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一些偏激的文学批评往往容易引起轰动并在声势上盖过那些既唯物又辩证的文学批评。近些年来，这些偏激的文学批评在偏颇的文学批评观的推动下形成了不小的气候。一些文学批评家在这种偏颇的文学批评观的影响下自言自语，拒绝与作家平等对话。 有些文学批评家极为赞赏德国当代文坛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批评家赖希-拉尼茨基的文学批评观，即真正的文学批评，就必须做到一针见血、毫不留情，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就必须唾弃为人要厚道的庸俗哲学，甚至认为毁掉作家的人，才配称文学批评家。这种文学批评观要求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时唾弃为人要厚道的庸俗哲学是可取的，但要求文学批评家毁掉作家却是很不可取的。如果文学批评只是毁掉作家的推土机，那么，文学史还能留下作家吗？这种以毁掉作家为天职的文学批评是无益于中国当代文学的。 文学批评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感悟，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的理论批判。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既有对文学作品意蕴的发现，也有对文学作品缺陷的批判。这两个方面在文学批评时可以偏重，但却不可偏废。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不少文学批评家都没有兼顾这两个方面。一些文学批评家在文学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中被现象牵着鼻子走，鱼龙不分，盲目肯定，不管作家写什么，都照单全收。这种浮夸的文学批评大多是实话、真话和切中肯綮的话半句无，而空话、套话和隔靴搔痒的话则连篇累牍。而另一些文学批评家则强烈不满这种庸俗的“文人相亲”，推崇颁发作家“死亡证书”的文学批评，认为颁发作家“死亡证书”是文学批评家的一项天职。这就从一个极端转到了另一个极端。尤其是一些文学批评家从狭隘利益出发，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悼词”满天飞。这些文学批评之所以被指责为“酷评”或“毁人不倦”的文学批评，是因为它只看到了现实与艺术理想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它们的联系。其实，文学批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不取决于文学批评家，而是取决于文学批评对象。如果文学批评对象值得肯定，文学批评家就应该毫不保留地肯定；如果文学批评对象不值得肯定，文学批评家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否定。也就是说，科学的文学批评既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一些文学批评家不是践履这种科学的文学批评观，而是先验地规定文学批评家的立场，难以公正地准确地把握文艺批评对象。这些过于纠缠于文学批评家的姿态的文学批评观是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危机的。 文学批评虽然依赖于文学批评对象，但对文学批评对象在文学史上的命运却有着重要影响。那些肆意解构的文学批评对作家的文学史形象是有很大损害的。在文学史上，不少作家在不同时代的地位都是不同的。这种作家地位起伏升降的变化不仅与一些文学批评家的认识深浅有关，而且与一些文学批评家的不断解构分不开。虽然一些文学批评家的解构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伟大作家作品的存在，但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却可以削弱这些伟大作家作品的影响。文学批评家李美皆在2013年9月5日《文学报》上就尖锐地批评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文学批评家对作家丁玲“负面”形象的塑造，认为这种对晚年丁玲的解构，损害了丁玲的文坛形象和文学史形象。这就是说，虽然丁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丁玲自身的文学成就所决定的，但文学批评家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丁玲的文坛形象、文学史形象。而那些肯定阐释和深度开掘的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优秀的文学作品进入经典行列，至少可以避免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长期搁置在文献资料架上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在文学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在文学批评家的肯定阐释和深度开掘中进入经典行列的。19世纪上半叶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问世后，既引起了一些人的热情赞美，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冷酷辱骂，甚至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认为果戈理长篇小说里的一切优良的东西都“淹没在胡闹、恶俗和废话的混合里面”，“这部长篇小说里占压倒地位的低劣趣味和恶劣腔调”，“语言和文体是最不规则而野蛮的”，等等。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有力反击这些攻击的同时深刻地阐明《死魂灵》的价值，认为“果戈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死魂灵》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如果那些肤浅的人在果戈理小说中只看到可笑的因素，喜剧性的因素，尤其在《死魂灵》中只看到“是笑死人的东西，并且有些地方是过分夸张的”，那么，别林斯基则看到了果戈理小说所唤起的不是轻松的、欢乐的笑声，而是痛苦的、辛酸的笑声，即这笑声包含多量的辛酸和悲痛。即“《死魂灵》的意义、内容和形式，是‘透过世人看得见的笑和他们看不见、不明白的泪，对生活特定范围的观照’。在这里面，正是包含着果戈理喜剧作品的悲剧意义；这使它脱出了普通的讽刺作品之列”。《死魂灵》是艺苑中一部极其伟大的作品。(参见《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92页。)别林斯基不但消除了人们片面的狭隘的思想、习惯、成见，而且推进了俄国文学批评界对果戈理文学作品的深刻认识，并打扫了俄国文学的前进道路，推进了俄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而俄国文学新时期就是在别林斯基等伟大文学批评家的推动下到来的。因此，不少文学经典作品在文学历史上虽然曾经遭遇一些文学批评的质疑、否定和曲解，但最终确立这些文学经典作品地位的却不是这些质疑、否定和曲解的文学批评，而是那些肯定阐释和深度开掘的文学批评。当然，这种肯定阐释和深度开掘绝不是过度阐释，更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文学作品的敞亮与去蔽。 在中国当代文坛，正如作家王蒙所概括的，我以我语戏九州的胡说八道巧言令色正代替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深邃与悲苦，掷地喷饭的段子代替着掷地有声的思想，即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的颠倒局面来领，标新立异却并无干货的忽悠和炒作的井喷，哗众取宠的薄幸儿大量出现。(参见王蒙的《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读书》2013年第10期。)如果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不是力推优秀的文学作品，那么，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很难凸现出来。而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批评成就主要不在于他抨击和清除了多少平庸的作家作品，而在于他发现和推出了多少优秀的作家作品，并在这个基础上作出了多大的理论贡献。然而，中国当代有些文学批评家却不太重视甚至轻视文学批评家的这种理论批判，因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中无所适从，往往是跟着感觉走，贴着现象跑，甚至自相矛盾地赞誉一些作家作品，不能引领中国当代文学有序发展。 中国当代社会正在从以学习模仿为主的赶超阶段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创造阶段。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应积极推动尊重艺术原创的审美风尚的形成，勇于提出并在理论上完善与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时代相适应的审美理想。随着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不少优秀的作家(还有艺术家)与时俱进，进行了艺术调整。这些作家深刻地认识到作家不能始终局限在自我世界里，否则，就会丧失对社会的思想能力，甚至堕落为社会的弃儿。他们从执著于表现自我世界和开掘人的内宇宙到超越狭隘的自我世界，自觉地把个人的追求同社会的追求融为一体，在人民的进步中追求艺术的进步。他们从甘居社会边缘和自我矮化到抵制和批判文学的边缘化发展趋势，勇立潮头唱大风，自觉地把自我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有机统一起来，在时代的进步中追求艺术的进步。中国当代作家的这种艺术调整应该得到文学批评家乃至全社会的赞赏。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这篇论文中曾经指出：“一切艺术家都愿意受人赞赏。他的同时代人的赞誉乃是他的酬报中最可珍贵的一部分。”(《论科学与艺术》，卢梭著，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页)这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对作家艺术进步的这种赞誉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可以促进作家创造出更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应该全面把握和热情地肯定作家的艺术进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作家作品缺陷的抨击上。正如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只有发现、肯定和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这种艺术进步，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成熟和伟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