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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魏巍，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他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流露出的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曾经激励、鼓舞了几代人。作为一名作家，魏巍也是一位创作的多面手，除了文艺通讯外，作家在诗歌、散文、小说、文论等领域创作也颇丰。他的“革命三部曲”之一《东方》曾经获得1983年茅盾文学奖。耐人寻味的是，时隔二十几年，当我们重新阅读魏巍的作品时，发现其中值得回味与深思的东西少了许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前后阅读的巨大反差？笔者以为从文学经典的生成这一问题出发或许能得到索解。 关于“经典”，古今中外对其启含义的阐释，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其恒久的权威性与典范性。文学经典，一方面指称一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又集中体现了文学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本质特征让文学经典获得了无限阐释的可能，也使其保持了经久不衰的魅力。那么，经典是如何确立的呢？除了丛书的出版、文学史的撰写、文学评奖之外，学校的人文教育也是文学经典确立的重要一环。入选人文教科书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经典性的认证，而且也意味着它必将对读者的阅读与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需要在教育的普及中不断对其经典地位进行固化。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我的老师》先后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特别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被收录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样本。此外，翻开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谈及20世纪50-70年代中国革命战争题材作品时，魏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忽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巍的一些作品具备了经典性。 如果说作家的创作赋予了文学作品以独立的生命，那么，当这部作品进入社会层面之后，它的命运走向便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格局。事实上，绝大多数作品都会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只有极少数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与舆论的关注，进而有可能迈入经典的行列。这些令人瞩目的极少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其中所涉及的正是经典的标准问题。关于经典标准却众说纷纭，因人而异。有的学者认为，“经典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还有人从作品的“审美价值”、“原创性”、“民族文化特征”等层面评判经典。布鲁姆则从文学的审美价值出发，强调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些说法虽不尽相同，却揭示了经典的某些本质性特征。但是，当我们以这些标准为准绳去衡量文学作品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作品符合经典的某些标准，却被剔除在外？而有些作品似乎差强人意，却被列入了经典？这难道仅仅是标准的差异？在论者看来，这里面其实涉及了经典与经典的生成问题。当我们谈及经典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讲经典的标准问题，这个标准其实是关于经典的本质特征，或者可以将之称为“经典性”。它是一个静态的、共识性的东西。当我们以这样一个常识性的标准去衡量身处变动不居的历史中的文学作品时，自然会对其中的变异与错位产生种种匪夷所思的感觉。相对于经典性这一静态的参照而言，经典的生成则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着话语博弈的结果。正如杜卫·佛克马在《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比其他更平等》中指出的，“所有的经典都由一组知名的文本构成——一些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的个人支持下而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由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言明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经典的生成不仅与经典本身的标准与规范有关，而且也受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系统的制约，是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纠葛、渗透与调和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