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归有光全集》，[明]归有光撰，严佐之、谭帆、彭国忠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960.00元 归有光文集的编纂史 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归有光文集的编纂和刊刻，主要有三股力量在做：一是归氏家族，二是书商，三是归氏粉丝们。 归有光刚去世，他的子侄们就开始编辑其遗文：两个儿子在昆山编，形成昆山本；一个侄儿在常熟编，形成常熟本。这两个本子互有异同，但都不全，归氏遗文还有十之八九未被收入。 归有光的孙子归昌世与钱谦益交往较密切（钱也非常钦佩归有光，自言受其影响很大）。昌世子庄，为牧斋门人，央其从叔请牧斋编辑归氏文集。这个本子动用了归氏家藏遗文，数量几乎比旧本多出一倍。但是，钱牧斋编辑时有主观改动，归庄并不完全认可，有时提出自己的疑问，有时自己也做改动。归庄的做法，引起著名文人汪琬的极端不满。汪琬与归庄通信几次，反复提出不当改窜，归庄不予理睬，反而在私下说汪琬另有动机。汪琬觉得归庄不可理喻，就撰写了《归文辨诬录》三卷。归庄编集未完就去世了，由徐乾学与归庄的儿子、侄子一起完成。这个本子虽然问题很多，但流传相对较广。归有光的孙子，还有一个叫济世的，可能不满于以前所出的集子，就自己编了一部《震川先生未刻稿》，二十五卷，现保存在上海图书馆，未见有刻本传世。 第四代中，有旁系归起先。据载，钱、归编的集子，毁于绛云楼之火，赖副本保存。归起先找到归庄抄写副本，又到牧斋处请求让他在常熟出版。牧斋也觉得所编这些文字有问题，与归氏风格有些隔膜，只同意出版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其他的，就留在家塾中保存。 到了第五代，归有光的玄孙归玠，在刻字工人那里看到钱、归编集时的抄本《凡例》，有8则之多，其中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就去找堂叔归起先，归起先则拿出另一册《凡例》，只有5则，说是来自钱谦益的儿子绣林，显然是归庄最后的定稿，便大喜过望，把钱牧斋的《凡例》放在前，反而把归庄的《凡例》放在后，重出了一部集子。 旁系中还有归朝煦，大概认为他的那些长辈们所出归集不够全、不够好，乾隆年间，自己出了一部《震川大全集》，从书名看，仿佛是要盖过此前所有本子。 第二股力量是书商。归氏去世后，就有翁姓书商编辑出版其集，但进度缓慢，因为知道归有光儿子们也在做。但据说归有光托梦给翁氏，催促他加快速度早日出版，否则集子就被涂改完了。翁氏得梦后很快完工，还专门撰写一篇祭文，祭告归有光，其中叙说了这件事情。这个本子，就是万历四年翁良瑜雨金堂本。福建也有一个归集，书贾所出，但具体情况不明，连归氏子孙都没见到。 第三股力量就是归氏粉丝们。喜爱归文的人很多，他又桃李满天下，在嘉定安亭讲学，在其他地方为官，都有文章流传在当地以及弟子们、粉丝们的家乡。其中，有个张姓的，非常喜爱他的文章；还有个朱姓的，也是归迷。张姓的儿子汉瞻，做了朱姓的学生。朱姓老师编成《震川先生别集》，有300篇之多。归庄听说后要看这些文稿，朱氏不同意。等到归庄编的集子出版，《别集》中有一半左右未被收入。后来，张汉瞻到昆山授徒，又搜得遗文数十篇，一直想与《别集》一起出版，未找到机会。康熙四十三年，湖北人王橒到嘉定做官，也是归迷，汉瞻就把这些遗文献给王橒，王橒请人校对刊刻。将要完工时，邑人苏含如又献出家藏归氏策论一编，是归有光另一孙子驭世手抄，经过汉瞻鉴定，无一篇伪作，便编入集中，成为《补刊震川先生集》。当然，归集还有其他出版者，还有选本等形态，在此不一一叙说。 《归有光全集》的编纂原则 归氏家族是归集出版的主要力量，但也正是因为家族内部为家族利益妄加删削改动，给归集的编纂刊刻造成极大混乱。这是我们编纂《全集》时面临的最大困境和挑战。 在综合考察归集编纂史并做了大量调查之后，我们确定两个编辑原则：凡不能证伪者，即入编；尽量保存原貌。 多数全集编纂都宁缺勿滥，我们难道有意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是。因为在细读了归有光文集之后，发现他是一个被历史、被文学史严重遮蔽的人物，人们一般所知道的归有光只是一个散文家，单纯得很。其实，撇开政治观点、政治作为不说，仅仅从保存的文集看，甚至从他被人忽略的诗歌（清代人甚至认为他不能诗）看，归有光是一个山高水深的人物，他的散文、诗歌，都有极强、极深、极厚的经学、史学、子学背景，而他在经、史、子三方面的修为和成就，完全被集部（甚至缩小到散文）所遮蔽、淹没，所以，要全面、深入地了解归有光，必须还原他的著述全貌，经史子集都包括在内。 但这又谈何容易！经部唯一存世之作《易经渊旨》，被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权威著作所否定，史部仅评点《史记》和《三吴水利录》被肯定，《通鉴标题摘要》少见于公私目录，子部《诸子汇函》同样被认为是伪书，《兔园杂抄》也少见著录和认可，怎么办？经过仔细考证和辩证，我们发现归有光经史子的著述，并不能否定。于是，分工由各人撰写考订文字，考证它们为归氏著述的合理性。这些，在每部书的《校点说明》中多有交代，此处不赘。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限于时间和篇幅，《校点说明》并未展开考证，比如《易经渊旨》这部书，现存刊本是归朝煦所刻，此人是归氏旁系后代，还编刻过归有光的文集《大全集》。家族刻书毕竟不同于坊间刻书，说归氏家族刊刻归集有删削、改动、遗漏则可，说他们妄认归氏著述则不可，因为那无异于妄认祖先。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出版这样一部书也并不能盈利。所以，单凭这一点即可见这部书的真实性。同时，《说明》中只据当代学者吴正岚发表在《周易研究》上的文章，称早于归朝煦刊本而引用归有光《易》说的，只有明张振渊的《石镜山房周易说统》，该书引归氏《易》说7条，有5条不见于《震川先生集》而与《易经渊旨》同。其实，明张次仲《周易玩辞困学记》中，10次引用归氏观点，有8条不见于《震川先生集》而见于《易经渊旨》。 另如《通鉴标题摘要》，这部书是有问题，但问题不在真伪，而在序言上，它署时为“万历岁次戊寅孟春既望”，这个时间，归有光已经去世，不可能再写书、写序。但这不能成为否定其真实性的证据。戊寅其实是丙寅之误，丙寅为嘉靖四十五年（1566），归有光61岁，前一年刚刚结束长达20多年的“八上春官不第”的噩运，终于考中进士，此年到长兴任县令，这是他第一次为官，也就是《序》中所说“筮仕”，所谓筮仕，即初次为官，这与归氏仕宦经历完全吻合。而出现这个错误，显然是刊刻者造成的。此书标曰《新刊通鉴标题》，全名曰《新刊全补通鉴标题摘要》，新刊者，说明此前已有刻本；全补者，就是刊刻者吴腾奎《跋》中所说：“近得震川归先生所纂辑《通鉴摘要》，余阅而校补之，以便初学。”吴跋署时为万历戊寅，便把归氏原来只标干支的作序时间，也写成了万历戊寅（六年，1578）。从内容看，这部书最关注《通鉴》的“古今事迹之成败，国家治乱之几微，人物臧否之疑似，制度因革之纤悉”（《序》），这正是归有光思兹念兹所在，是其一生精神所贯处。但这些内容，因《通鉴》部帙浩繁，“欲一一穷之，非初学小生所能遍识”，他这才仿前人“节要”方式，进一步“摘其关键，挈其要领”，成为“标题摘要”。从体例看，全书前有《历代帝王传授之图》，以明正统与非正统；次以《通鉴总论》，与评点《史记》前之有《史记义例》，《文章指南》前之有《总论》一样。在《总论》后，以及正文每一则“标题摘要”后，都有“论策题意便览”，多寡不等，这是该书最为人诟病处，不但降低了书的价值，易被人作科举书想，而且因此否定它为归氏所辑的真实性。但我们也正从这一点上认为它是归氏所辑。不要忘记，正是在长兴任上的隆庆元年，即嘉靖丙寅次年，归有光充浙江乡试外帘官，受主考官委托，代出策论题，现《别集》保存有完整的《隆庆元年浙江策论四道》，将四题的关注点与《通鉴标题摘要》各“论策题意便览”对读，与《序》中所言“古今事迹之成败……”对照，即可发现其相关相似性，如第一题“问：自昔帝王立极垂统，为后世计，如禹有典则，汤有风愆，文、武有谟烈，其子孙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飨国长世，周过其历至于八百年。汉、唐而下，盖莫能比隆焉。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略）微言至论，为今日圣天子之绎思者，可得而详言之欤？”以归氏老于春闱，长于各种科考文体，尤其关心策论而言，以他次年在顺德府任“专辖马政”而关心历代马政进而撰《马政议》，为太仆丞而编《马政志》这一贯做法看，在长兴县任上编一部《通鉴标题摘要》有何不妥？ 至于《道德南华二经评注》，在《震川先生别集》卷七与沈敬甫书简中，有这样的文字：“《庄子》书自郭象后，无人深究。近欲略看此书。钦甫有暇，可同看，好商量也。”所谓“无人深究”，岂非自己要深究？而《兔园杂抄》，在《补刊震川先生集》中就有《兔园杂抄引》，前面说过这是经过张汉瞻辨伪之后入录的，也可证其真实性。 再说第二个原则：尽量存真。这主要是针对集部而言。集部包含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及新增《补刊震川先生集》《震川先生未刻集》（国家图书馆藏抄本）《震川先生未刻稿》《震川先生制义》四种，其中文、诗、制义都做了补遗。尤其是诗歌，原来仅有117首，我们补遗了50首，使归氏诗歌达到160余首，形成可供研究的规模。此外，还首次发现了归氏词，虽仅有1首，但弥足珍贵。 四种新增集，与原文集都有一定的重合；四种集子之间，也互有交叉。为什么不剔除重复，而将异文在校勘记中说明？我们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尊重历史。归集大多以“全集”“新集”“大全集”等面目传世，这些重复的文章及其异文，每一次都以“未刻”“未刊”而问世，总有编者认为不应该剔除的充分理由在，应该予以尊重。二是一旦仅仅将重复文章中或多或少的异文写入校记，其重要性、价值将大大降低。如邬国平先生根据上海图书馆藏《未刻稿》中《女如兰圹志》非常少的异文，考证、还原归氏生平中一段重要的事迹，加强了人们对其名作《寒花葬志》的理解。如果把这样重要的异文降为很少的几个字打入校勘记中，很难想象会取得这样好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