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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官”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作家艺术家作为人类历史的书记官，书写人类历史应当秉持正确的历史观。作家艺术家所创作的历史文本应当正确揭示历史变革的根源、对象、动力、目的和前途，表现社会转型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充分展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创造精神以及社会进步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幸福感。 应当反对虚无的历史观。我们注意到，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些对革命史怀有异见的人，掀起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浊浪。他们否定公认的革命史实，毫无节制，甚至肆无忌惮地揭露革命过程中的所谓阴暗面，对艰苦卓绝的革命业绩和英雄人物进行颠覆性描写，对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精神偶像进行攻击和篡改，伤害了人们热爱英雄的真挚情感。这种言说和书写实际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超越了文学本身的界限，缺乏善意，放肆轻率，解构历史，颠覆历史，令人无法容忍。这种通过“去革命化”“去英雄化”，达到“历史虚无化”的胡编乱写，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泥淖，是对历史的最大背叛。 应当抵制倒退的历史观。从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工业现代化进程也确实给人的生存环境和精神世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有的文学家从简单的道德层面，赞赏田园牧歌式生活方式的和谐，迷恋宗法制的社会文化结构，对工业现代化历史进程表示不满。有的作家对农民古老传统的生存方式非常熟悉，却以空乏的艺术手法，对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出质疑，进行颠覆性描写。他们迷恋昨天的梦幻，对过时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概加以美化和诗化，否定农村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作家艺术家应当防止和克服陷入历史倒退论的迷误。长期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形态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制，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从全局、主导方面和发展趋势上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应当理性地、愉快地向饱受屈辱、充满苦难的过去告别。 应当消除幻想的历史观。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变革应当理解为一种现实的运动和实践。只有依靠强大的社会实践的力量，才能真正地实际地改变人的生态，推动社会的进步。一些学者和作家非常崇拜西方学术宣扬的语言幻想和审美幻想。从语言幻想方面来说，他们认为通过语言的重新编码，改变语言结构，发动语言的人本主义革命，可以影响和促进现实生活的社会革命。实质上语言革命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重组语言，并不意味着使人的生态和现实生活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是一种语言的乌托邦。从审美幻想方面来说，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诸如“审美救赎”“审美乌托邦”“诗意地栖居”和“以审美代宗教”等提法，都带有明显的假定性和幻想性。美好的幻想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幻想的胜利往往掩盖和遮蔽着现实生活的失败。这种苍白、空洞而虚假的语言幻想和审美幻想，不可能照亮人们思想解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曾反对鼓吹人们在“纯理论”和“纯审美”领域中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他们把反对这种幻想视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原理”，是不无道理的。 有诗云：“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当代中国作家一定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攀登艺术高峰，关键在队伍。有理想、有志气、有信仰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职责。攀登艺术高峰需要培育拥有攀登艺术高峰能力的大师级作家艺术家。他们扮演着人类历史的书记官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双重角色。他们成长为文坛艺坛巨匠，需要经受时代变革的洗礼，需要接受人民的哺育，需要经过艰苦生活的砥砺，需要练好内功，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无限风光在险峰。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作者简介 陆贵山，1935年出生于辽宁辽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执教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50余年。著述300多万字，如《艺术真实论》《审美主客体》《宏观文艺学论纲》《人论与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文艺理论与文艺思潮》《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等。被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分别授予“中国文艺理论突出贡献奖”和“马列文论研究终身成就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