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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宏伟、夏笳和飞氘而言，他们的科幻小说所具有的现实性和当代性则是另一种面目。他们的科幻作品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软科幻所不能涵盖，因为在他们那里，科学的叙事功能明显已经发生改变。他们的小说如果非要说是科幻的话，称之为“技术幻想小说”或后科幻更为恰当。 虽然科幻小说很难被纳入到现实主义脉络之中，但它所具有的现实回应和表象能力，并不比现实主义诸流派要差，差别或许只在于表现方式的不同，而非表现能力的强弱。卡尔·弗里德曼曾指出，科幻小说与其所处时代之间有着“最强劲的联系”：“科幻小说的主题和社会理论的主题通常是并行不悖的”，“科幻小说的内容经常受到现代社会理论观点的影响科幻小说的文本形式恰恰就倾向于这样的特权，它建立的基础有别于我们的社会，但并非和我们的社会之间就没有合理的联系”，“科幻小说的叙事结构所遵循的原则使得科幻小说比其他风格的小说更接近符合社会历史变迁和发展的革命的辩证法”。就刘慈欣、王晋康为代表的科幻写作而言，它们大都是一种宏大叙事，所谓“地球往事”“逃出母宇宙”等等。这种宏大叙事被认为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与时代同步的认同焦虑”，他们的作品显现出来的，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所特有的焦虑，比如说科学进步引起的跨国资本的扩张、人性的异化、种族等级观念、民族认同的分歧以及人类命运的走向等宏大命题。虽然这些命题在西方的科幻写作中也一直存在，但因与中国百余年的后发现代化进程耦合一起，因而也就具有了中国文学的“当代性”的独特内涵。比如说刘慈欣的《西洋》。这也是一篇重新想象世界政治格局的小说，小说中虽然出现了1997年7月1日这样的历史时间，但这一时间中实际上是以未来的指向显示其意义的。1997年7月1日，不是香港回归中国，而是北爱尔兰从中国的殖民统治下回归英国。这时的世界中心并非美国而是中国，纽约也成了中国的新大陆。这样一种想象的由来，源于1420年下西洋抵达索马里时郑和大胆的选择，历史因此而被改写。 但对于李宏伟、夏笳和飞氘而言，他们的科幻小说所具有的现实性和当代性则是另一种面目。夏笳曾在一篇文章中把刘慈欣《三体》之后的科幻写作称之为“后三体时代”，应该说是道出了他们之于前辈科幻作家的不同诉求。作为更年轻一代的科幻作家，比如说李宏伟、夏笳和飞氘，他们的科幻小说与刘慈欣等人为代表的科幻作品相比，别异越来越大于趋同。比如说夏茄的《汨罗江上》，颇类似于穿越小说。飞氘的《东方快车》则带有政治隐喻的色彩。更有甚者，像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显然带有先锋小说的流风余韵。如此种种都一再表明了“后三体时代”（夏笳）科幻写作所呈现出的新变和异趣。这些作品早已超越了所谓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区分，因为像李宏伟的科幻写作不仅显示出科幻写作的哲理化倾向，同时也带有文学写作的形式实验的尝试。他们的科幻作品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软科幻所不能涵盖，因为在他们那里，科学的叙事功能明显已经发生改变。如此种种，都使得如何命名及阐释作为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