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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典论·论文》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国事角度肯定“文章”的功能。除礼乐教化与战事武功外，文章著述也是影响国家治乱兴衰的因素，文人通过著述即可达到生命的不朽。虽然承继《诗赋略》中强调“诗赋”与“载道”的关系，不过曹丕“载道”的内容更倾向于“个人之道”的表述，其“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的主张，重拾经学眼光鄙薄的艺术特征，直面文学所体现的个人精神，使文章功能与目的不限于经训讽谕，凸显文人剖白心志、表达思想主张、展现才性情感的需要，将文章价值与生命意义紧密相连。曹丕利用文人对于世乱时艰的共感及事功的向往，化用先秦“立言不朽”为“著述不朽”，既转变文人的价值取向，又使文章符合经学价值的要求。 曹丕《典论·论文》中强调的著述观念，及其对作家作品风格的分析与体裁区分，显示他对“文学”有主观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经训讽谕的语境，而是强调不同文体应具备不同的文学特征，此有赖于文学内容、体裁的广泛性方能展开。曹丕收建安七子之文成集既是著述不朽观念的实践，也成为魏晋时期文集编纂与文学批评的先声，但促使其明确提出编纂文集的直接原因，则是汉末以来连年的瘟疫，其中以建安文人“一时俱亡”的瘟疫最为严重。 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云：“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这场瘟疫丧亡者甚众，曹植《说疫气》言：“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曹植的叙述虽带有文学夸饰的色彩，但也反映出当时瘟疫的严重程度，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因此亡故。 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于建安十三年被弃市、阮瑀建安十七年病卒外，其余五子王粲、徐干、陈琳、刘桢、应玚皆因瘟疫亡故，邺下文学集团的一时盛况随之凋伤。感于生命易逝，曹丕认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不朽的价值，无非著述而已，故编纂文集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这场瘟疫对当时文学发展的影响有三：其一，标志邺下文人集团的消亡。曹氏“尚文辞”的政治文化倾向，有意识地召集文人并提供稳定的“骋才”场域。不同于汉代作为文娱消费的文士，汇聚在曹氏身边的“文学侍从”，大多亲身参与政治和征戍活动。《三国志》卷二十一载：“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王粲、刘桢、徐干亦留存行军、咏史之作。他们虽不擅于攻伐治守，但书檄往来、礼乐建设、声威宣扬及树立正统形象却多赖于文人之笔，文人亦透过文事，展现其功业理想与忧时之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