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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这种观点的是中国文学的湘西书写。作为一个极具地域性特色的群体，当代湘西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持续繁荣，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自己精神原点的清醒认知。著名画家黄永玉最近在《收获》杂志连载的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再次把文坛的焦点聚集在湘西。小说以大开大合的叙述风格、宽广的精神内涵、奇异的民族习俗，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的真实景象。新时期以来文学湘军的作家如孙健忠、石太瑞、蔡测海、彭学明、张心平、吴雪恼等，作品都以湘西为背景，构成了文学湘军民族作家的中坚力量。更年轻一代的民族作家，如被称为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田耳、于怀岸等作家，也是聚焦湘西，寻找湘西之美，他们的创作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奖项。孙健忠、蔡测海的《醉乡》《远处伐木声》和《家园万岁》等体现出的含蓄蕴藉、刚柔相济的风格，作品深入到湘西的精神内核。《魔幻湘西》是孙健忠的魔幻系列小说集，小说的素材均为湘西土家族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是民族记忆堆叠成的集体无意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源自本土文化血脉中的固有基因，也是人类精神的叩问。这部小说集从不同侧面刻画出了湘西土家族的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作家深入土家族民族文化的褶皱深处，构筑了地域性与人类性兼具的艺术世界。 湘西作家不但在地域风情和习俗景物方面彰显民族性，而且向更深的层次挖掘。田耳《衣钵》的故事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开始，主人公李可接受高等教育，学习现代科技，最后做了一个道士，作品展现了湘西巫傩文化的神秘力量。黄青松的《名堂经》对成语的解读，是基于当代土家人特有的生命认知。龙宁英的《古歌》重新审视苗族的内心和灵魂。这些湘西作家的原籍均远离湖南省会长沙，生活的地区多被大山阻隔，那里的生活还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面貌相比，这些地域的边缘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湘西无与伦比的优势在文学和文化意义上。在这里，山清水秀、古色古香，一砖一瓦都透露着现代文明丢失的因子。这里生活着苗族、土家族、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丰富多样，民族民间文化源远流长，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欢快优美的民歌、花灯等都形成了独特浓郁的地域文化形态。至于巫神、祭祀等文化活动就更能把现代人带回悠远的精神空间。这些都是湘西人的心理寄托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投射，凝聚着湘西人的汗水、热情和理想，是湘西文化最原始的基因，直接映射着湘西人的集体无意识，更能体现湘西的民族精神。它就像填满了湘西全部内容的容器，容器里的内容固然重要，而容器的本身质地同样重要。小城建筑、吊脚楼群、墙漆斑驳的门窗、石狮石兽及石鸟、屋檐破瓦等等都构成了湘西的有形外表。祠堂、四合的庭院、临空戏台则承载着湘西人的文化理想，也承载着作家关于湘西的全部想象。石板路和吊脚楼这些民族地区特有的风物对其他作家来说可能意味着陌生和惊喜，但对湘西作家而言，这是天然的，是他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山一水，一树一木，皆为生命，而非寄托在历史和典故中的外壳，不需要借景生情，不需要感慨万千。他们用自己的毛孔写作，以原乡作为自己的精神原点，为读者开辟精神的栖息之地。 地域文化和国家主题文化从来就是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如何使两者之间辩证统一在每个作家身上，会有不同的答案。沈从文认识到了国家主流文化的主宰地位，同时又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精神原点和文化之根在湘西，他找到了国家主题文化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共通点，他的作品总使读者能在湘西的风土人情之外，感受到精神上的共鸣。新时期以来，湖南作家的湘西书写亦是如此。放眼全国，很多民族作家也是在原籍中成长，而后又离开原籍到区域或者国家的文化中心城市，在两种文化的交融中思考、纠结、平衡。所以对于民族作家而言，既不能讳言国家主流文化的统摄力，但更应该认识到原乡的精神原点性意义。 （作者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2015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研究》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