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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文学批评家”是一种职业的话，现在这个职业经常让从业者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在消费主义和互联网的双重催动下，社会世俗化程度不断加深，批评家的影响力很容易就被消解在众声喧哗之中。批评的失效状态也加剧了批评家情绪和身份的焦虑，当安迪·沃霍尔说的“每个人都可以当15分钟的世界名人”成为现实的时候，批评家的精英身份变得可疑起来，连带着我们也常常诘问自己：批评为何？ 从时代看，在“点”和“面”上，现在做批评比以前容易了。近40年以来的思想解放，使得当下的文学思潮芜杂多元，新媒体技术更使文学进入“全民写作”时代，文学现场空前复杂。同时，文学史在延伸，文学作品不断积累，当代文学宝库变得不断丰富；而从理论上看，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丰富性也得到了很大提升。所以，观察文学的点、线、面日渐增加和拓展，相对来讲，批评的可选择性增加了。就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来看，过去对文学的社会观察和政治判断高于艺术审美，文学批评在封闭的话语体系之中运行；现在文学批评不仅视点是开放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也是开放的，批评的边界有了很大拓展。 事实上，“易”只是表面现象，就批评家的研究来讲，难度反而增大了，做一个好的批评家更难了。首先，文学的知识性、专业性在增强，文学学科的体系不断完善和丰富，前代理论家、批评家的研究成果被定律化、公式化、普及化，后来者的出深、出新、出彩的难度加大了。这给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文学的“交叉科学”性质越来越明显，与影视等其他艺术门类和媒体的关系也比以前密切的多了，过去熟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就可以做批评了，但是现在还要熟悉哲学、人类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一个好的批评家必须是“百科全书”式的。此外，由于文学现状的复杂性和剧烈的变化性，对文学的整体把握变得越来越难，批评很多时候变成了“盲人摸象”，大多数时候批评家难以对当下的文学现场做出准确的概括。 陷在“易”与“难”的纠结之中，当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的确令人担忧。我们的批评文章常常是既不能“服”批评对象，更不能服众，很多批评文章成了“三人读”：被评论的作家、报刊编辑和批评家自己。这种现象既与社会文化特别是媒体的变迁有关，也与当下的文学生态有关，但就文学批评文章本身来说，批评家自身难辞其咎：一是写的太“难”了，用各种已有的文艺理论观点做工具解读作品，甚至打着评论作品的名义卖弄学问，文章中充斥理论概念、名词术语，非专家教授不能懂，普通读者或许会“不明觉厉”，但多半会弃之而去。二是写的太“容易”了，把评论写作当成“练武术”和“打月饼”，按照套路写，用固定的“模子”生产文章，开头引用名人名言，随后简介作品梗概，然后分析人物形象等；或者低估读者智商，把评论文章写成“作文”，“心灵鸡汤”般地阐述谁都明白的道理，读这样的文章味同嚼蜡，自然不会受到读者欢迎；三是写的太“急”了，仅仅经过浮皮潦草的阅读就轻下断语，写文章时罔顾论证的逻辑过程，轻易得出结论；四是写的太“远”了，远离文本、对空言空的，远离时代、观念陈旧的，远离要表达的中心观点、“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文章屡见不鲜。 分析这些原因，固然批评家的理论素养、学识水平和文学眼光起着决定作用，但是不能不说，批评家的“职业态度”也是重要因素。在文学史上，之所以批评家得到作家的敬重，是因为批评家真诚对待作家和作品，从而建立起了彼此之间的互信，批评家的工作在作家那里才会有效。在当下的批评现场，批评存在的上述缺陷，让批评家在某种程度上失信于作家，也就失信于普通读者。因此，增强批评的有效性，批评家的态度非常重要： 一是做批评不是“闹情绪”，批评家要与作家理性对话。作家的文学审美观念千差万别，但是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之分；作家拥有个体的创作自由，不是要按照什么具体的标准去写，所以批评家也没有理由要求作家怎样写或者不怎样写，批评不能前置于创作，因此并不能给作家提供“写作圣经”。所以批评家应当平视作家，与作家展开艺术的对话和心灵的对话，而不是充当“教育”作家的角色。批评家可以评价一部作品的好与坏，但是不能因为作品不符合自己的趣味就否定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作家的劳动；批评应该依据文本说理，要批评作品，而不是带着情绪批评（褒扬）作家。 二是评家不能离开自己去批评，要在批评中融进自己的情感。文学批评是需要理论做工具的，但不是会使用工具的人就是批评家，批评本身不是用理论去解剖作品，理论的工具性只是为认识作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工具作用的发挥不是批评本身。批评家不能被时代裹胁，要有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应该是个人情感、审美趣味和文学主张的综合体现。批评家面对文学作品、作家或文学现象，应当用自己的情感和审美去感受、体会、分析作品，并在批评文章中直观地表达意见。说穿了，文学批评是批评家对文学的感受，要带着批评家的体温。做批评不能闹情绪，但是要有感情，我们可以对作品做“庖丁解牛”式的分析，但是我们要做“庖丁”，而不是去做他手里的刀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