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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自我认同 实现个人价值 当然,女作家的文学书写之所以成为“女性写作”,并不仅仅是因为女作家参与了新时期以来的一系列文学潮流,而是因为她们在文学书写中触及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自我认知、自我觉醒和自我建构。我们无需为女作家们贴上“女权”或“女性主义”的标签,但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参照系,聚焦于女性文本中的性别建构,有助于我们追述自晚清以来开启的女性性别认同之路,有助于我们思考在与民族解放相依存的这一百年里,女性在自身的觉醒和解放之路上究竟走了多远。 家庭和社会是确定女性性别角色的两极,女性获得解放的基本路径是走出家庭,和男性一样进入社会活动、介入社会变革、扮演社会角色,进而获得社会地位,实现自我价值。“五四”以来的女性书写基本上也是通过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来探讨女性的性别认同和性别建构问题的。冰心、庐隐、凌叔华、丁玲这些现代女作家以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情感体验表达了她们对新女性自我认知和性别认同的不同思考,为新文学也为新女性的成长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印记。直到新时期,随着自我和“人”的重新被“发现”、女性自身情感和生活困境的被感知,刺激着新一代女作家们开始重新寻找失落或者曾经被悬置起来的“自我”,重新思考女性的自我认同与性别认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她们仿佛又回到了现代文学的起跑线,所不同的是,“五四”前辈思考的是走出旧家庭的女性该向何处去,而她们思考的则是被赋予各种社会身份的女性出路在何方。 当家庭建设、爱情生活、个人价值等这些“五四”前辈们讨论过的话题再一次出现在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中,关于性别差异的思考逐渐溢出绵密的宏大叙事的缝隙,晕染出一道别样的风景。 在家庭建设方面,新时期初年的女作家往往让主人公在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之间苦苦挣扎,比如《人到中年》《在同一地平线上》。但随后,王安忆、池莉开始让笔下的人物重新归位于传统女性“主内”的角色,探讨女性在“份内”实现个人价值、获得自我认同的可能性。王安忆的《流逝》《逐鹿中街》,池莉的《不谈爱情》《来来往往》等都属于此类文本。在她们看来,既然社会结构因女性走出家庭从事社会工作而发生变动,就不应再单方面地鼓吹女性的“忘我”、“牺牲”和“奉献”,男女双方都需要在婚姻中成长,学会做丈夫和妻子。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代表,新时期初年的女性写作对爱情处理均强调其“纯洁性”。王安忆《岗上的世纪》、“三恋”中对“性”所赋予的生命本源力量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对女性主体的认知和升华。到了1990年代,林白在“个人化写作”的旗帜下,甚至直接将女性的自身描写当作自我认同的有效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