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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后画作题咏日广，然却未必人人愿为集句，而集句题咏者自以诗人为多。集句、题咏大致同步的发展使集题的流行成为可能。一方面，集句发展与宋人重学问、喜用典有关。如王安石说“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黄庭坚倡导“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集句本身也可说是特殊的用典。诗歌创作重视传统也推动了集句发展。“江西诗派”尊崇杜诗，此后学杜、注杜、集杜日渐普遍。集句“递相祖述”，可堪作诗一法。集句成熟方能集以题咏。 另一方面，绘画发展是集题的文化背景。绘画发展表现为内外两个层面。内在的是诗画融合。宋元后题诗于画日渐普遍。晁补之言“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清方薰讲“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这是“画中有诗”的新发展，从以画写诗转向诗与画、题诗（作为书法）与画面的直接结合。于是宋蔡绦《西清诗话》讲“丹青、吟咏，妙处相资”；《野趣有声画序》讲“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除这种题诗“补”画，还有因诗作画。北宋后径以诗文意作画者不乏其人。马和之曾为宋孝宗所写毛诗配画，明代更产生了《唐诗画谱》这样的“图书”。诗画融合使得题咏乃至集题成为一种艺术需要。 绘画繁荣外在表现为诗画品题的日常化。绘画、题赠融入文人生活，同时也促进了画家与诗人身份的结合。懂诗的画家尤其是懂画的诗人一出现，集题创作的主体条件就有了。“元四家”吴镇讲“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画家认为，诗重于画，可见其兼通。而诗人兼有画艺者亦大有人在。文人雅致与交往需要推动了绘画繁荣，于是画作题咏成为一种文人生活方式。 近代词人张尔田《柱尊与宾虹同泛桂江属宾虹作图为集玉溪生句题之》包含一段诗画生活的雅事：1935年陈柱与黄宾虹同游桂林，陈请黄作画，黄作《桂林山水长卷》并题诗相赠，陈跟题一首，后来潘飞声、夏敬观与张同在陈处品赏并留题。诸作虽非步韵、分韵，但也是一种诗会。前人社集不乏赏画之题，像林彦博集句《题渤海从军图》《题衰草斜阳默立图》也都是社课。这种文人诗画趣味促进了集题的生成。 中国诗与中国画与生俱来的“诗中有画”“诗画一律”气质，使得原句作为集题的素材成为可能。集题能凑泊而得自然，实有微妙之旨。历代被集最多的是陶渊明、杜子美、苏东坡；而古人诗作成为绘画题材最常见的亦是此三人。可想集句和画作题咏结合与陶的山水田园旨趣、杜诗的博大精深以及东坡的随物赋形手法不无关系。从创作心理看，集题这一有趣现象的出现，根源于中国文人内心深处涌动的游艺精神。 孔子提倡“游于艺”。朱熹称：“游者，玩物适情之谓。”中国文化的“游”，其目的在于交通，状态类于驰行，效果不乏娱乐。集句之法也是游艺精神的体现。历来集句像文天祥那样的严肃之作很少，多数是意在戏谑。宋人认为集句是“以文为戏”，“近世斯人游戏法”，盛极一时。“方直迂阔”如司马光都有集句戏谑同僚。当代学者吴承学将集句比作插花、调酒的艺术，讲“语言形式对于集句诗人，就如‘魔方’一样，信手转弄，变化无穷”，以“陌生化”见巧思、雅趣。集句又有炫学意味。如明陈循《东行百咏集句》、清黄之隽《香奁诗》等，累牍的集句之作很多。在题材、手法、形式上集句也不乏游艺之义。历代集句多赠答、咏物，像梅花题材代不乏人。宋郭适之《梅雪集》、李龏《梅花衲》、明童琥《集古梅花诗》等都是专集，更有甚者，清张吴曼“终身咏此一花”，非“适情”“涵泳”是不可能的。手法像集词为诗、集诗为词等颇见趣味。《牡丹亭》《长生殿》有集唐“下场诗”，更是游艺的新领域。明黄佐《秋怀集句》四首以顶真写集句，新颖别致。同时游艺的画作题咏与集句交融，便生成了文艺百花园中最富游艺精神的一朵奇葩。 （作者：孙浩宇 系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