏弱，更多的批评者沉浸于碎片化的诗歌文本“咀嚼”和诗人个案的“表扬稿”。与此同时，倒是越来越多的几无标准和建设性可言的资本批评、媒体批评以及无节操的诗歌批评正在大行其道。尤其是一些不负责任、只以眼球经济为惟一驱动力的媒体夸大了诗歌的负面性。而在新媒体平台上，持不同立场的各种诗歌流派、团体的诗人之间的相互打压、嘲讽、对立甚至敌对状态越来越严重——这与交互性的媒体功能形成了反差，甚至诗人间动不动恶语相向、进行人身攻击已不是个别现象。 新媒体的多重功能 当下中国诗歌乐此不疲、目迷五色的热闹场面几乎前所未有。与之相比，即使上世纪80年代火热一时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也是相形见绌而上不了台面的。时下主导性的诗歌表象以及多种合力形成的普遍印象是各种文化资本的介入，同时，近乎革命性的新媒体和自媒体几乎是一夜之间使得诗歌回暖、升温、火热、繁荣，叫好声赞叹声不绝于耳。这对于一向自嗨、自洽、自我的封闭性循环的小圈子诗歌生态而言自然是一种“乐观化”、“大众化”的与时俱进和某种程度的纠正——从诗歌文体的本质而言其恰恰是安静的、自我的、小众的，而一时无两的媒介交互性和强社交功能使得诗歌话语权、自主权和主动权转向了“个人终端”和“大多数”。在多种渠道的文化资本尤其是崭新媒介带来的诗歌“红利”利益均沾的同时，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诗人、评论家以及文学教育从业人士却在乐观、进步的表象下恰恰忽略了资本和媒体环境形成的诗歌之“伪”和诗歌之“恶”——一边是王婆卖瓜，一边是牛二横行。尤其是公众、诗人和研究者对新媒体话语的认识不仅不深入、不全面、不客观，而且是几乎忽视了媒体话语的多重性功能。事实是，媒介话语一旦在一个时代受到追捧成为一种主导性权力的话，这种媒介就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且恰恰是形成了话语的强大伦理功能和社会效应，“媒介的形成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尼尔·波兹曼《媒介即隐喻》）。主流和主导性的媒介显然更具有强大的过滤、塑造功能——“新的媒体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甚至无形中形成了新的洗脑方式，这是一种柔软的近乎天鹅绒监狱一样的新一轮的规训，无论是对于诗人还是批评家而言都是如此。资本和媒体塑造并规训了这个时代的诗歌生态，更多的人却是沉浸其中难以自拔——这样说并非无视资本和媒体的积极功能。 已近乎明日黄花的网络论坛、博客和微博以及正逢其时的诗歌微信群和公众号都使得缺乏共识、辨识度和公信力的现代诗进一步被稀释、压抑和遮蔽，尚未达成的统一性被进一步解体。这样说并不是忽视诗歌的当下“战果”，而是要强化“伪”与“恶”的“诗歌病”正在无孔不入。我想到一位诗人的一段话：“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尽管对粉丝文化的观感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肯定是击中了一部分要害所在。可是，资本和媒体的消费和盈利法则以及对诗歌生态形成的不良效应，在批评家那里却是无视的——不该为此脸红羞惭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