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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批判的文化经济学》并未停留于简单的宏观价值判断，而是通过对马克思相关大量原始文献的爬梳、分析，贯穿着对西方当代相关理论针锋相对的批判立场。通过对马克思有关金银美学属性论述的梳理和辨析，该书第三章清理出了与金银一样同时具有审美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的文化符号产品的分析框架，即“使用价值(关乎审美属性)-交换价值(关乎商业属性)”。同时又对法国当代著名理论家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曲解和批判，进行了具有学理性的辨析和反批判。鲍德里亚的时髦理论，在我们学术界要么被奉若神明，要么只被“中性地”阐述，而该书通过学理性很强的辨析，揭示出在后现代文化研究中尤其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文化研究中，“使用价值”被否弃——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考察文化符号商品的自然维度、美学维度被否弃，而“交换价值”被转换成了“符号价值”——这种理论运作的重要后果是：模糊乃至掩盖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符号经济在“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二重性上所体现出的内在对抗性，进而也就遮蔽乃至否弃了人类社会生产可以不按交换价值的逻辑而按满足人的生活需要(使用价值)进行的可能性——而马克思“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二重性分析框架，就不仅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对抗性，同样也能够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符号经济的内在对抗性，马克思相关思想依然具有极强的理论有效性和现实针对性。 最后，《批判的文化经济学》具有清晰而系统的理论思路。如果说第三章是从物品的角度讨论了当代文化符号经济的“内部”关系的话，那么，该书第四章则是从活动的角度分析了作为“符号经济”的文化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外部”关系。该书指出，对文化与经济高度交融所形成的文化符号商品的生产与消费等，马克思固然没有过多的分析和探讨，但其两大部类理论涉及社会的“总产品”、“总生产”，为讨论文化符号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而“消费资料”又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两小部类——相对于维持基本生存的“必需品”，文化符号商品显然属于“奢侈品”——这就是文化符号商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基本定位。再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社会“总生产”的时间由“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两大部分构成，其中“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社会的“必需品”，而包括文化符号商品在内的“奢侈品”与“生产资料”则是“剩余劳动时间”的产物——这其中，如果说“生产资料”是“剩余劳动时间”之“实体化”的产物的话，那么，文化符号商品则是“剩余劳动时间”之“符号化”的产物。由此而来，该书把社会“总生产”的时间结构概括为：“实体性的剩余劳动时间(生产资料)-实体性的必要劳动时间(必需品)-符号性的剩余劳动时间(奢侈品)”。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特点就是：“实体性的必要劳动时间”与“实体性的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缩小，而“符号性的剩余劳动时间”则相对增加，也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生产”中的“符号性”因素增加而“实体性”因素相应减少。马克思对文化商品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符号化确实没有直接论述，但对商品在流通领域及发生在金融领域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符号化则多有分析，并且强调这种“符号化”同时意味着对实体经济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的“扣除”。同样，文化商品的“符号化”同时也意味着对“剩余价值”的“扣除”。如此，该书也就在两大部类、两小部类之间的关系及其中的剩余价值的流转中，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符号经济作了清晰的社会定位。在第三、四两章分析的基础上，该书第五章围绕“剩余价值的流转”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符号经济作了集中的批判性分析，认为资本运作最重要的特点是“为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自我增殖”，相应地，也就拒绝人的其他活动分享剩余价值，其中重要表现之一就是阻碍剩余价值向包括“自由的精神生产”在内的自由王国的流转，进而挤压个人自由发展所需的剩余财富(剩余价值)；另一表现是挤压底层大众维持生存所需的必要财富，进而激化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冲突，在另一向度上又激化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冲突。该书最终强调：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人类遭遇的种种困扰依然与资本封闭性的“自我增殖”密切相关，而这又突出表现在资本当代新形式即“文化符号经济”上。 如果说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19世纪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内在对抗性及由此形成的种种社会对抗，那么，《批判的文化经济学》则试图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日趋膨胀的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符号生产的内在对抗性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冲突、生态冲突。该书最重要的理论创获之一也就在于重新焕发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依然具有的巨大力量，有力地回应了当代形形色色的马克思过时论，对于在盛行各种时髦西方理论的当代学术生态中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等有重要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