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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范畴：新的范式关键词 基于对“范式”核心功能及其与“理论”概念之间的关联关系的理解，笔者提出三种新的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以供思考，即记忆范式、空间范式和文化政治范式。这三种范式的提出同样基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语境及文学现实的多面相反思：记忆范式是时间层面上的，突破了以往学界关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分隔，努力维持一种理论生产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空间范式是空间层面上的，不同于传统理论以本质主义、同一性或文化中心主义来为理论划界，试图凸显边缘、地方、底层、少数族群等多元化的文化表现；文化政治范式则为人类的精神、社会和文化生活层面上的，超越于用话语、文本、叙事等学科建制特征较为明显的概念来分析当代文学理论生成体系的方式，尽可能展现这一系列文学文化生产、消费及市场运作背后的实质性特点。 记忆范式。记忆因其与时间的本质性联系而成为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的核心。在时间维度上，20世纪的文学及文化研究最常见的就是对“现代”及“后现代”理论的征用。“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精神奠基于启蒙精神，源于康德“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6]的吁求中所要求于主体的能动性。因此，“现代”同时又是一个动机概念，具有结构性及本源性的特征。虽然不同学科对“现代”之起始点及其本质的界定不同，这个概念自身也不具备某种同一、固定和核心的内涵可以使其自我论证，但它整体包容的特点及其含混暧昧的边界赋予这个概念无限的生机。以“现代”为关键词，以现代现象、现代属性和现代意识为依托，我们可以粗略地建构一个有关社会、文化和政治理论探索的框架，也可以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文化与文明”、“乡村与城市”、“共同体与社会”、“世俗与信仰”、“物质与精神”、“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群体”、“道德现实与物质文明”等多组二元范畴来大致概括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文化转型、宗教危机、艺术批判等在现实世界遭遇到的问题。 在众多传统的二元范畴中，“传统与现代”应当是最基本的一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任何学者意欲考察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发展，都不能不以现代为其基本的话语语境和思考的参照系。这是现代的魅力，它既从主观的角度为人类探究自身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如此切近且体己的入口，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记忆范式的形成和转型。而学界对“后现代”则颇多争议。后现代精神奠基于解构精神，主张去中心化和差异化，就像法国学者利奥塔所声称的那样，是后现代要“对总体性开战”，“让我们做那不可表现的事物的证人；……激活分歧，挽救它的荣誉”。[7]显而易见，从现代理论到后现代理论，正是一个不断加强文化的反思与自省的过程。然而，作为对现代理论的修正和解构，后现代理论的发展轨迹仍然是与现代理论一致的。也正因此，利奥塔甚至通过分析“后现代”之“后”的复杂含义，将这个过程推演到一种回还，即他所言“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8]“‘后现代’的‘后’字并不意味着一个恢复、闪回或反馈的运动，也就是说，不是一种重复的运动而是一种‘ana-’的过程：一种分析、回忆、神秘解释、变形的过程，以详述一种‘原初的遗忘’。”①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用理论的演进来拯救理论的危机，那理论最初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呢?我们在关注理论发展的同时，是否也忽略了更能切近理论本质的理论来源呢? 因是之故，我们提出记忆的理论范式。记忆既是任何理论创造的心理源头，又是社会文化的现实建制；是一个有创造价值的生产系统，而不是被动记录人类个体历史和集体历史的机械机制。正如美国史学家雅各布等人在《历史的真相》中所揭示的那样： “19世纪留下的历久不衰的一个教训是，人类行为总是发生在制度和文化的结构——强有力、无所不在、隐而不现的结构——范围之内。人类这探究意义的强烈愿望，也是在传统、规范、默契的界限之内抒发，正如人类的生殖和谋生行为，必须沿着习惯、风俗、法规定下的路径进行。这些制度上、文化上的结构约束着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行动，从早晨对镜子刷牙到晚上卧床看小说，无一例外。历史学家必须先重新构想这些社会结构，才可能诠释历史记录中所描述的人类活动。如果因为这些结构的导引作用和塑造力都是隐形而难懂的，或是因为上述作用影响太多而可能阻挠叙事的流畅，历史学家就予以忽视，那就等于放弃了重构历史实在的重任。” 而“史学的希望和难题，都出自它与记忆的联系。有希望是因为，记忆证实过去的客观实在性。人们的记忆经验证明，过去曾经存在，也因此确认了重构过去事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记忆满足人类追求意义的渴望，进而引诱人们利用历史来美化自己，粉饰过去，安定人心，为所作所为正名。”[9]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研究文学理论的发生发展，避免了单纯纠结于“现代”或“后现代”理论等概念间的抽象差异，也超越了对所谓“中心”、“本质”或“普世价值”等意义的追求。记忆范式注重的是理论的建构过程、历史的表述方式及传播途径，以及文学、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多重关系。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谁的记忆”、“谁来记忆”、“记忆什么”、“如何记忆”、“记忆是否可能”等。与之相关的理论来源及议题可以包括：口述史与口传文化研究、传记与自传理论研究、叙事学理论、符号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创伤体验与文化伤害研究、诗史关系论、新历史主义理论或历史哲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历史与社会理论等。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理论的生产和发展，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宏大体系，这可谓近几年学界理论研究的一个热思路。我们可以在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探寻到记忆研究兴起的缘由。 空间范式。从现实层面来看，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众多社会生活问题无不与空间密切相关。表面看，也许空间只关涉到一间房屋、一个广场、一条街道、一座城市等等，但其背后却折射出远为深刻的教育、利益分配、商业运营、城市改造、环境保护等众多属于文化建设的实质性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就曾精辟地指出：“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都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型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像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10]空间也是一种思维图式，为我们思考自身及其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框架，从而也确立了不同的标准。 空间是一个多面相、多层次的理论概念，自1974年列斐伏尔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揭示出空间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之后，空间理论就越来越为世界各国学者所推崇。中国学者童强认为，“空间与时代的焦虑有着直接而本质性的关联”，因此“需要一种我们的‘空间哲学’，即从我们的语言、背景出发对空间做出思考，并给予某种解释，使空间如‘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般地置于一种汉语话语意识的敞亮之中”。[11]空间是一种充满政治意味和实践性的生产结构，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形象创造与资本扩张、跨国生产与消费、资源流通与共享、信息沟通、技术发展等社会文化现象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产物，空间受制于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和人类干预；作为一种力量，空间又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着人类的各种行为。对空间生产的关注，已从各个角度被纳入到文学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从空间范式的视角重新规划下列这些理论研究，如视觉文化、语图关系、身体研究、文化地理学、日常生活研究、生态研究、都市文化研究、全球化理论、马克思主义、海外华人文学和华语传媒研究、地缘政治学，以及9·11之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学术转向。 文化政治范式。“文化政治”的概念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标志着文化和政治的结盟，或言“文化的政治化”及“政治的文化化”。当政治具有了文化的形式，或文化的独立性与普遍性受到政治介入的强烈影响，人类的生活世界及精神世界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的社会语境下，文化政治的关注中心从宏观世界转向微观世界，从“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越来越与国家、民族的政治规划结合起来。这种种含混暧昧的混杂现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研究，并使传统的理论范式失效。借用文化政治范式来研究“后”语境下的文学发展及理论演变，就是要为文学领域深入引进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资源，扩展文学理论研究的外延，实现理论独立和理论创造的可能性。与此相关的理论资源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日常生活研究、文化人类学、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民族文学、传媒研究等。 当然，文化政治与文化的独立性并不相悖。作为当代政治的一种主要形式，文化政治的形成主要缘于“‘后现代’景观下的政治以其多样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之名抛弃现代政治的单一和同质，通过突出偶然性、临时性、可变性、实验性、转换性和变化性来实现政治的历史化、语境化和多元化”。[12]但是，文化毕竟不同于政治、经济、法律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行动中，文化都可以以其独特的方式作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它可以包容性别、族群、国家、地域、血缘、制度等多种差异化的因素，使自身成为一种整体性的身份建构。正如中国学者单世联所归纳的：“‘文化政治’不是指文化可能具有政治功能，也不是指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它既可以巩固社会的控制，也使人们可以抵制与抗争这种政治。”[1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可断言，文化政治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无意识和政治无意识的“混血杂生”，它至少涵盖或超越了以往我们所说的话语政治或身份政治，而更具有理论范式的价值。 文化建设或文学理论体系的搭建毋庸置疑是一个宏大命题，但理论反思却可以构成我们微观学术生活的主要内容，加之理论失效和范式危机的时代焦虑，以及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现实意义，对发生问题的语境进行整理，并尝试提出新的和有效的解决方式，对于我们每个学者而言，就是迫在眉睫的工作了。记忆范式、空间范式和文化政治范式的提出只是笔者对此工作进行思考的一个路径，也是笔者希望能够克服传统文学理论的某些局限性，并结合理论的历史而对现实经验进行凝练和提升的一种努力。尚需继续努力的当然是要以范式为切入点，辨析以之为中心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理论家族及相关概念、思潮、流派，试图建立新的理论规范，寻找富有学术内涵的新的理论命题，为新出现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现象提供圆满或合理的解释，在多维度的比较中拓展文艺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创生既有世界视野又有民族特色的诗学话语体系，为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及有效性正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