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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沸现场与百年游踪 多样化的诗歌传播方式、出版渠道的拓展以及社会影响度的提升是不争的事实。诗歌与公共空间的对话、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跨界与融合成为年度话题。这似乎都在提醒——诗歌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回暖”“升温”，而是“繁荣”和“一片大好”，又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然来临。但是，越是火热的诗歌年代越需要沉静下来予以反思，因为从文体特性来说诗歌的持续升温是反常态的。 滚沸、炙热的诗歌现场背后的深层动因、内部机制、精神场域以及空前复杂、分层的社会现实、诗歌美学上的分化都亟待甄别、过滤、辨认、反思。比如一年来无比火热的诗歌活动和高分贝的造“节”运动。高举国际视野、地方政府经济搭台、文化资本利益挂钩成为一些诗歌活动的驱动。吊诡的是，如此热烈的诗歌现场和造“节”运动中缺席的恰恰是“诗歌”和“诗性正义”。目前国内有五花八门的300多个诗歌奖且不断攀升的奖金数目令人咋舌。相比欧美等其他国家，中国的诗歌奖项多且乱，很多都不具备公信力。 2016年是新诗百年诞辰，面对新诗百年，其历史化和经典化已提上日程，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形成的自身传统已是事实。但是，新诗发展的瓶颈、有效性也需要重新反思。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与《扬子江诗刊》社联合举办的“百年新诗论坛”就新诗的现代性、地方性、形式建设、译介、少数民族诗歌、长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于进一步厘清百年新诗的问题具有建设性。一度模糊的百年新诗面孔正在一次次的累积中变得越来越清晰。新诗的动力就在于它有很多的方向，有诸多的可能性形态。所以当我们面对百年新诗的时候不可能用一顶帽子去扣住它，它可能会有其他的你认知之外的形象。新诗百年，自由、开放和创新一直是其发展的核心，但是其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恰恰是“新”。新诗百年之际谢冕认为不能因为“新”而丢了“诗”（《中国新文学：百年的忧思与梦想》）。而越来越叙事化、段子化、散文化和定型化的写作无疑给新诗自身套上了禁闭的枷锁，如何进一步突破和创造成为当下以及今后诗歌发展的关键。一百年的中国新诗最关键在于一个“新”字，这并非是简单化的文学、社会和历史的进化论，而是代表了实验，意味前所未有的开放性的创造方式。 “诗”与“歌”的分化或对话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这不仅出乎太多人的意料并随之产生不解、尴尬甚至愤怒，而且更进一步挑动了人们惯常意义上对诗歌以及诗歌边界、文学等级和惯见的理解与刻板印象。 就汉语新诗而言“诗”与“歌”的分化、分家或“分手”已经很久了，而西方的摇滚乐与先锋文化和社会运动却密不可分——街头意识形态、青年亚文化、异见文化、时代精神和幽暗的体制的复杂关系。摇滚乐不乏理想主义的传统和音乐政治的诉求。尽管从诗歌来说，鲍勃·迪伦深受兰波、狄兰·托马斯和艾伦·金斯堡等诗人的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代表了新的世界诗歌写作标准，而是一种可能性——被忽视的诗歌传统。就诗与歌对话这一隐秘关系或久违的传统，已很少谈论“诗教”和“乐教”，业界更多关注的是诗与歌的平行和分化关系。而从近年来诗与歌对话性的向度看，“歌诗”的传统在当下仍在延续，一些唱作人和民谣歌手、民谣诗人一直在做探索性的尝试。尤其是诗歌跨界传播一定程度上将诗以歌的形式推向了大众。因此，如何更好地推动当下诗歌创作，在强调诗人独立写作的同时关注诗和歌的结合，对于今天的诗歌传播来说作用巨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