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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的先驱 张江：鲁迅的精神遗产中，当然包含了诸如“立人”思想、国民性反思、拿来主义等相对具体的存在，但超越这些具体存在的背后驱动，则是一种发自思想深处的文化自觉。他的文化自觉连结着宽广而深厚的文化视域，既有对民族文化的忧虑与反思，也有对民族前途的拷问与考量；既有对本土文化的诊脉和甄别，又有对世界文化的探究和展望。 袁盛勇：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局时代。作为一个浸染着传统也沐浴了西风的读书人，鲁迅在晚清民初应该说是经历了一个文化感受上的嬗变期，既有感伤、悲愤，也有亢奋和激进，而到了“五四”新文化前夕，他更是甘于沉埋于古碑和拓片之间。其间的寂寞和无聊，在我看来，乃是与一种文化上的悲凉感联系在一起。此种体验其实在鲁迅早年《文化偏至论》等文言论文中，已有突出表现。鲁迅的文化启蒙，其实就是从这个悲凉的文化感开始的，他在当时中国文化的九曲低洄中感受到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苦楚，但也看到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文化生命和内在活力。 鲁迅文化观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间亦有一以贯之之处，这就是在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鲁迅着眼于二者的调适和兼容，以及在此之上的创造性发展。鲁迅早先倡导“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后来高举“拿来主义”，并且向往一种“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的汉唐气魄，这些无一处是引导人们去割裂中国文化的，反而是促使人发挥文化创造的主体性和自信力，中西兼顾，相生相合，进而去创造一种属于新时代和新世纪的中国文化。鲁迅在文学和文化创造的根基处始终着眼于对始源性东西的探寻，他早年所谓的“复古”不仅仅具有历史性内涵，更具有形上的方法论意味，其间是寄寓了一种文化生命的民族向度和人文情怀的。鲁迅的文化观始终具有一种生命的热度和民族情怀，与其说他是从文化民主主义走向世界主义，毋宁说是用新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重构内心深处的文化民族主义，其旨归是让中国人站起来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让一盘散沙似的中国发展成一个真正的“人国”，而不至于从“世界人”中被挤出。因此，作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先驱，鲁迅的文学和文化之路是中国文化自我拯救和复兴之路延续与发展的一部分，而非割裂和阻断。 文化的自觉是跟知识分子的人文意识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示了鲜血淋漓的某种属于东方的沉沦，“救救孩子”的呼声至今仍回荡在历史和现实之中；也塑造了愁苦可怜但又于无意识中具有某种超越性精神内涵的阿Q，深刻揭示出某种国民性的病根；即使在《野草》一类充满诗意和人生哲理的创作中，自称所采撷的也不过是地狱边缘的几朵白色小花，令人无法产生更多美的遐想。如此等等，鲁迅其实在对“铁屋子”体验的多维度展示中，也把自己的心烧在其间。鲁迅未尝不是狂人，未尝不是阿Q，但其更心系来自无穷远方的人们，乐于驱逐和审视人间的鬼魅，这又何尝不是他笔下那个执著前行的过客。所以，鲁迅文学实践中的批判和解构，并非是一种所谓文化的破坏，他不倦地往前走去，指向人生和文化之路的建构。这无疑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文化自觉。 当然，鲁迅是人不是神。鲁迅在文学和思想实践中前行的路，也是一条在犹豫彷徨中挣扎前行的路。他的挣扎与批判，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文化自觉，在这自觉中，现代中国文化的某些现代性缺陷才会得以显现，也才会获得拯治。在这个意义上，坦然而真切地面对鲁迅及其他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先驱，回到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那里去，在我看来，乃是对于鲁迅精神的自觉承继和光大。或许惟其如此，鲁迅才会永远生动地活着——是的，在人类文学和思想的天空，鲁迅是永远不会逝去的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