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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文论学者对于张江提出“强制阐释”的意义，都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与估价。周宪的《也说“强制阐释”——个延伸性的回应，并答张江先生》认为，张江的系列论文，“锋芒犀利，观点鲜明，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做了点穴式的批判，直陈其弊端所在，读来给人启发良多。”陈晓明《理论批评：回归汉语文学本体》认为，“强制阐释论”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了独到而犀利的剖析，提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和启发意义的观点。高楠的《理论的批判机制与西方理论强制阐释的病源性探视》认为，“强制阐释论”在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界被动接受西方文论及西方理论的大背景下，拉开了对西方文论及西方理论进行整体性批判的厚重的大幕。法国学者让尼夫·盖兰指出：张江教授对“强制阐释”提出的批评，恰当而深刻。的确，强制、滥用和野蛮的阐释，即所谓过度阐释，以前有过，如今也依然存在。张教授对“教条主义”的谴责也完全合理。美国学者劳伦·迪布勒伊认为张江的看法也与自己的感受不谋而合，他认为：“强制阐释”常常对某一个主题进行语言逻辑上一系列强词夺理的演绎，使得文学文本陷入学术用语的罗网之中。这就是文学的学院研究的僵化。 许多学者认为，“强制阐释”成为西方理论的主导趋向，既有其形成的过程，也有其广泛的辐射。周宪在前述文章中指出：近几十年来文学研究中的种种理论化和理论先行的偏向，已经导致了文学理论的某些弊端和问题，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路径或范式。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可以说强制阐释大约是这个理论宰制时代人文学科研究的普遍倾向。李春青在《“强制阐释”与理论的“有限合理性”》一文中指出：“强制阐释”确实是西方文论中存在的一个极为明显而普遍的问题，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浸润下的各种文化理论，诸如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更是如此。王宁在《也谈场外理论与文学性——答张江先生》中，认为泛文化现象是“强制阐释”背后的历史语境：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的出现并非是进入本世纪才有的，而是早在上世纪后半叶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衰落之后，解构主义异军突起，从而消解了语言中心主义，为文化理论的浮出地表奠定了基础。贺绍俊的《以“文化政治”作为批判性反思的切入口》认为：强制阐释就是一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表现方式。教条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强制阐释显然也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论证方式，是与文学的审美实践相分离。 不少学者认为，“强制阐释论”可能是“中国话语介入当代西方文论价值判断的一个有力尝试”（陆扬语）。“其鲜明的价值立场、宏大的理论视野以及切身的中国问题意识，必将有助于中国文论的建设与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学界同仁进一步拓展其论争空间的理论兴趣与理论信心（宋伟语）。在《文艺争鸣》主办的“‘强制阐释论’理论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了借助“强制阐释论”实现中国文论的力量聚合和“弯道超越”问题。陈晓明说道：很多年，我们各说各话，很难坐到一起就比较高的、比较大的理论展开对话。“强制阐释论”举起了一面旗帜，理论的队伍又聚集在一起。赵勇认为，站在重构中国话语体系的高度，会发现一些以前未曾意识到的问题。朱寿桐表示，应将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理论的资源融汇到当代汉语学术理论、汉语学术风范的建构中去。张清华指出：“强调中国身份、本土自觉，是一条出路，也是一个必要的前进方向。”王宁就此也说道，“中国已经摆脱了在全球化中的被动地位，开始引领全球化潮流，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理论不能走向前沿呢？” 在有关“强制阐释论”的讨论中，还有一些话题由文论的角度延展开来，从“强制阐释”的角度反思古典文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相关现象，也有不少文章就“强制阐释论”存在有的疏漏与隐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