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烛照现实，贵在精神 张江：为什么现实主义文学能常在常新？我认为，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由现实主义所倡导的理念决定的。文学艺术，归根到底，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换言之，是人类处理自身与现实关系的一种方式。而现实主义最本质和最鲜明的特色，恰恰是对这种关系的强调。 白烨：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就曾开展过为期数年的热烈争论与讨论。而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联系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对应着中国新文学以来的创作，跟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俄苏的批判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剥离开来的，是内涵与外延都不相同的两个概念。简要地说，关于现实主义，有偏严与偏宽两种思路的理解。偏严的，在内涵与方法上都持守现实主义的原本要旨，即“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典型性；偏宽的，则主要强调富含人文主义内核的社会性、真实性与向上性统一的基本精神。 我赞同要持守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这一说法要比仅仅在手法上去理解现实主义显得更有弹性一些。现实主义精神，我理解就是人文性与人民性的合而为一，秉持文人的操守与良知，坚持为生民鼓呼与代言，有这样的胸怀与职守，是至为重要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立场，才能在创作中做到“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使作品具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与辨识度。 而与这样一个较高的要求比照，我们的不少作家都有不小的差距。其中最为明显的问题，一是缺少严谨认真的艺术态度，二是缺少烛照现实的理想精神。从而使作品在追求所谓的“真实”中，或目光短浅，看不到远处，或眼光低俗，满眼都是灰暗。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主义作家自身的现实主义造诣，尤其是现实主义精神。 当前，多变而多彩的社会生活，多样而多元的文学手法，使得作家的选择和作品的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充满了诸多可能。但在怎样看取生活，怎样塑造人物，怎样表达情感，怎样传扬精神上，依然有着高下之分、轻重之别。在我看来，最有分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应该是直面人生、直指人心，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不仅为时代所需要，也为读者所喜欢。 与时俱进，守正出新 张江：现实主义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也来源于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发展机制和修正机制。事实上，今天现实主义创作所呈现出来的样态，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已经与最初的现实主义乃至传统现实主义有了很大不同。这种发展中的调适和拓展，保证了现实主义始终葆有独特的魅力。 黄发有：首先，深厚的精神传统为现实主义带来丰富的滋养。从杜甫的诗歌、关汉卿的杂剧到曹雪芹、吴敬梓的小说，都以文学的形式深刻反映现实，成为历史的见证。而“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更是不断地激励当代作家直面现实。这种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积淀在国民的思维模式和审美习惯中，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和作家，推动他们在传承中创新，为现实主义开辟新的领地。 其次，现实主义文学与时代共同呼吸。对时代感和现实性的强调，使得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一种介入性与亲历性，一个作家以自身的生命来见证时代与现实，从不同侧面来揭示现实和真相，这种写作的在场感显得质朴而厚重，往往具有一种直逼人心的魅力。作家对形式的探索能够发掘文学的独特魅力，但逃避现实的形式游戏只会抑制文学的内在活力。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消费文化盛行的语境下，一些深刻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优秀作品彰显了其独特魅力。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旧址》、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优秀作品，遵循着现实主义原则，但又突破了现实主义的框框，既凸现了现实的深层意义，又在更加宽广的背景上将记忆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情感与哲思混合成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在审美建构上达到了整体象征的效果。而且，这些作品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对外在描述和外部冲突的依赖，注重探索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在冲突，通过人的灵魂的折光来呈现外部世界的复杂性。 再次，现实主义的开放性与多样性为现实主义带来创新的活力。现实主义只有表现生活的复杂性、深广度与多样化，才能具有生生不息的动力与活力。作为与先锋文学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文学潮流，新写实小说是对先锋文学偏重形式探索的补充，它在总体倾向上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同时又吸纳了法国自然主义与新小说的某些表现手法，这类作品对于凡人琐事的关切，成为艺术地反映当时世道人心变化的精神窗口。尽管新写实小说也有其审美的局限性，但其开放性姿态却给现实主义带来有益的启示。在当代文学史上，那些真正有独特建树的现实主义作家，往往能够突破既有的文学成规，从而开拓新的文学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