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帕蒂古丽刚到余姚时，不到三十，我们也都二十七八模样，都是花样年华。成群结队涌到古丽家去吃手抓羊肉饭的文化猎奇者里，我肯定是其中一个。照维吾尔族的习俗，手抓羊肉饭是不用筷子和调匙，古丽生怕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食客太过惊奇，还是把藏着的筷子和调匙拿了出来。我之所以一直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从中透露出，一方面她感到与南方生活格格不入，要努力以洋葱、孜然和羊肉保持她的“文化”，另一方面，她又非常善于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平衡。那时古丽刚生下儿子毛旦，我们住一个小区。不知什么缘故，毛旦开口比别的孩子晚，古丽有些着急，后来不知是谁宣布，毛旦会说话了。原来这小子会拿余姚腔的土语脏话骂人了。这个事，古丽在书里已经讲到了，后开口完全是一种夹在多种语言中间无所适从的失语，他是用脏语对余姚话这种他陌生的语言发出嘲笑和反抗，然后在这种嘲笑和反抗中，他掌握了一门方言。维吾尔语里的古丽是花朵的意思，这朵花儿从北方到南方，汉语的读和写都如此精纯，难道她的舌头、手指真的跟我们不一样？ 在南方生活二十年之后，出于自我身份确证的焦虑，帕蒂古丽开始她的大梁坡系列散文的写作，把它视作一次精神的还乡。为什么十几年前不写，现在去写？我想只能这样去解释：人到了一定年龄后，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尤利西斯一样，千方百计要返回故乡去。古丽的同乡、散文家刘亮程说过，人活过了三十，就开始往回走了。我愚钝一点，离开余姚十多年四十岁后也感觉在往回走了。古丽自己也说，在南方她时常感到自己是缺失了部分身份的人，她渴望找到自己确切的身份，尤其是离开故土后，身份意识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离开得愈久，就愈想迫切地知道我是谁。 书里叫大梁坡的这个村庄，它真实的地理位置在北疆塔城地区老沙湾。村子很荒凉，都是黄泥小屋，村外有一条苦水坝河。作者在那里一直长到十八岁离开。这些古丽在书中都已告诉了读者。古丽在回望这个村庄时的一个叙事策略，是使用了大量的第二人称。一本230多页的散文集，前面的130页全是一望无际的第二人称“你”，这实在是非常冒险的一种叙事。我们能够接受第一人称的主观热烈，也习惯了第三人称的超然全知，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人称叙事的作品总给人一种矫情、虚伪的感觉，几乎从没有写好过。古丽在这本书中的“你你你”是我迄今看到的最成功的第二人称叙事。开始阅读时我略感不适，大概读到30页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时间深处的那个村庄已经天老地荒，对古丽来说就像爱情一样珍贵，她无法容忍第一人称闯入的一览无余，而时间背后的那个“你”———也就是过去的她自己，恰恰成了最好的对话者。这种与“你”之间的对话关系，这种被形式主义批评家称之为“陌生化”的叙事策略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使之能够承载得起回望断裂了的那段生活的不可承受之重、之哀恸，纸间不光有泪光，也回荡起了笑声。 (责任编辑：admin) |