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汉帝制影响中国文学的生成 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学的生成，目的是要了解秦汉的帝制形态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认知的。秦国正是在对帝道的崇信中确立了帝制，并按照帝道的刑德论来确立“重刑轻德”的国策。汉初也是在推崇黄帝、老子之道中延续帝道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对“五帝三王之道”的推崇，逐渐实现帝道、王道、霸道的学理融通，确立了后世帝制运行的基本模式。 秦汉时期形成的道义观，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皇权与儒生之间思想价值诉求上达成的共识。先秦诸子在讨论人之为人时，提出了“仁”、“兼爱”的概念；在讨论人之能群时，提出了“义”的概念。由此形成的义政说，从学理层面强化了社会群体建构的基本价值观，即必须以公共利益、社会责任作为国家建构、政权运行、社会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外在尺度。我们在对诸子学说进行梳理时发现，“义政”、“义兵”、“道义”观念在秦汉之际不仅得到了强化，而且最大程度地得到了全面分析，其作为公共社会建构的学理，在《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等著述中被深入阐释，确立起中国的政治道义观、历史道义观、行政道义观，成为评骘公共行为的标准。 义政学说的形成，在于为天下秩序确立了一以贯之的法则，即无论皇权还是平民，必须要服从人之能群的基本法则，按照群体共处的基本法则确定政治行为、确立行政措施、约束个人行为。为了明确“道”与“义”的至上性，诸子提出“圣人配天”与“君子制义”的主张，从而将“道”的理解、“义”的阐释掌握在士大夫群体手中，作为对君权、皇权进行干预的手段。从天下秩序来看，朝野关系是政权稳定、社会有序的基石。如果社会精英能够按照合理有序的通道进入朝廷体制，且朝野能够形成有效的对话与协调机制，天下秩序便能长时期地保持稳定。西汉所确立的“共定天下”之论，明确了君主、皇室与士大夫的合作关系，从而吸引了士大夫对朝廷的认同，维持了两汉四百多年的政权稳定。 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观察，就会发现“文学”在周秦时是被作为一项技能，在秦汉成为一个职务，逐渐被纳入到官吏体制中进行管理。而对“文学”的培养，体现了行政系统对文书撰制中经学内涵、义理表达、文辞技巧的重视；对“文学”的选拔，则表明国家寻求到了士人通过学习进入体制的通道，这不仅吸引了士人对文学的学习，而且成为士人入仕的常规途径。其端在治，其用在学。从汉武帝开始到东汉末，“文学”作为官吏选拔的常科，为汉代经学传承和汉代文学创作培养了大批人才。至汉魏之际，各郡县普遍设立文学职务，群相切磋，宴饮唱和，为魏晋文学的繁荣做了人才上的储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