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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在围绕翻译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讨论中，各界基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共同目标呈现出相互对立的观点与立场。媒体和翻译界部分学者将葛浩文的翻译定性为“连译带改”的翻译并加以推崇，同时将这种“不忠实”的翻译方法视为译介中国文学唯一可行的翻译策略，据此呼吁更新翻译观念；文学界却对葛浩文的翻译多有批判的声音，对翻译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发挥的作用也颇有疑问，认为在语言与文化的隔阂下译介并传播到国外的只能是中国文学的“象征性文本”或“影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回应质疑并澄清某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翻译方法甚或翻译模式等问题展开进一步思考：一是翻译的忠实并非仅在于语言和文字层面，无论在翻译观念中还是在翻译行为中，对忠实性原则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同的层面和维度；二是任何翻译方法的运用都渗透着译者对翻译本质、目标与价值的主观理解与认识，对原著的删改远不是中国对外译介中必然采用的方法或模式，而是翻译观念作用下译者的一种选择；三是翻译作为一个充满选择的过程，究竟删不删、改不改以及如何删、怎么改，都需要译者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判断、进行选择，其背后折射出的正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责任意识；四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接受语境和读者接受心态两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和不平衡性，因此，在目前阶段，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译者在翻译中有必要对原著进行适当调整，使之在更大程度上契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视野。 翻译史一再证明，文学译介活动具有复杂而丰富的内涵，而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语言、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客观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背景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尤其凸显出无法避免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等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将葛浩文式的翻译方法绝对化、唯一化和模式化，甚至据此质疑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念，这恐怕是有失偏颇的，也无益于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深层次意义上来讨论翻译的作用和价值等根本性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