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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是中国古代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的图书分类主流，代表着中国古典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虽然“四库学”实际上由来已久，但将其视之为代表中国古典文化的一门学问且正式被提出来是晚近的事情。因此，处于初创阶段的“四库学”要更好地发展，其学科理论的构建与完善、研究队伍的建设、研究平台的打造等，都是摆在面前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前景广阔，但也任重道远。 作为分类方式的“四库” “四库”之名由来已久。唐玄宗时，以甲乙丙丁为序，分经史子集四库，安置长安、洛阳两地所聚书，“四库”由此得名。而经史子集四部确立时间更早，东晋著作郎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时，以甲乙丙丁代表经史子集，并以之为序编撰书目。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以经、史、子、集为名的四部分类法正式确立。其间，虽有其他分类法，但因四分法反映了典籍发展实情，切合学术文化发展的需要，于是官私目录书籍大都以“四库”所代表的经史子集四部著录。四部分类法，唐以后更成为分类主流，到清代乾隆年间则发展到顶峰。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进入中国后，四部分类为主流的图书著录法，方退出历史舞台。 在这个分类体系下，中国的目录学家对公家或私家所藏图书的作者、学术传承、学术价值、优劣好恶等进行论定，也把官方及个人的意志和学术倾向书写其中。一览中国古代以四部分类为主的知识系统与学科体系，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尽收眼底。因此，“四库”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典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 广狭两义的“四库学” 不过，长期以来，四库研究并没有获得“四库学”这个专名。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四库学”概念，是学者针对《四库全书》及其相关著述研究以及有关理论研究而提出的。 直到近年，由于倡议《四库全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这个问题才在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因为，“申遗”需要就《四库全书》相关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其中，澄清学科概念是必须的也是首要的任务。 不过，自《四库全书》成书之日起，对《四库全书》的研究就从未中断。嘉庆四年（1799），阮元仿照《四库全书》体例而编写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实际上是最早对《四库全书》予以补正的著作。清末，出现了三部研究《四库全书》的专著，分别是姚觐元与邓实《禁书目合刻》、邵懿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它们各以其精深的专门研究，引起学界的关注。 民国时期可以说是“四库学”发展大备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代表性著作，如陈垣《四库书目考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杨家骆《四库全书通论》等。据林庆彰主编《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统计，该时期的相关论著多达275种之多，其中不乏见解独到的著作。这表明，这一时期“四库学”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新中国成立至今，“四库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界在《四库全书》及其相关文献的整理与传播、《四库全书》文化研究、《四库全书》数据库、《四库全书》数字化、“四库学”比较研究、“四库学”专学专题、“四库学”的反思与总结等方面的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四库学”发展势头的强劲，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再发掘、再认识“四库学”的新成果也随之不断涌现。可以预期，“四库学”的研究空间和前景都是广阔的。 由上可见，《四库全书》研究发展过程，实际上逐渐超越了它本身，而上升到它所代表的文化层面、理论层面，以及传播实践等方面。再加上《四库全书》典籍总汇与文化渊薮地位，以及四部为序的分类，我们足可以跳出仅就《四库全书》言四库，而及于整个四库体系展开研究。因为《四库全书》之后，古典文化还存在了一段时间，成就也颇丰。还有一些典籍由于各种原因为《四库全书》缺载，亦即《四库全书》并未包罗完古今所有典籍。故而，我们的“四库学”研究，完全可以从广、狭两方面来理解。狭义的“四库学”，可以仅指《四库全书》及其相关著述研究以及有关理论研究。广义的“四库学”，则完全可以凭借《四库全书》所囊括的传统经史子集四部，涵盖中国传统各种学问技艺等，以及在这个体系下所体现出的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中国古典学问实可尽入其体系下。 当然，无论广义或狭义的“四库学”，都承载着中国古典文化，传承着中国古典文化命脉，中国古典文化实可涵括入其体系下。因此，并广狭二义概之，“四库学”，可以说就是研究四库体系下中国古典文化的一门学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