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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编的《当前社会的“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一书，日前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提到“文学生活”，大家都能意会。但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它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涉及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范围很广。专业的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等活动，广义而言，也是文学生活。但专门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是强调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提倡开展“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事实上，普通人每天接触报纸、互联网、电视或者其他媒体，甚至对孩子的学习辅导，自觉不自觉都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文学生活”。在2009年的一次会议上，我曾提出过研究“文学生活”，主张走向“田野调查”，了解普通读者的文学诉求与文学活动。2011年，我到山东大学任教，和文学院同事讨论学科发展，大家都认为“文学生活”这个提法有新意，可以作为调查研究的题目推广开去，为沉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启一个窗口。 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源于我对现有研究状况的不满足。当下的文学研究有点陈陈相因，缺少活力。很多文学评论或者文学史研究，当然也有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在“兜圈子”，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这个圈子里打转，很少关注圈子之外普通读者的反应，可称之为“内循环”式研究。就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来说，研究评论他的文章、专著不少，或探讨其作品特色，或评说其创作的渊源，或论证其文学史地位，很多是围绕莫言的创作而发出的各种论述，极少有人关注普通读者如何阅读与“消费”莫言，以及莫言在当代国民的“文学生活”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是说那种重在作家作品评价的研究不重要，这也许始终是研究的主体；而是说几乎所有研究全都落脚于此，未免单调。而忽略了普通读者的接受情况，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来说，肯定是不全面的。其实，所谓“理想读者”，并非专业评论家，而是普通读者。在许多情况下，最能反映某个作家作品实际效应的，还是普通读者。正是众多普通读者的反应，构成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这理所当然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我们设想从“文学生活”的调查研究入手，把作品的生产、传播，特别是把普通读者的反应纳入研究范围，让文学研究更完整、更全面，也更有活力。这样的研究做好了，既可以为文化政策的实施提供参照，又可以为学科建设拓展新局面。 “文学生活”研究必然带有跨学科的特点。这种研究既是文学的，又是社会学的，合二为一，就是“文学社会学”。这种研究所关心的并非个别人的阅读个性，而是众多读者的“自然反应”。既然是社会对文学的“自然反应”，当然也就要关注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关注那些“匿名集体”（既包括普通读者，又包括某些文学的生产者、传播者）从事文学活动的社会化过程，分析某些作品或文学现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到的结构性作用。对我们来说，这的确是新的学问。“文学生活”研究有赖于运用访谈、问卷、个案调查等方式，通过大量统计数据分析，论证文学的社会“事实”。这和传统的文本分析或者“现象”的归纳不同，要有更实事求是的扎实学风。这样说来，“文学生活”研究还是有难度的，需要具备某些跨学科的知识与能力，超越以往文学界人们习惯了的那些研究模式。我们也意识到了这种难度。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不太擅长开展社会调查，而“文学生活”研究必须靠数据说话，所以我们还得补课，学一些社会学知识，掌握多种研究方法。 关注“文学生活”，也是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引入“文学生活”视野，文学研究的天地会陡然开阔。 不只是现当代文学可以引入“文学生活”的视野，古代文学也如此。比如研究“词”的形式演变，就可以引入“文学生活”的视野。最初的词是伶工之作，相当于古代的流行歌曲，与温柔敦厚的“诗教”相悖，自然不登大雅之堂。后来由伶工之作转为士大夫之作，形式不断更新和雅化，读者“接受”也随之变化，其地位才逐步提升。如果结合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行为”来探究词，就会对其形式变迁看得比较清楚，同时对古人的审美心理也会有更多细腻的了解。古代文学在当代仍然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对有些“接受”现象存在问号。比如当下为何家长都要让三五岁的孩子读李白、王维、白居易的诗，而不一定非要让孩子读郭沫若、艾青的作品？到底其中有什么心理积淀？四大名著对当代道德观念的形成有何影响？这些都是“文学生活”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在处于信息量极大的时期，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发生了很多变化，也给研究者提出许多新的课题。以网络为载体的新的“文学生活”方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以印刷为载体的“文学生活”方式，现在的读者不再是被动的受众，他们有更多机会也更主动地参与到创作活动中，直接影响文学的生产传播。在网络文学的“生活”中，以往传统文学那种强调创作主体个性化的特征在消退，创作主体与受众客体越来越融合。网络文学的生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良莠不齐。这都是新的课题，可以纳入“文学生活”研究范围。“文学生活”概念的提出，的确带来许多新的思考。可以肯定，这将成为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 （作者：温儒敏 系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